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對“幸福”的離棄與回歸

　　——“斯密之謎”的一種解釋

　　傅紅春

　　英國學者斯密(1723-1790)給后人留下了兩個“謎”:一個謎是他自己提出來的，一般稱為斯密的“價值之謎”，說的是鉆石用處小而價格高，與水用處大而價格低的矛盾。這個謎的謎底，被19世紀70年代出現的邊際學派給出，得到大家公認。本文所關注的是另一個謎，它是斯密去世后的19世紀中葉，由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提出的，一般稱為“斯密之謎”、“斯密問題”、“斯密難題”、“斯密悖論”，說的是斯密兩部著作即《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的矛盾。這個謎的謎底，100多年來眾說紛紜，未有定論。

　　“斯密之謎”的幾種解釋

　　對于是不是存在“斯密之謎”，本身就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斯密之謎”是個偽問題，沒有“謎面”，也就無從談到“謎底”了。在認為確實存在“斯密之謎”的人中間，對于“謎面”到底是什么？也有不同意見。而謎面的確定(即兩個不同的斯密，如何表述，如何概括，如何比較)，直接關系到謎底的探究和揭曉。

　　有人說，矛盾在于《道德情操論》中把人的行為歸結于同情，與《國富論》中把人的行為歸結于自私的不一致。《道德情操論》表明，斯密在倫理學上是利他主義者，研究道德世界的出發點是同情心；而《國富論》則表明，斯密在經濟學上是利己主義者，研究經濟世界的出發點是利己心。也有人說，《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其實是同一個經濟學的上下冊。《道德情操論》是經濟學的“感性學分冊”，《國富論》是經濟學的“理性學分冊”。有人認為，“斯密之謎”是“經濟人”與“道德人”的沖突問題。這種沖突，17世紀中葉的霍布斯提出過，與斯密同時代但比斯密成名早的休謨提出過，休謨和斯密之后的康德提出過，現代的帕森斯和哈貝馬斯也提出過。

　　筆者認為，說《道德情操論》的斯密和《國富論》的斯密截然相反、針鋒相對、不可調和，是說不過去的。因為,《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是斯密長時間地、交叉地、多次地打磨而成。《道德情操論》初版于1759年，31年后1790年的第6版是定型版；《國富論》初版于1776年，10年后1786年的第4版是定型版。不管有意無意，斯密的思想，不可能是斷裂的、游離的。

　　說《道德情操論》的斯密和《國富論》的斯密完全是一回事，沒有一點差別，也說不過去。那么差別在哪里呢？筆者認為，前面列出的幾個“謎面”都有一定道理。但筆者還有一個“謎面”，那就是《國富論》的主題是“財富增長”，而《道德情操論》的主題則是“欲望約束”。

　　“斯密之謎”的謎面與謎底

　　認為《國富論》的主題是“財富增長”，應該不會有什么疑義。而認為《道德情操論》的主題是“欲望約束”，明確提及的人不多。如果細讀此書，會找到許多證據。限于篇幅，只引一段：“稱為節制的美德存在于對那些肉體欲望的控制之中。把這些欲望約束在健康和財產所規定的范圍內，是審慎的職責。但是把它們限制在情理、禮貌、體貼和謙虛所需要的界限內，卻是節制的功能。”《道德情操論》書名的“道德情操”，在斯密時代，就是用于說明具有自私本能的人，為什么又不可思議地會具有克制這種自私本能的能力。

　　簡單地說，筆者給出的“謎面”，是“財富增長”和“欲望約束”(兩者看似矛盾，其實一點也不矛盾)。那“謎底”呢？就是幸福，或者說是“幸福最大化”。

　　“幸福=效用/欲望”的公式，是薩繆爾森給出的，但這個公式體現的思想內涵，在斯密那里是存在的。《國富論》就是告訴人們，如何使“財富”(更現代的表述就是“效用”)更快更大地增長；《道德情操論》就是告訴人們，如何使“欲望”在道德規范中不至于惡性膨脹(和許多宗教所推崇的“無欲”是有區別的)。

　　為什么會有“斯密之謎”

　　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在斯密那里，分述財富增長(《國富論》)和欲望約束(《道德情操論》)，對于“幸福最大化”而言，思想上、邏輯上和操作上都是一致的，為什么后來會演變成一個世界性“難題”——“斯密之謎”了呢？

　　這是因為，斯密之后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越來越離棄了幸福。這種離棄，在凱恩斯(1883-1946)那里達到極致，至今還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湯普遜(1775-1833)在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于19世紀中葉提出“斯密之謎”之前，就非常明確并尖銳地指出了經濟學對“幸福”的這種離棄。他在1822年完成的《最能促進人類幸福的財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一書中寫道：一切研究經濟學的人，“都可以被分為兩派——精神學派和機械學派。‘精神學派’宣稱人只要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差不多不必憑借物質的從屬作用，就能夠得到幸福。‘機械學派’則正好采取了另一個極端。……他們的唯一目標就是做出這樣的安排，……盡可能多地生產……，另一方面，則是想出各種辦法來找到足夠的消費者使用生產出來的這些物品，……這一派學者所關心的，只是怎樣達到最高額的生產和保證最大的消費或有效需求。”

　　湯普遜所劃分的兩派，前一派到后來基本上不再被認為是經濟學家(至少不是主流經濟學家)，而后一派則離“幸福”越來越遠。最開始的離棄，也許只是研究方法的需要。一是因為幸福沒有標準的統一的定義，很難定性，進而造成幸福很難定量；二是財富確實是增進幸福的重要手段。所以，在很多的經濟學研究中，直接研究的就是既容易定性又容易定量的財富。

　　對“效用”的研究，是經濟學發展離棄幸福的趨勢中，難得的對幸福的回歸。講效用比講財富，更靠近幸福。但這種回歸并不徹底，也不成功。因為效用也很難計量。

　　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不管經濟學家的內心是否還記得“財富增長可以帶來幸福增長”的假定，經濟學的發展，表現出對幸福越來越漠視和疏遠。西尼爾(1790-1864)明確說，“作為一個政治經濟學家，我所要研究的不是幸福而是財富；我不但有理由省略，而且也許必須省略掉一切與財富無關的考慮”。到了被認為是新古典經濟學奠基人的馬歇爾(1842-1924)，財富也好，效用也好，進一步被規定為必須由貨幣來表示，經濟學就是研究如何使個人的貨幣收入最大化(包含了企業的利潤最大化)。

　　凱恩斯關注的，如果極端一點講，就是一個國家總體的貨幣收入(現代說法就是GDP)。總供給總需求模型也好，IS-LM模型也好，財政政策也好，貨幣政策也好，只要消費淪落為生產的附庸和工具，幸福就消失得無影無蹤。這就是GDP崇拜癥的根源。

　　就我國的情況看，在經濟改革之前，有點湯普遜所批評的“精神學派”的傾向；而經濟改革之后有一段時間，則有點湯普遜所批評的“機械學派”的傾向。事實證明，這兩種傾向，都不是“幸福最大化”這個終極目標本身。

　　回歸幸福：“兩個斯密”合二為一

　　國內外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識到，忘記了“財富增長促進幸福增長”只是一個假定，把它當成一個絕對的普遍的真理，是不對的。在現代經濟學對幸福的回歸中，許多研究表明，財富增長不一定帶來幸福增長。在這些經濟學家中，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被譽為“現代斯密”的阿瑪蒂亞·森，是一個代表；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尼曼，也是一個代表。但是另一方面，完全否定這個假定，認為財富增長一定不帶來幸福增長，甚至是一定帶來幸福的負增長，也是不對的。財富增長不一定帶來幸福增長，在邏輯上并不能夠推出幸福增長要求財富負增長(實證研究也不支持這種推論)。

　　回歸幸福的經濟學，也不否定已有的經濟學的成就。作為分析和追求效率的科學，當我們記住成本和收益不只是以貨幣計量的所費和所得，其終極目標是“幸福最大化”的付出和成果時，仍然是非常有用的。(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院長、教授)

　　鏈接

　　亞當·斯密是18世紀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倫理學家，以《道德情操論》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而聞名于世。

　　《道德情操論》是斯密的倫理學著作，主要闡釋的是道德情感的本質和道德評價的性質。斯密在該書中繼承了哈奇森的道德感學說和休謨的同情論思想，形成了自己的道德情感理論。他反對神學家用天啟來說明道德的根源，而把人的本性中所有的同情的情感作為闡釋道德的基礎。他用同情的原理來解釋人類正義感和其他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源，來說明道德評價的性質，并以此為基礎表明各種基本美德的特征。

　　《國富論》的中心思想是，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的自由市場實際上是個自行調整機制，會自動傾向于生產社會最迫切需要的貨品種類的數量。誰都不是有目的地通過消除短缺來幫助社會，但是問題卻解決了。用斯密的話來說，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無形的手牽著去實現一種他根本無意要實現的目的，……他們促進社會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們真正想要實現的還要好。”《國富論》出版于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書中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過程做了系統的描述，被譽為“第一部系統的偉大的經濟學著作”。亞當·斯密因此獲得了政治經濟學古典學派“創立者”的稱號。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