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建才

　　經濟學到底是不是一門科學的爭論由來已久。據說在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時候就有很多人因為認為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而極力反對，最后還是在瑞典重量級學者岡納·繆爾達爾(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極力保薦下得以成功。艾克納主編的《經濟學為什么還不是一門科學》收錄了許多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為什么不是一門科學的看法，其中不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真知灼見。

　　姚洋教授的《經濟學的科學主義謬誤》(《讀書》2006年第12期)一文，曾在網上廣泛傳播，影響很大。他從另一個視角反思了經濟學的科學主義謬誤，這個視角跟經濟學為什么不是一門科學的爭論很不一樣。具體差別在于，他側重于強調以經濟邏輯代替深入的社會、政治和歷史分析的謬誤(經濟學帝國主義的過度擴張)，傳統學者側重于強調用數學公式替代深入的經濟分析的謬誤(數學帝國主義的過度擴張)。我們要反對的不是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擴張，也不是數學帝國主義的擴張，而是它們的過度擴張，反對的是任何形式的“皇帝的新裝”。當然，經濟學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數學的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但不管是數學還是經濟學，作用再大也不能到“包治百病”或“包辦一切”的地步，作用再大也要有一個自身的“作用邊界”。

　　至于經濟學為什么不是一門科學，我想談的是經濟學對“約束條件”的選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把秩序分為三種：自然秩序、人為秩序和自發秩序。他認為人類社會屬于自發秩序而不是人為秩序。物理、化學等學科之所以是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處理的是自然秩序。在自然秩序里,學者們選擇的約束條件基本上不會隨外界發生變動，所以在邏輯推理下得到的結論很容易具有普適性，從而看上去很“科學”。在人為秩序里，我們很難找到哪怕是短期不變的通用約束條件，所以只能進行描述性的“案例分析”，這種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雖然可以把事實記錄下來，但很難有普適性的結論，所以看上去很“藝術”但是不“科學”。在自發秩序里，我們可以找到一些相對而言短期不變或長期不變的約束條件，所以處于這個領域的學科(比如經濟學)的科學性處于“自然”和“人為”之間。人類的主動性會改變人類面對的約束條件，約束條件的改變又會改變人類的行為，這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對此過程的一個詮釋。馬爾薩斯的預言(“馬爾薩斯陷阱”)之所以失效，就是因為他在分析中選擇的約束已被人類打破。經濟學理論不可能像現實中的約束條件那樣改變得那么快，這就必然會造成“運用經濟學模型方法來解釋人的行為同經濟學方法的機械性之間的脫節”。用林毅夫教授的話說就是，經濟理論只能“刻舟求劍”，但“刻舟”和“求劍”是分開的兩個過程。經濟學之所以永遠無法成為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最關鍵的原因就是經濟學處理的是變化著的約束。

　　至于經濟學的科學主義謬誤，我想談的是“威斯康星傳統”。“威斯康星傳統”和“芝加哥傳統”有很多一樣的地方。在《制度經濟學三人談》中，姚洋教授(秉承威斯康星傳統)的分析進路在很大程度上跟汪丁丁教授和韋森教授(秉承芝加哥傳統)的分析進路很不一樣就說明了這一點。威斯康星學派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是布羅姆利(著名學術期刊《土地經濟學》主編)，其專著《經濟利益與經濟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論基礎》由上海三聯書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好幾版。布羅姆利教授批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的一點就是，用經濟效率對制度變遷進行分析屬于循環論證，因為是制度結構賦予成本和收益以意義并決定這些成本和收益的發生率，是制度安排決定了什么是效率，因此我們不能在尋求經濟效益的基礎上提出制度變遷模型。如果僅從經濟學的理性角度出發思考問題的話，經濟學的理性很容易被濫用，這種濫用的最終表現就是經濟學的科學主義謬誤。經濟學科學主義謬誤和哈耶克意義上的“科學的反革命”雖然不同，但有相通之處，所以有必要把它們聯系起來。

　　經濟學的理性被濫用的一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在理性不及的地方使用理性進行分析。哈耶克所批判的計劃經濟“致命的自負”就是因為計劃經濟試圖“超前”使用理性。蘭格的回應所聲稱的計劃經濟在經濟學上是可行的，其不可行的地方已不屬于經濟學的分析范圍，本質上是拐彎抹角地承認了計劃經濟的不可行，因為人類社會的真實生活不光是經濟學的世界。達龍·阿塞莫格魯(Acemoglu)用“理性倒推方法”對西方國家為什么在19世紀逐步擴大選舉權覆蓋面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社會嵌入的否定，這跟阿瑪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的進路很不一致。奧利弗·威廉姆森認為非正式制度、慣例、傳統、信仰等會形成社會嵌入，這些社會嵌入構成了原始意義上的約束。一旦社會嵌入發生了變化，人的行為也會跟著發生變化，這不是效率還是非效率的問題，而是社會約束改變的問題，“理性倒推方法”根本就不能識別這個環節。你不能容忍不符合社會規范的事情存在，但這并不意味著這樣的事情沒有效率。當年美國南方的奴隸制度不是因為沒有效率才被廢除的，當年英國工廠的童工制度也不是因為沒有效率才被禁止的。僅從理性角度出發是得不出這些結論的，如果非得用理性和效率進行分析的話，只能是“出力不討好”，跟“算命大師”的行為無異。

　　理性和效率僅是問題的一方面，我們不能試圖用這個方面涵蓋一切。這時候需要從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尋找新的約束條件，然后把這些約束條件囊括到經濟學模型中，也只有這樣，經濟學帝國主義才不會過度擴張，經濟學的“專業精神”才不會在經濟學家的“冷酷”中喪失。國外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盛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想為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擴張尋找跨學科基礎，而不是用理性假設“一竿子捅到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阿克洛夫在《一個經濟理論家講述的故事》的引言里說過：“經濟模型僅僅考慮‘經濟現象’的這個不成文規則，以及把經濟主體視為個人主義的、自利的最大化者，不僅限制了經濟理論的適用范圍，甚至使得經濟學專業在某些情形下顯得特別荒謬可笑。”

　　姚洋教授認為，回歸歷史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出路，歷史學復原和解釋大尺度的歷史，經濟學復原和解釋短期發生的歷史。表面上看，他的這個提法實際上是要我們重新回到價格理論的老傳統，重視調查，重視事件的本來面貌，重視解釋而不是預測；實際上遠不只是這些，經濟學研究要放在歷史的大背景中進行。這樣做有兩個好處，第一是可以考察我們要研究的現象是不是歷史上的重要現象；第二是考察一下我們的研究方法和相關結論是不是具有歷史一致性。一篇好的經濟學論文要具有邏輯一致性，在邏輯上要自洽，但光考慮邏輯自洽性還不夠，還要考慮歷史一致性，跟歷史事實明顯不符的經濟學論文算不上上乘的論文。

　　(作者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