孫滌

　　1981年底赴美留學，初抵舊金山的次日，我就去“朝覲”了斯坦福大學。登臨作為校園象征的胡佛塔頂峰，環視校區，規劃精整，注重對仗，有法國式庭院之趣。建筑則為西班牙式，紅瓦黃墻，類似修道院(Abbey)，使人油然感覺到有一股求知的活力在靜謐中脈動。

　　斯坦福大學成立于19世紀末，在美國諸多名校之中算是后起之秀。它之所以能夠在短短數十年內躍為頂尖學府，和其所處的地理環境有很大的關系：在舊金山以南約90公里，瀕臨太平洋。由于加利福尼亞暖流的恒溫作用，得天獨厚的宜人氣候非常吸引人，對于功成名就的碩學大儒來說，尤其是他們功成名就后教學憩息的理想去所。這也許是使斯坦福大學、洛杉磯的加州理工學院、以及舊金山的柏克萊加州大學這三所加州的大學足以和整個美國東部高等學府相抗衡的地理之利罷。

　　學校的創辦人斯坦福家族早年開發橫貫美國的鐵路，聚集了億萬財富，不意獨生子立蘭德英年病夭，于是決意盡散家財來創辦學府。小斯坦福的病故，世界上少了一個紈绔子弟，卻開發出一股智慧的源泉，這豈非斯坦福大學的天時之利?

　　除了把校園建得美侖美奐，更延聘一流學者主持其事。斯坦福大學的首期學友中就出了一位杰出人士，采礦工程師胡佛。此人曾到中國開探煤礦5年，之后又去主持蘇聯早年的賑濟救援，最后入主白宮，成為胡佛總統，但在30年代大蕭條時期被搞得焦頭爛額，黯然下臺讓位于小羅斯福(見所附照片1中的胡佛塔)。

　　今秋我又來訪問斯坦福大學，依然深深為它所吸引。胡佛

圖書館對中國研究的書籍收藏宏富；學校博物館所收集的法國雕塑大師羅丹的原作之多，恐怕除法國外沒有哪個學校可出其右的；斯坦福的理學院、法學院、醫學院、工學院、乃至歷史、經濟、人文學科無不名列世界前茅。即使在體育上它也表現卓越，老虎伍茲曾是該校的

高爾夫隊員；說斯坦福的游泳和水球等項目是全球之冠并不為過。不過斯坦福令人最感興趣的是其師生所蘊涵的創業精神。打初建時，它在校園里就一直涌流不竭，1950年代后這種人和精神更有了輝煌的迸射。

　　斯坦福第一代創業成功者之一的惠普公司，就是師生合作的杰作。工程學院院長泰門支持兩個學生：休萊特和派卡創辦惠普公司(HP，取兩人名字的首寫字母而成，據說乃由兩人投硬幣而決出先后排名的。)惠普公司的企業精神舉世有口皆碑，1938年創立至今已有六十幾年，始終生氣勃勃。即使在硅谷這樣后浪推前浪的淘沙競爭中，它仍是一棵常青樹。泰門教授此后一直傾注熱情于學校教育和企業生產的結合，在他的有力推動下，斯坦福大學捐贈土地，在1951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工業研究園區。這個貢獻非同小可，它不但是硅谷的發軔點，而且在觀念上成了全世界其他所有應用技術研究園區的楷模。

　　斯坦福大學無論在課程設置、教授科研要求、技術轉讓和學生素質培訓，都有其獨到的地方，工程學院和管理學院的表現尤其驚人。1986年是美國高科技創業大獲豐收的一年，世稱“八六屆”。那年上市的有微軟、甲骨文和升陽(Sun Microsystems)等多家高科技企業，其中包括“斯坦福三杰”：升陽、硅谷圖象(Silicon Graphics)和思科網絡硬件公司。這三家公司均由斯坦福師生共同創建，其市值之和已超過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80年代初在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的一棟樓里，幾個教授帶領學生各自成立小組，紛紛攻關。在二樓的一組后來創立了硅谷圖象，在四樓的一組催生出升陽，而在地下室苦干的另一組最終演變成思科公司。有一位美國著名的創業投資家，也畢業于斯坦福，曾夸稱當時要找投資良機，可說是不費吹灰之力，到斯坦福校園里去拉人就行了。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不少人在當地籌組金融投資基金，提供創業資本，組合各種人材，策劃發展戰略，推波助瀾，穿針引線，把學子們源源不斷地鍛造為創業家和發明家，令美國和世界的產業更上層樓。例如，雅虎的楊致遠便是斯坦福的博士生，在創業過程中得到過老師校友們的諸多幫助。學校提供給他電腦設備，讓他充分實驗自己的想法，直到每天訪問雅虎的人超過五十萬人次，幾乎令學校的電腦為之停擺。聲名大噪的互聯網搜索引擎Google也出自幾個斯坦福的畢業生之手。他們所開發出來的算法和軟件系統是如此的超群卓拔，每天訪問Google網站高達到三億人次，而Google所連接并頻繁更新的網站竟有60億個之多。Google已成為新高科技創新企業的領頭羊，來重振網絡經濟的輝煌。有人粗略統計，認為如果把有斯坦福大學師生參與創組的企業的價值合并在一塊兒，作為一個經濟實體，排名應當在全球前25位。

　　這和斯坦福大學的校風拾密切相關的。校園文化放任甚至鼓勵學生“不務正業”，造就了Yahoo、Google 等大批創業者，有力地推助和拓展了學生的心胸眼界。許多學生在校期間就具備了廣泛的就業和咨詢經驗，尚未畢業便被企業和研究機構延攬。不少學生畢業后甚至在讀書期間就喜歡在小的新創企業打拼，寧要認股權而不理會高薪，所以二三年之內頓成了百萬富翁的不在少數。

　　學校刻意培訓學生結合工程技術和管理經驗，務使他們成為經世致用之材。例如電腦系最吃香的一門課(CS198)，是培訓低年級電腦課講員的課程，能夠選修到那門課的必須是表達清晰，組織井然的學生。這類訓練旨在補工程師內向木訥，偏忽溝通的缺失。企業對修過CS198的學生自然很有興趣，尤其是對負責協調該門課的學生，更愿以高薪羅致來幫助物色人材，因為他們實際了解哪些同學是有能力，能在管理上挑得起擔子的。校方對教授的考核也很有彈性，不但允許教授做實用性的研究，也不限制他們進行創業的摸索。這類脫離“象牙塔”的舉措在不少高校可能要被貶斥為“不務正業”，而斯坦福大學卻特別開通，并盡量提供方便。這種開通和其后的良性反饋很有關系。創辦惠普公司的兩名校友都是慷慨、熱心公益的高尚之士，對母校的回報不遺余力，并且常常提攜學弟。在斯坦福的校園里，到處可以看到校友的捐贈，實驗室、學術講座、獎學金，真是難以勝計。就連不是校友的蓋茨和其創業伙伴艾倫也各捐贈一棟樓連帶其中設施，其目的之一是要促進高素質技術人才的培養，畢業后能夠去微軟公司服務(見所附照片2中蓋茨中心)。還有一些高手，自愿到學校兼課，例如畢業于柏克萊加州大學的英特爾總裁格羅佛博士就曾在斯坦福商學院講授戰略管理，他的名作《臨深履薄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Could Survives)就是他當時授課講義的一部分。

　　所以，在斯坦福這種開明氛圍中，優秀的學者教授→高素質的學生→企業的聘任或個人捐贈→研究和教學經費→更拔萃的教授→更前沿的研究和課程計劃→更高品質的學生→更多的高薪聘任及個人捐贈，螺旋般地正向升展，生生而不息……

　　在我返回國內服務的幾年里，民揚兒獨自勤學不輟。他在17歲那年從UCLA以榮譽生畢業，隨即進入斯坦福大學繼續他的博士課程。看到民揚在斯坦福充任助教，對年長于他的英才學生進行輔導時的自信，也懷著自己疏于對他的教養督導之責的歉疚，特書此短文，殷切希望民揚兒和更多的大陸學子能夠浸潤在斯坦福校園天時、地利、人和之中，尤其是能得益于它的創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