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是人類生產力發展的根本目的之一。閑暇時間的長短與人類文明進步是并行發展的，勞動時間進一步減少，閑的地位進一步提高，這是走向未來經濟高度發展的必由之路。

   勞動和生活的平衡

　　近一二十年，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我們正在進入普遍的有閑社會。

　　在發達國家，進入普遍的有閑社會要比我們早許多年，因此，西方學者早在一個多世紀前就開始關注人的休閑生活，探討“勞”與“閑”的關系，認識“休閑”的價值，這方面的研究已經形成了較系統的理論體系。

　　閑是同社會生產力密切相關的事物，生產力的發展意味著休閑生活的增加。“閑”是生產力發展的根本目的之一。閑暇時間的長短與人類文明進步是并行發展的，勞動時間進一步減少，閑的地位進一步提高，這是走向未來經濟高速發展的必由之路。

　　10年前，“休閑”一詞開始走進中國公眾的生活里，那時，中國已經開始實行每周5天工作制，雖然長期以來，我們對“閑”充滿了偏見。但是如今“休閑”是人們使用頻率最高的詞之一，在中國城鄉的任何一個角落，我們都能發現這樣的字眼，看來，社會進步不會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只要科學技術不斷地向前發展，普遍有閑的社會就會向我們走來。

　　休閑研究在中國是一個正在被拓荒的學術領域，作為一個新的社會文化現象，休閑對人的日常生活結構、社會結構、產業結構以及人的行為方式和社會建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休閑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科學問題和哲學問題，還是一個社會文明問題，國家競爭力背后的支撐力量是體制、資源、文化等，正是在這一社會背景下，全國一大批專家學者已經加入到這支拓荒的大軍中，加快了中國休閑研究的步伐。近年來，一批頗具學術水準的學術制作不斷問世，中國休閑研究的力量正在崛起。

　　我國外交領域資深前輩、中國聯合國協會理事、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全國委員會工商委員會主任陳魯直的著作《民閑論》，以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圍繞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思想精髓。直接以馬克思著作原文中考察馬克思“關于閑與人的全面發展”的許多精彩論述，這在中國還鮮為人知，作者在著作中展現的許多新思想、新觀念都是非常有價值的，在此，我們對個別章節進行了部分摘編整理。

　　—編者話

　　英國著名的哲學家、數學家、散文作家和社會活動家羅素在他的著作《懶散頌》中這樣描述：“我建議把工作時間減少到4個小時，我不是說剩余的時間必須花在純粹的無所事事上。我的意思是一天工作4小時應能使一個人得到必需品和生活的基本舒適條件，剩下的時間應屬于他，他覺得怎么恰當就怎么用。”馬克思說，自由時間就是每個個人從智力和社會層面上自由發展自己的時間。因此，自由時間也就是自己支配的時間，它本身就是財富，部分可以用來享用產品，部分用于自由活動。

　　上個世紀末，歐洲提出了勞動與生活平衡的口號。雖然“生活”二字還不能概括人的全面發展，但已從縮短工時的斗爭中提高了一步。盡管勞動與資本在這方面尚難協調，從剩余勞動向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轉化，歐洲可能會走在前面。

　　減少工時，增加就業

　　20世紀70年代在資本主義的所謂“滯漲”危機之后，出現了所謂全球化的趨勢，但失業人數居高不下。國際勞工組織《2004年全球就業趨勢》說，2003年全球失業和尋找職業的人數估計達到數億人，青年失業率最高，達到14.4%，為全球失業率6.2%的兩倍多。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國家認為4%的失業率就算充分就業。20世紀70年代起，這個界線就被突破了。

　　對于這種狀況，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甚為不滿，有人提出了分享或者重新分配現有就業的主張，認為應該把工時縮短，使失業者和現有就業的人分享工作。這就是說，單純的縮減工時的要求已在向前發展。現在是要改變一部分人勞動過度和另一部分人找不到事做的現象了。

　　工人認為，生產率和產出的提高帶來的只是“不增加就業的增長”，這對就業工人和失業工人都不公平，因此現有的工作應在就業者和失業者之間重新分配，達到共享。縮短工時可以把現有業務重新分配。資本家認為新技術的采用和生產率的提高并不會因經濟增長而帶來就業的上升；失業人員的技術水平并不一定適合工作的要求；先進工業化國家的情況是非熟練工作在減少，熟練工作在增加，吸收不了非熟練工人。資本家還說，如何分享工作，問題更大，是分享收入，還是同等享受工資。如果是前者，工人不會同意，如果是后者，企業競爭力馬上會受影響。

　　改革后的競爭加劇了工時矛盾

　　國際勞工組織成立以來就把勞動時間作為一個重要問題，認為有必要限制勞動時間過長，提供足夠的休息時間，包括周休和帶薪年假，以保護工人健康和安全。多年來形成了有關勞動時間的國際勞動標準。但是，勞動時間過長的問題和需要足夠的休息時間，仍然是關鍵問題。不但是發展中國家，許多發達國家也是如此。

　　國際工人階級爭取8小時工作日曾獲得重大勝利。以一天24小時計，也就是說實行“三八制”，即8小時勞動，8小時休息，8小時睡眠。這可說保持了一定的勞動與生活的平衡。但是，資本的運動是不會聽命于這種時間表的，它是按剩余價值生產的需求來安排勞動時間。起初有日勞動時間，但無周勞動時間，一周勞動幾天是很重要的。從6天的勞動周后來改為5天勞動周；從48小時勞動周后來改為40小時勞動周。這都應該說是一種進步，更有利于保持勞動者勞動與生活的平衡。

　　數十年來，許多具有廣泛影響的社會經濟趨勢出現，包括所謂信息化，對勞動時間影響很大。但工時的問題不是緩解了，反而更加尖銳。全球化過程及其所導致的競爭加劇，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相繼發展，以及在所謂“24小時經濟”中消費者對物品和服務的需求模式，這一切都關系到生產方法和勞動組織的調整和改進。從企業的角度看，提高資本的利用、減少勞動成本、用創新的方式管理勞動資源、以及應對越來越多種多樣的消費需求，導致諸如靈活生產(及時、精細生產等等)新方法和更加靈活的勞動安排的相繼出現，自然包括勞動時間。

　　從工人角度看，人口組成發生了深刻變化，特別是越來越多的婦女進入雇傭市場，導致勞動力的女性化，單一的“男人賺錢”的家庭轉向雙掙錢人家庭，以及對于勞動生活質量日益增長的關懷，特別是在工業化世界。這些發展塑造了工人對勞動生活的需求和愛好，包括勞動的期限和時間，要求隨勞動的特點而變化。這些變化都反映在勞動時間安排的多樣性，從傳統的全日制、永久合同、周日勞動到臨時勞動、彈性工作時間和“時間銀行”帳戶，其中工人可以存支時間，猶如在銀行存錢，“傳呼”勞動(當需要的時候)，以及把勞動時間在一定時期內平均化，最長達一年。結果是勞動時間越來越多樣化、分散化、個人化，企業的商業需要同工人在工時上的需要和選擇矛盾增加。因此工人能否在其工資勞動和其他生活之間保持平衡，成了廣泛關注的新問題。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在執行歐盟關于勞動時間的指示時就要求在48小時勞動周問題上作了一個“修正”，即會員國在一定的情況下可以不執行48小時勞動周的規定。雖然運用這一“修正”的成員國不只是英國一國，但運用的最廣泛的是英國。

　　英國工會縮減工時的斗爭

　　輿論認為，廣泛持續地依賴超越限制的勞動時間，并不符合工商界的長期利益。它帶來了生產率、健康和安全等一系列問題，還限制更加具有創新意義的戰略的形成，從招聘、選拔，到訓練、發展，到廣泛的組織部門工作的考察，都會受到影響。

　　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歐國家的平均工時一直在下降，到20世紀80年代穩定下來。但是作為老牌的“世界工廠”，英國的工時確實高于其他西歐國家。現在英國全日制的工人每周平均勞動43.7小時，而西歐的平均數是40.4小時。工作46小時以上的，英國的比例也高于其他西歐國家。英國有很大部分的工人是輪班工、夜工和周末工。

　　布萊爾的“勞動和生活平衡”運動開始于2000年，它的目的在于調整勞動模式，不分年齡、種族、性別，讓每個人都能找到一種節奏，把工作和其他方面的責任和志向結合起來。雇主們要求工人就勞動和生活平衡作出抉擇，包括靈活的工作安排和靈活的一攬子利益，其實，這種運動的性質更多地是協助雇主搞勞動工時的多樣化。而工會和工人群眾則要求把運動變成縮減工時的運動。

　　2003年9月，英國工會大會發動了一個反對長工時的新運動，以“選擇不參加”48小時勞動周的工人為主要對象。這次勞動的主要目標是要求把長時工和勞動與生活的平衡問題置于工廠議程的首位。

　　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的情況告訴我們，盡管工人的勞動條件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有了很大改善，工時問題仍然是關系著工人福利的首要問題，因為資本仍然以榨取工人的剩余勞動作為利潤的源泉。信息化確實促進了生命力的發展，但信息化在一定情況下也加劇了勞資的對立，主要還是工時問題。

　　歐美等國家對長工時的思考

　　根據1998年美國勞動部的報告，全日制職工大多數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時，這就是周工時40小時的制度。近20年來，全澳的工時安排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持續地脫離傳統的48小時工作周的規定，部分原因是臨時就業和婦女進入勞動市場增多，新的工時安排層出不窮。從1985年到2003年，全日制職工的平均周工時增加了近兩個小時。1985年到1994年增加很快，以后就穩定在大約42小時。

　　大部分澳大利亞工人對于工時延長的狀況并無不滿，但他們需要“多干多賺”，增加收入。從經濟發展看，工時延長也可說是形勢的需要。許多行業現在已是全天24小時、全周7天不停地運轉。但是，工時延長無疑帶來許多社會問題。正如其他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澳大利亞也面對工人的健康、安全、家庭幸福和工作表現的問題。

　　長工時對工人、工人的家屬、他們的社區都有不利的影響。同時，許多工人寧愿長時間工作，這種趨勢也不能忽視。什么叫延長的工時？有的認為每周工作超過40小時，就是長工時，有的則認為每周工作超過60小時才算。定義仍存爭議，但不管怎么算，長工時或者所謂“長工時文化”使勞動人民的生活質量得不到保障，必須改變。

　　“勞動和生活平衡”就是要調整勞動方式，使工人不分年齡、種族和性別都能把工作和他們的其他責任和愿望結合起來。現在，歐洲一些國家將靈活的工作時間和以工作為基礎的保育措施，在公營私營部門，在社區組織開展起來，便于實現勞動和生活平衡。

　　資本的競爭對工時的影響

　　長工時縮短肯定要減少工人無酬從事的剩余勞動時間。這就把資本霸占的部分勞動時間變為工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但從資本的角度看，這當然有損于利潤的提高，所以歐洲不少國家的企業主抵制縮減工時的措施。然而面對全球化的競爭，盡管歐盟理事會要縮減工時，一些國家卻得延長工時，德國人延長工時，法國也一樣。

　　2000年法國把周工時減少到35小時，希望借此創造就業，現在也要增加工時，因為短工時損害了法國。2002年五分之一的英國工人突破了周工時48小時的限制。歐洲的長午覺已經睡到了盡頭，這對“勞動和生活平衡”的叫嚷，確實是一個諷刺。原因就是經濟的長期停滯，公共財政的惡化，和來自新參加歐盟的低工資國家的競爭。更為重要的是，工時縮短并沒有緩解失業狀況。柏林的德國經濟研究所所長齊默爾曼說：“我們創造有閑社會，美國人卻創造工作社會。我們的模式已不再起作用。我們正在重新思考。”

　　從20世紀70年代起，歐洲在勞動問題上奉行所謂“少就是多”的哲學，結果是，同美國人相比，歐洲的工時要少10%。德國更加松閑，大約少18%。除了減少工時能增多就業外，歐洲人還過高估計了休閑的好處。無怪人們說，歐洲人工作是為了生活，而美國人則是生活為了工作。

　　上世紀70年代以來，歐洲人愿意工資增長放慢，以換取縮短工時、延長假期。法國人一年平均有25天的假期，德國人有30天，日本平均為18天，而美國只有12天。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樣做的代價還不是很高，因為歐洲的勞動生產率高，出口繁榮，經濟增長很快，工資也穩步上升。到了90年代，什么都反過來了，同美國相比，生產率的增長垮了。10多年來，歐洲陷入低速增長而不能自拔。在這種情況下，歐洲人說：“可能我們還是工作時間長些好。”

　　但是，也有人唱反調，認為工作時間長不是激活經濟的靈丹妙藥，工時長，工人的生產率反而下降，根本問題是歐洲公司要增大培訓和技術的投資。瑞典研究30小時工作周已達兩年，凡勃倫的有閑階級理論仍然比亞當·斯密更能牽動歐洲人的想象力。

　　勞動與生活的平衡的觀念在歐洲已經打下基礎，這確實是百余年來為縮短工時而進行的斗爭的一個新發展。馬克思當年為之歡呼的縮減工時的運動，就是要使工人階級最終擺脫奴隸狀態，把剩余勞動時間變為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以全面發展自己。從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現狀看，他們的工人階級還是站在變革社會的前列的，盡管前面的道路并不平坦。

　　(根據陳魯直《民閑論》一書摘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