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立新

　　效率與公平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它涉及到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倫理學和社會學等多種學科，是困擾著歷代許多思想家的難題。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家諾齊克與羅爾斯之爭，就是圍繞著效率與公平及其關系問題展開的。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也是我國當今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體現。因此，深入研究效率與公平及其關系，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

　　效率和公平是相互關聯的兩大發展目標

　　效率和公平是社會發展中的兩大目標。社會發展首先是生產力的發展。提高生產效率、增加物質財富，是我們所追求的一個目標。社會發展歸根到底又表現為人自身的發展，保障人的權利、增進社會公平，是我們追求的另一個目標。

　　在討論中，有一種觀點認為效率與公平之間是“兩難選擇”，二者不可兼得：如果選擇了效率，就必然犧牲公平；同樣，如果選擇了公平，又必然失去效率。為了提高效率，就不得不放棄公平；相反，為了保證公平，又不得不失去效率。這種觀點，把效率和公平截然對立起來，完全割裂了二者的聯系。我認為，盡管效率和公平是社會發展中兩個不同的目標，但二者又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而要把握二者之間的關系，就必須科學認識它們的內涵。

　　效率是指人的活動的效率。人的活動是主體借助一定的手段實現既定目標的過程。一般而言，效率就是人的活動所達到的目的和從事這種活動所運用的手段之間的比例關系。人類最基本的活動是生產活動，因此，我們所說的效率主要是指生產活動的效率。具體地說，效率就是人的生產活動的產出與投入之間的比例關系：成本不變，產出越大，效率越高；同樣，產出不變，成本越低，效率越高。可見，效率不單純是一個產出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投入的問題。即合理地調節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行這種物質變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7頁)提高生產效率，就是以盡可能小的投入獲得盡可能大的產出，即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這就需要激活各種生產要素，歸根到底，就是最大限度地激發各種生產要素所有者的潛能，最充分地調動各種生產要素所有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訴諸于公平。

　　公平是一定歷史條件下，通過經濟、政治、法律、道德等方式整合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促進社會發展的價值準則。現代社會的公平，是通過社會整合、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的價值準則。從經濟的角度說，公平就是“得其應得”；從政治的角度說，公平就是“平等待人”。公平是具體的、歷史的。“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而從社會上來看很可能是很不公平的。社會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種科學來斷定，那就是研究生產和交換的物質事實的科學——政治經濟學。”(同上，第19卷，第273頁)公平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現代社會對公平的理解與古代顯然是不同的，永恒不變的公平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公平總是與特定的生產方式、與一定的生產力水平相聯系的。“只要與生產方式相一致，相適應，就是正義的；只要與生產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義的。”(同上，第25卷，第379頁)因此，“衡量社會公平的標準必須看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48頁)

　　公平是相對的。我們可以把公平分為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機會公平是注重規則的無差別性的公平，即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樣的規則。從這種意義上說，機會公平也就是規則公平。平等待人，就是在規則面前人人平等；得其應得，就是按人的能力和貢獻分配。機會公平所奉行的是激勵原則，它充分尊重主體的選擇，最大限度地激發主體的活力。

　　市場經濟就是通過機會公平即平等競爭的原則，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這是由資源稀缺性和人的需求不斷增長的矛盾決定的。只有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才能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促進社會財富的不斷增長。

　　與機會公平不同，結果公平是注重人的差異性的公平，即充分考慮人的個體差異，特別是人的先天稟賦和社會背景的差異，對不同的人實行不同的規則。人與人之間是有差別的，人們的先天稟賦和社會背景是不同的，這是無法選擇的。由于人的起點不同，即使是平等競爭，仍然會導致結果的差別：能力強者會獲得更多的資源，而能力弱者會獲得較少的資源，甚至喪失掉已有的資源。可見，機會公平實際上是默認了“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就它的內容來講，它像一切權利一樣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5頁)因此，對于由于先天稟賦和社會背景不同所導致的差異，我們必須貫徹補償原則，“最大限度地增加處于最不利狀況的人的期望。”(羅爾斯語)通過社會再分配的方式，對于弱者給予補償，實現結果公平(當然，結果公平決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確保弱者的基本權利)。我們之所以強調結果公平，是由人類社會的整體性所決定的。無論強者還是弱者，每個人都應享有基本的權利，即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不可否認，強者獲得更多的財富固然與他們個人的努力相關，但財富的獲得離不開社會，即使強者的先天稟賦也與社會息息相關。所以，對富人征稅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通過結果公平，使更多的人提高主體選擇能力，甚至提升人的先天稟賦的能力，充分發揮每個人的能動性，從而推進整個社會的進步。

　　以上對效率和公平的分析表明，盡管效率和公平是兩個不同的價值目標，但二者又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當然，它們的聯系比較復雜，是對立的統一，是動態的平衡。效率是公平的基礎。如果沒有效率的提高，就只能是貧窮，而在貧窮的條件下，不可能有公平的進步。因此，要實現公平的不斷發展，惟一的正確途徑就是提高效率。效率的提高恰恰依賴于公平。沒有平等競爭，就不會產生高效率。所以，效率的提高取決于公平，特別是取決于機會的公平，當然也取決于結果的公平。可見，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曲折地表現為效率與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的關系。機會公平是通過激勵的方式促進效率，結果公平則是通過補償的方式促進效率。這就是效率與公平的互動關系。這種關系表明，社會發展的基礎是提高效率，是把蛋糕做大。而提高效率、把蛋糕做大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要保證公平，就是把蛋糕分好。也就是說，不是等把蛋糕做大之后再來解決分蛋糕的問題，而是在做蛋糕的同時，就開始了蛋糕的分配(初次分配)。不然，蛋糕是永遠做不大的。當然，蛋糕做大之后，也需要進一步解決分蛋糕的問題(再次分配)。由此可見，效率包含著公平問題，公平隱藏著效率問題。效率離不開公平，公平也離不開效率。效率和公平之間是一種相互依賴、互為前提的關系。我們不能把效率和公平截然分開，更不能把二者絕對對立起來。

　　當代中國效率與公平的狀況

　　如何判斷我國效率與公平的狀況呢？有人認為，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條件下，盡管我們的效率低下，但公平問題解決得好。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效率提高了，但公平問題不如從前了；或者說，我們的效率是進步了，但公平倒退了，貧富差距拉大了。他們主張，目前我們需要著力解決的突出問題，不是效率問題，而是公平問題。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這種成就不僅表現為生產力的大發展、效率的大提高、社會財富的大增長、綜合國力的大增強、人民生活水平的大改善，而且表現為社會公平的進步。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物質財富的豐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逐步推進，人的基本權利得到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程度明顯提高。在效率提高的同時，社會公平也在進步。我們不能錯誤地把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稱之為公平。當然，這并不是說今天我們就不存在問題了。只不過我們今天所遇到的問題和以往的問題不同了，或者說，今天的問題和過去的問題相比較，是不同歷史階段和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問題，它們具有不同的特點。無論是效率還是公平都是如此。過去，在效率方面，我們對發展重視不夠，人們的能動性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突出地表現為人力和物力資源閑置；在公平方面，平均主義嚴重，“不患寡而患不均”，人們的基本權利沒有得到保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從根本上解決了對發展重視不夠的問題，但在效率方面，我們面臨著如何實現科學發展的問題；在公平方面，盡管平均主義尚未根本消除，但更為突出的問題是貧富差距擴大了。這些都是我們遇到的嶄新的歷史性課題。可見，當代中國的效率和公平問題是并存的，而且都具有我國當代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這應當是對于我國效率和公平狀況的基本估價。

　　先說效率。如上所說，既然效率是產出和投入的關系，忽視投入和成本，便不可能有高效率。這就需要把效率和速度區別開來。以擴大投入和提高成本的方式，盡管會產生高速度，但這種高速度并不等于高效率，甚至是高速度掩蓋下的低效率。我們今天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就是轉變增長方式，創新發展模式，真正提高效率。多年來，我們的增長速度一直都很快。近三年，我們都是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成就。我們不是一味地反對高速度，因為沒有速度就不會有效率。但是，高速度不一定就是高效率。以投入的擴張、資源的浪費、環境的破壞為代價的高速度，決不可能是真正的高效率。因此，我們必須從GDP的盲目崇拜中解放出來，科學地認識GDP，賦予GDP新的內涵，把資源環境的代價包含在GDP之中，或者說，要從效率的角度來看待GDP。這正是科學發展觀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科學發展觀所闡述的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論斷，如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等等，都是在強調效率問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解決了“要不要發展”的問題，實現了從輕視發展到重視發展的轉變。這是第一次歷史性轉變。而科學發展觀所要解決的是“怎樣發展”的問題，要實現從發展到科學發展、從速度型發展到效率型發展的轉變。這是我國發展過程中第二次歷史性轉變。如何實現這種轉變，恰恰是我們面臨的效率問題。

　　再談公平。我國的公平問題，比較突出的現象是貧富差距的擴大。我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6,不僅高于福利國家(挪威、瑞典為0.2—0.3)，而且高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美國、法國為0.3—0.4)，超出通常所說的安全警戒線。有人把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完全歸結為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歸結為對效率的重視。這是一種偏見。事實上，對我國目前存在貧富差距過大的情況，不可一概而論，需要做具體分析。不可否認，收入差距擴大有市場經濟的因素。市場經濟注重機會公平，但由于主體之間的差異性，即使平等競爭，也會導致貧富差距擴大。但這并不是當今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是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是非市場因素的影響，是壟斷，是不平等競爭。

　　首先是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在我國，與傳統的計劃經濟相聯系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長期占統治地位，這種經濟結構至今沒有根本改變。它與市場經濟不相吻合，是城鄉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我國城鄉整體的基尼系數是0.46,如果把城市和農村作為兩個部分，它們的基尼系數則分別是0.34和0.37,遠遠低于城鄉的總體指標。這說明，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集中表現為城鄉貧富差距的擴大。

　　其次是部門、行業壟斷。即公共利益部門化、行業化。一些部門和行業，利用它們所支配的公共資源，為本部門、本行業謀利益。不同部門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其原因并不在于主體能力和貢獻大小，而在于某些部門和行業對社會資源的壟斷。這種壟斷，完全背離了按貢獻分配的原則，是對市場經濟體制的沖擊。

　　再次是體制的缺位。在經濟體制轉型、經濟結構轉換的過程中，舊的體制尚未完全消除，新的體制尚未健全。由于雙重體制的并存，一些私營企業主為了追逐利益，采取非正當手段進行“原始資本積累”，迅速獲得了“第一桶金”(有人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原罪”)，從而導致了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這些私營企業主謀取私利的非正當手段之所以奏效，恰恰說明我們過去的體制設計存在著弊端，需要我們毫不吝惜地擯棄舊的體制，盡快擺脫舊體制的束縛。

　　上述幾個方面表明，目前我國收入差距擴大，其根本原因在于機會不公平，而機會不公平本質上是權利不公平。權利制度決定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農民不能自由種植，這種權利的界定導致了農民的普遍貧窮。改革之后，農民的權利增大了，不僅可以自由種植，而且可以搞副業，可以外出打工，所以，他們的收入增加了。現在農民進城務工，仍然面臨著權利的問題。農民工的基本權利能否得到保障，直接影響著他們的收入水平。可見，收入分配從根本上說是由權利決定的。市場經濟的機會公平，也就是權利的公平，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源于分配不公，而分配不公主要在于權利的不公平。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不能就分配抓分配，而要綜合治理，從深化配套改革上找出路。不能只局限在分配領域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分配公平的問題實際上是個權利公平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加強包括政治體制在內的各方面的體制和制度建設。只有解決體制公平的問題，才能解決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才能把社會公平不斷推向前進。

　　總之，我國目前存在的不僅是公平問題，也有效率問題，或者說，效率問題和公平問題同時并存。而無論是效率問題還是公平問題，都是和我們體制的不完善聯系在一起的。如何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在探索。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念。與此相聯系，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歷經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到2003年的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一直重申和強調這個原則。應當說，這個原則適應了社會實踐的需要，對于推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鑒于我國社會發展進入到新的階段，特別是我國目前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比較突出，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需要指出的是，強調“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不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也不是變效率優先為公平優先，而是在提高效率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這應當成為我們進行體制選擇和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