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滌

　　過了鼎沸的1967 年，學生都必須返校參加“文革”，隨著工宣隊和軍宣隊的進駐，“法紀”的執行變得嚴格起來。1967年整年我行了幾萬里路，遍及大半個中國，把革命烽火全然置于腦后，若沒有大串聯的難逢時機，要體驗祖國的壯闊山河是斷無可能的。本人所在的中學乃上海的市重點，極端講究階級路線，幾乎沒有“異類”能夠入讀，全班約四十人，除一個“資產階級出身”，我則以“準黑九類成分”名列倒數第二；加之學�！奥搫印辈�獗，理應受到同學專政的管制。

　　1968年被逼回到學校宿舍，每周只能回家一次。不久我就發覺感到枯索的絕不止我一個：宿舍里不少同學在偷讀“閑書”，從封存的學校

圖書館里散落出來的。經央求，我交換到的第一本是李丹先生譯的《悲慘世界》第二冊，從第二部“珂賽特”開始。讀后的感受只能用“震懾”兩字來名狀。雨果對滑鐵盧戰役的描寫，內伊元帥的鐵騎沖殺酣戰，康布羅納將軍對英軍勸降的輕蔑回答，都令我大為震動，文字竟能有如此魔力。此前我喜愛的小說都是傳統的，如“三國”“水滸”“說唐”一類，對僅讀過的“勾里奧老頭”也印象不佳。傅雷先生卅年代初譯巴爾扎克，文氣滯塞，尚未入味，與五、六十年代在“邦斯舅舅”等的傳神譯筆不可同日而語。我從此對洋文學是敬愛有加。雨果描繪冉阿讓攜珂賽特逃脫圍捕，越墻遁入修道院的一幕令我終身難忘：沙威一伙像獵犬般步步緊逼，在厲聲喝阻和重重黑影中，冉阿讓背貼墻角，用自己的手肘和腳跟奇跡般地攀登十數尺的高墻，從黑暗勢力中升華……以后我看凡是由巨作改編的影視片，“悲慘世界”“戰爭與和平”等等，包括關于滑鐵盧的，都覺得徒成蛇足，不看也罷。

　　工軍宣隊不久就覺察到學生“私讀”的暗流，派出糾察隊四出清剿，被查處的學生十分狼狽，非但要認罪受罰，還得檢舉書的來源。怎奈良知既被喚醒，著魔似地渴望讀書。當時的宿舍極為簡陋，除了幾張上下鋪的鐵架床，幾乎一無所有，糾察隊隨時的突查，任何東西都無所遁形。我以一個“天才的發明”來應對，至今暗自得意。宿舍房門上原本的小窗，磨砂玻璃早已被搗碎，釘上了木板遮蔽。我在門的里側加按一方木板，但不釘死，這樣兩層木板之間便形成一個小暗箱，依門的厚度，大致可以存放二、三本書。一聞不善來者的聲響，便立即躍起，滑動里側的小木板，將書藏在暗箱里。大概是缺乏想象力，糾察們從來沒有注意到門上竟然還會有個小保險箱，于是我得以讀書依舊。在暗箱的庇護下，我用了三個月讀完朱生豪先生的“莎翁全集”。這套書是一位朋友的朋友的珍藏，劫后的余燼，碾轉借閱，自是彌足寶貴。我小心翼翼，每周換一冊來讀。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愷撒大將》，劇中勃魯圖斯在刺殺愷撒之后，對羅馬民眾演講，解釋他用死亡懲戒愷撒稱帝野心的原委時指出，“有誰愿自甘卑賤，不愿做羅馬的自由民，而愿做愷撒的奴隸？”民眾頗為所動。然而他剛離開，同為愷撒部將的安東尼一邊稱自己既無智慧，又無口才，一邊卻大肆忽悠群眾。他最有力的一招是詭稱愷撒留下遺囑，要在死后把產業分送給羅馬民眾，每人可得75元。民眾頓時被激成暴民，狂呼為愷撒復仇。最具點睛之妙的是接下來的一幕，旁述羅馬激憤的白熱化：詩人辛納在路邊被暴民截住，因為他和謀判者之一辛納同名，便不由分說被就地正法的場景。

　　《愷撒大將》寫在四大悲劇之前，但在朱生豪的集子里排印幾乎在最后，我讀此劇也已接近“莎劇閱讀工程”的尾聲，至此對莎翁佩服，無以復加。我當時猜想，莫非莎士比亞真經歷過英國的“文化大革命”不成，否則他對群眾的了解何其如此入骨三分？莎士比亞是不是這些偉大戲劇的真實作者，在歷史上始終是個迷。當時就有人質疑，以莎氏的經歷教育，怎么可能會有如此超凡的眼界和深邃的洞察，依據之一便是他不可能寫出《愷撒大將》，人們懷疑幕后的作者應當為牛津伯爵德威爾。

　　1969年學校徹底關閉，年輕人頂著“知青”的名義被驅往農村接受再教育。我不巧(或適時)得了急性肝炎，等到返回上海治療時，GPT已高達1600以上。住院后一天，就有一病友因GPT過高而病故�；叵肫饋�，當時我能夠坦然面對死亡陰影的是帶到病房的書，高植先生翻譯的《戰爭與和平》第三卷�？峙乱咽艿絺魅静《镜恼慈�，書主已斷了索回的念頭，因此它陪我度過了幾個月的病榻生活。從反復誦讀，我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托翁作為現實手法的巨匠是無與倫比的，他文思高卓、文氣磅礴，文體清朗、文字雄健，與雨果、莎翁有如三座高峰并肩雄峙。《戰爭與和平》從第三卷開始，有托翁對歷史動力和權勢互動的大段夾議，曾引起不少人的非議。如法文大師福樓拜對此就哭笑不得，以為全屬累贅；托爾斯泰本人也曾游移不定，在書的各種版本里前后幾度取舍這部分的內容。后來我才明白，按以賽亞·柏林的著名論文《狐貍和刺猬》的見解，托翁是一頭多智的狐貍，盡管他愿意自己是只深邃、執著、追求單一目標的刺猬。我卻以為，即使托翁本人有心成為刺猬，也必不局促于一只作家刺猬，他的終極關懷和博大胸襟必不止于文學，小說不過是他目標的一個載體而已。他在答復英國評論家羅斯頓的信中曾說，“我對自己是一個重要作家深表懷疑，……我真的一點都不知道百年后是否還會有人讀我的作品，……因此我不想處于可笑的地位。”一百年后，為他的文字所折服、為他的精神所感召的，決不止像我這樣一個失學失業而瀕臨病死的青年。我特別喜愛他的議論。托爾斯泰對歷史偉人(以拿破侖為典型)的評述中認定帝王們不過是歷史的奴隸，權威越高，越受制于各種力量的擺布，越不自由。而他的論斷“歷史，即人類的不自覺的、共同的、群體的生活，利用帝王生活的每一分鐘作為達到各自目標的工具，”也一再得到了歷史的驗證。當時的我所要追求的固然不只文字的偉力，而當時的處境，又何嘗允許人們憩享文字一端呢？從《戰爭與和平》開始，我對托翁的文章可說是有一篇讀一篇，引為精神的北辰，他的“天國在你的心里”成了我的座右銘。終其一生托翁致力驗證“上帝與人父子般的關系，人與人兄弟般的關系，” 假如沒有天父，何來人和人的兄弟般的關系？總之，在父子反目、夫婦成仇、朋友之間互相揭發陷罪以求自保已成為通例的當時，人莫可奈何地墮入到無賴的境地，我從托翁的文章中汲取了莫大的信念力量。

　　以不尋常方式讀的書尚有幾本，再舉一例以為追憶。開放前的信息鉗制真如鐵桶般嚴酷，稍不慎，即可墮入圇圄。偷聽國外新聞，所謂“敵臺”者，一遭猜疑，即有牢獄之災。而在鄉間務農，地處偏遠，能逃避城市里的嚴密電波干擾，所以知青中有不少自制短波接收器，來突破障礙獲取信息。我當年自制四管(晶體管)的收音機，并繞制了一個短波線圈，以便在農村的宿舍里收聽“美國之音”之類的“敵臺”。因為是眾知青合住的集體戶，唯恐室友們覺察，故意把短波線圈少繞數圈，靠手捏緊一根拖線才能補足電容校準到目標電臺，手一松，電容隨即變更。夜闌人眠時帶上耳機，捏緊引線，“美國之音”就清晰傳來；一有狀況只需手一松，電波便跳回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波段上去了。如此這般，在文革中的幾年里，竟能持續接收“反革命信息”而未遭禍害。我打著哆嗦聽到的諸如“林彪元帥在外蒙墜機”和“毛澤東的遺孀在政變中被囚禁”之類的特大消息，都比大眾早得多。

　　“美國之音”每天晚上在教授“英語九百句”之余輔以閱讀節目，由何立達女士朗誦馬克•吐溫的“湯姆·索亞歷險記”。從湯姆為了逃學被波麗姨母拔掉牙齒，到誘人刷墻賺取利潤初具領導人氣質，到與哈克一同和印第安老約斗法，到獲得意外之財被法官收養，最精彩的是哈克在密西西比大河上遨游和探監老父親，在在令人神往。何女士清新曼妙的聲音至今歷歷在耳，我也曾因之遐想她皎好的面容。后來到美國

留學，才有人告知，何女士已是六十上下的老嫗，覺得頗為有趣。但不經意間，我的英語水平大有長進。1981年底留學，在美國補考 TOEFL，我的考分幾乎到了六百，在同校百余名大陸留學生里是僅有的高分，不能不說是遠程電子教學的一項副產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