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英

　　明代文豪袁宏道講過一個故事，說曾有一位書生攜仆人向太行山行進，仆人粗通文墨，見道旁石碑上書有“太行山”三字，誤讀曰“太形山”。書生以為可笑，告之曰:“讀杭，不讀形”。仆人不以為然，爭辯不已。書生道:若前面遇到有識之士，我們請他作一公斷，誰錯了輸一貫錢。走不遠，見一老學(xué)究正給童子教書，書生趨前請教，并告以主仆打賭一事。老學(xué)究答曰:讀“太形山”是對的。仆人聞之，歡呼雀躍。書生不得已付給仆人一貫錢，但心里甚是不服。離開老學(xué)究走了不遠，書生復(fù)返回再問老學(xué)究:先生以傳道授業(yè)立世，怎能如此錯謬？老學(xué)究答曰:寧可讓您輸一貫錢，也要“讓他俗子終生不識太行山”！故事的結(jié)尾讓人驚愕。表面上看，老學(xué)究不像主人那樣批評那仆人，但其實老學(xué)究的態(tài)度是一種更刻薄的批評。

　　由這個故事聯(lián)想到，時下有一些文人、“學(xué)者”，常常下筆萬言，不知所云，整個一“不識太行山”的仆人樣；更有寡廉鮮恥的欺世盜名之徒，七分經(jīng)營，三分抄襲，以文字壘就了進身階梯。這些人往往只聽得好話，聽不得批評。誰要批評他們，諸如“心理變態(tài)”、“小丑”、“盜版者的幫兇”這樣的帽子便從他們的手里拋將出來。這種情形似乎越來越成為一種風(fēng)尚。如果我們抱以寬容的態(tài)度，對他們的“硬傷”、“軟傷”一概不予理睬，便宜了他們倒算不上可惜，要緊的是害了大眾。晉冀間的那個“太行山”，眾人當然曉得，任無知的仆人怎樣犟嘴，眾人也不至于跟著學(xué)舌。但是，知識領(lǐng)域的“太行山”，眾人大多不甚了了，而像無知仆人那樣的文人、“學(xué)者”又不甘寂寞，常常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更有善于煽情者，不遺余力地蠱惑大眾，腐蝕著大眾智慧。如果任憑他們搖唇鼓舌，總有一天太行山會變成“太形山”。

　　防止知識界墮落的辦法是展開批評，而眼下批評者的處境似乎岌岌可危，批評工作好像見不得人，尤其在批評涉及名人的時候，批評者免不了挨一頓臭罵，甚至有時還要冒一定的風(fēng)險。

　　令人不安的是，一些受人尊敬的人士也不習(xí)慣批評，尤其不喜歡刻薄的批評。我曾讀到文化界頗有名氣的一位先生議論批評的文章，文章的字里行間流露出對批評者的不屑。這位先生以著書為文必然出錯立論，來貶斥批評者。作為批評者，當然是要挑錯的；越是名家的錯，挑起來越具有刺激性。這位先生還講了一個故事，說歐陽修等一幫名士曾原諒蘇東坡的錯誤，以此證明凡大家不僅不究小錯，還欣賞那種無傷大雅的小錯。又拿福樓拜的話當擋箭牌說，大作家往往不在乎語病，文筆不佳，而這正是大作家的美妙之處。其實，故事中蘇東坡說“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一看就是夸張之語，算不上什么錯，只不過引經(jīng)據(jù)典的文人不習(xí)慣而已。至于福樓拜的一番話，根本不足為訓(xùn)。

　　著書立說難免出錯，批評家也難免刻薄。一些人動不動說什么只有中國文人才容易刻薄，好像外國文人就寬容，就通情達理。此論實在不確。別的不說，美國大社會批評家凡伯倫就是一個很刻薄的人。叔本華在批評別人時也很刻薄。

　　對某一類文人、“學(xué)者”的批評，我看該刻薄的還是要刻薄。刻薄出智慧。刻薄使被批評者難堪，要他們不再以為國中無人而信口開河。大凡批評者對某一位人士采取刻薄的態(tài)度，多是胸有塊壘，不除不快。以我的經(jīng)驗，凡是名不副實的“名人”，遲早會領(lǐng)教刻薄的批評。最近我讀到楊早先生批評余秋雨的文章，甚為痛快，要是由我來寫，還要更刻薄一些。

　　實際上，對名副其實的學(xué)者、名人，批評者大多是不會刻薄的。從維熙先生的筆下曾經(jīng)議論過老舍先生，因為在1957年那樣特殊的政治氣候下，老舍竟指責從維熙的作品“煽動農(nóng)民造反”，要不是首長有異議，不把從維熙送到斷頭臺上才怪！但是從維熙先生沒有刻薄，因為從普通人的眼光看，老舍也是人，說點無人信的過頭話，也算是保護自己。而且老舍的文章的確做得好，又遠不具有那種大文痞翻手云覆手雨的本領(lǐng)，誰還會對他刻薄？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農(nóng)村發(fā)展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