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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隨筆 李躍
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也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傳入中國、廣泛傳播、影響不斷擴大的過程。產生于西方市場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文化的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發展，對致力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國社會加深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建立和發展，無疑起到了有益的重
要作用。正如吳敬璉先生所說，“縱觀中國改革的整個歷程，每一次重大的推進都是與我們對現代經濟科學的認識深化相關的”。西方現代經濟學理論在當代中國產生巨大影響，有其必然性與合理性。
然而，西方現代經濟學理論在當代中國的發展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學術霸權和話語霸權的形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淪為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弱勢群體”。錢穎一先生的《理解現代經濟學》一文可以說是主流經濟學的“霸權”宣言。錢文認為，現代經濟學是“在當今世界上被認可為主流的經濟學”，它的標準范式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由經濟人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三個基本假設構成的研究視角，二是多種經濟學原理構成的理論參照系，三是由許多圖形模型、數學模型構成的一系列有力的分析工具。錢文宣稱，上述現代經濟學范式是“當代在世界范圍內唯一被經濟學家們廣泛接受的經濟學范式”。現代經濟學的這種“唯一性”自然而然奠定了其在經濟學領域里的“獨尊”地位。
筆者以為，錢文所說的主流經濟學的這種“唯一性”是值得懷疑的。包括哈耶克、舒爾茨在內的一些現代經濟學最重要的經濟學家對現代經濟學的發展提出過質疑和批判。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就因不滿“經濟學研究的扭曲”現象提出“對學院派經濟學的批判”。舒爾茨認為，“應當把對社會制度經濟學的批判置于很高的優先地位”，“學院派經濟學家的主要職能之一，是向社會制度提出質疑”。然而，現實的情況是，“經濟學家對社會制度的學術性批判正在衰落”，“而令人感到憂慮的事情還在于，無法有效地激勵未來一代經濟學家去努力獲取對各種經濟學信條和社會制度進行學術性批判的能力”。
主流經濟學(家)在中國遭遇空前困境同樣有其必然性。“當他們還在躊躇滿志，自以為掌握了一個時代的時候，他們在中國的危機卻已經悄悄開始”(袁劍：《“主流”經濟學的危機》，《南風窗》2004.11)。傅勇先生認為，主流經濟學“失去大眾的尷尬”是多種原因造成的：一是主流經濟學(家)忽視了與大眾溝通的方式，二是主流經濟學(家)忽視了公平，三是主流經濟學研究更具現實性，四是由于改革中出現大量利益受損者沒有得到相應補償而產生不滿(傅勇：《暮秋時節的主流經濟學》，2004年11月23日《中國經濟時報》)。上述觀點無疑是較為客觀公允和富有啟發性的，但對主流經濟學(家)遭遇空前困境的剖析還不夠深入。
袁劍先生在《“主流”經濟學的危機》一文中對主流經濟學危機的解釋已經觸及問題的部分本質。他認為，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危機來自三個方面：一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在改革問題上的機會主義本質，二是社會弱勢群體的普遍被剝奪感對中國主流經濟學所倡導的精英主義的挑戰，三是中國主流經濟學所信奉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破產。筆者以為，從經濟理論自身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之所以陷入困境，最根本的原因可以歸結為理論信仰和理論解釋力兩個基本方面。
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個基本事實是，由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不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既是一種學術理論又是一種理論信仰，不可避免地會打上意識形態的烙印。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把以“華盛頓共識”為標志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奉為自己的理論信仰，宣揚和倡導市場即美德、市場即真理、市場就是一切的“市場至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念。主流經濟學(家)之所以忽視公平正是由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理論信仰所決定的。
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在將西方經濟學理論引入國內時，是根據其理論信仰有所選擇的。比如，世界著名經濟學家、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以其對全世界飽受饑餓、疾病、災害和貧困之苦的人們的深切關心和同情，強調社會發展和社會公平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實現社會弱勢群體發展的經濟理論，被譽為“經濟學的良心”。阿馬蒂亞.森的經濟理論對于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處于嚴重失衡狀態的當代中國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筆者注意到，盡管阿馬蒂亞.森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但阿馬蒂亞.森及其理論卻受到我國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家)有意無意的冷遇。正如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所指出的，當今中國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主流經濟學(家)所信奉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存在著顯而易見的矛盾和沖突，這正是造成中國主流經濟學困境的深刻根源之所在。
理論的影響力和生命力在于其對現實問題的穿透力、說服力和解釋力。對中國現實問題的解釋力不斷遞減和對中國改革的某些誤導，是導致中國主流經濟學陷于困境的另一個主要原因。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總是強調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揭示了市場經濟運行的普遍規律，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因而作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傳道者，他們自然而然也就成為經濟學“真理”的代言人。其實中外一些治學嚴謹、富有科學精神的經濟學家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的科學性有相當謹慎的認識。高鴻業先生就認為，“西方經濟學是一個很不精確的學科”。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2004年6月16日在武漢大學發表學術演講時指出，發展經濟學更適用于窮國，不同國家的經濟增長理論各不相同。非洲有非洲的發展經濟學，亞洲有亞洲的，北美有北美的，這是因為不同的國家和地域有不同的傳統、政治體制、歷史、價值觀念等。
中國改革和經濟發展的實踐對中國主流經濟學的所謂“普遍規律”論和理論解釋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比如，以新古典主義主流經濟學為基礎的過渡經濟學主張轉軌國家進行激進式的改革和“休克療法”，而“中國奇跡”走的卻是一條漸進式改革的路線。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對主流經濟學來說，不僅是一種挑戰，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災難。再比如，從來沒有哪國的經濟走勢如1997年以來的中國經濟走勢那樣，令中外經濟學界爭論不休，從“通縮”一直爭到目前的“過熱”，國際經濟界先后出現了有關中國經濟問題的“四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禍水論、中國機遇論。中國出現的非典型性通貨緊縮和非典型性通貨膨脹，令現有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以及中國主流經濟學理論難以解釋。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之一的林毅夫教授就實事求是地指出，“解讀中國經濟沒有任何現成模式”，中國要注意避免陷于“試圖簡單用外國理論結合中國實際的陷阱”。林毅夫教授的坦言直截了當地道出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經濟實踐面前的困境，同時也道出了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對我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理論解釋力不足的尷尬。
認識和理解中國，是一道世界級難題。認識和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同樣是一道世界級難題。只是搬弄西方經濟學的概念、理論和數學模型，而不去剖析、研究和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現實，能否破解中國經濟發展這道經濟學領域里的世界級難題，是值得懷疑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之所以在分析解釋中國經濟發展時出現相當程度的失語和失誤，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國在人口規模、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等方面所具有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其實正是主流經濟學中新制度經濟學所說的“路徑依賴”。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簡單照搬西方經濟理論的“普遍真理”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而忽視中國的上述“獨特性”，恰恰是與他們所推崇的“路徑依賴”理論自相矛盾的。
“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基于中國基本國情的獨特的現代化過程。我們對中國國情的基本特點和區別于其他國家的特殊性(特別是限制中國發展的因素)了解得越多，決策失誤就越少，經濟與政治代價就越小；我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律認識得越透徹，對其自身的發展經驗和教訓總結得越深刻，認識和指導未來發展的能力就越強。”(胡鞍鋼：《影響決策的國情報告》，前言，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當今的中國是一個獨特的超巨型發展體，更是一個獨特的生命體。過于自負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也許應該聽聽歷史學家的忠告：“要了解中國，不能僅僅靠移植西方的名詞。它是一個不同的生命。”(美R.麥克法夸爾、費正清：《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年，1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筆者以為，中國主流經濟學的軟肋就在這里。
(作者單位：中共長沙市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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