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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勇
驕陽似火的8月，在由香港中文大學郎咸平教授引發的一場空前廣泛的討論中，中國“主流經濟學”一詞赫然出現。從8月份不屑于回應的“集體失語”到9月份陸續回應，再到10月份的集體回應，主流經濟學“走強”的背后深含被動的尷尬。在多學科、各階層廣泛參與的交鋒中，主流經濟學(家)不僅受到挺郎的左派經濟學家的猛烈攻擊，其觀點建議同時激起
大眾反感情緒，成為眾矢之的。這樣，主流經濟學倒頗顯“另類”。時至暮秋，爭論隨之降溫，但一般民眾對主流經濟學的失望似乎尚無以挽回。對于主流經濟學而言，這無疑是個多事之秋。此情此景，發人深省。
一直以來，主流經濟學這一提法在學界十分敏感，在這次產權大討論之前鮮有所聞。正是為了在討論中同左派經濟學家相區別，這一提法才大行其道。但是，這種提法本身對被判為支流的左派經濟學家來說就具有相當的挑釁意味，拒絕認同這一提法的人也不在少數。
就目前學界爭論而言，主要涉及主流的微觀經濟學。在西方，具體而言，主流的微觀經濟學就是發軔于亞當.斯密、途徑李嘉圖、約翰.穆勒及邊際革命并在馬歇爾處匯集整合成形的現代經濟學，科斯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開始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挑戰，最后成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主流經濟學的最主要特征是對市場“無形之手”的信奉，正如科斯等新制度經濟學家指出的，類似燈塔、蜜蜂授粉一類的外部性問題也不再是市場失靈的良好例證。
勿庸置疑，這種現代西方經濟學在中國位居主流。這個稱號不需要任何人再來加封。畢竟，略微留心就會發現，以西方經濟學為研究領域的學者占據著幾乎所有大學的經濟學院院長和大部分教授的職位，而他們的前任大都是政治經濟學領域的權威。步入任何一家書店，現代西方經濟學占據了處于顯赫位置的經濟學理論名著標牌下的幾乎全部的空間，它們裝幀精美、排列整齊，吸引著各類讀者的目光。當我們打開國內權威經濟學期刊時，滿目模型、實證。而在大學的經濟學課堂上，我們所受到的最重要，也是最令人感興趣的訓練基本上來自西方經濟學。西方經濟學著作被引入中國的數量呈指數增長，尤其是教科書，歐美稍有名氣者，悉數拿來。速度之快，近乎同國際接軌。
在中國，主流經濟學更多地是與新制度、產權經濟學相連。說它是主流，除了在大學和學術界的支配地位外，還因為中國改革的實踐正越來越依賴于這種經濟學，至少可以從這種理論中得到充分的解釋或者說印證了其邏輯。對這種經濟學范式的信心支撐著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從這些意義上說，新古典經濟學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當之無愧地成為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
然而，在這次跨越學界和階層的爭論中，這種主流經濟學卻在一般民眾中失寵，甚至引發強烈的抵觸情緒，形同支流。網上的民意顯示，支持主流經濟學家觀點的網民不到5％，而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的言論近乎激起民憤，聲譽降到歷史低谷。主流的界限似乎僅僅限于其在大學和期刊中的支配地位。
正因如此，不少主流經濟學家認為，產權討論被不適當地擴大出了學術界，并堅持認為在學術界，基本的觀點還是一致的，對錯不在人數多寡。或許，如果網民只限于經濟學專業人士，對所謂主流經濟學家的支持率不會小得如此可憐。但我們仍不禁疑問：主流經濟學為什么會遠離大眾？精英團體為何背離大眾情緒？更為深層次的問題是，就主流經濟學而言，其本身就是假定現實中的人是經濟人，他們在現實的約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潤，而現實改革路徑的選擇正是這些相關經濟人博弈的結果。那么，為什么這些結果卻不能為大多數當事人接受呢？筆者的如下思考或能給人們提供一些想象空間。
主流經濟學家首先忽視了與大眾溝通的方式，不應盲目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我們知道，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引以為豪的是有像薩繆爾森、弗里德曼這樣能同一般民眾交流的大家。而從這次民眾對主流經濟學的態度看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要深入人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老百姓聽到諸如“腐敗能夠增進效率”、“看到城市交通擁擠時，我就感到欣慰了”之類的言語，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其中的“思想”的。
其次，主流經濟學忽視了公平。當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風趣地說“經濟學節約了愛”時，我想她指向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主流經濟學被認為是一門實證的科學，但其隱含的價值判斷標準是清晰的，即以效率為最高、甚至是唯一的標準。而在社會生活的絕大多數領域，自由競爭是達到最高效率的保障，因此，主流經濟學本質上是一種崇尚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樣，對效率的無限推崇使得主流經濟學在相當大程度上忽視了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忽視了公平。在大眾看來，主流經濟學體現了一種嫌貧愛富的邏輯，似乎總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立場上的。
再次，主流經濟學失去大眾的另一原因源于經濟學研究的層次更加具現實性。在這次討論中，社會學、歷史學、法學等領域的學者更多地走向了主流經濟學的對立面，這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由各個學科研究的層次不同而造成的。經濟學之所以是一門顯學，原因之一是經濟學是更加務實的學科，更多地著眼于當前條件下的現實問題，反對做遠離現實的批判。這在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屬于較低的層次。在其他學科在較高層次上對現實提出各種批評時，主流經濟學家要說的是，現階段只能達到這種次優狀態，理想狀態只能漸進地實現。
最后，主流經濟學引起大眾不滿有其客觀的一面。中國改革前20年基本上可以用增量改革來描述，這一階段的特征是體制內的人不受損，體制外的人福利增加，從而使改革較少失利者，跡近于經濟學中的帕累托改進。此時，改革較為順利，反對主流經濟學也缺乏現實的理由和群眾基礎，從而使主流經濟學理論得以大量深入地傳播。而進入90年代后期，改革深化到了存量調整階段，這樣出現了大量的利益受損者，在沒有得到應得、起碼的補償的情況下，他們放大了發對主流經濟學的聲音。
總之，主流經濟學失去大眾的尷尬是多種原因造成的，注意到這些原因對于爭論各方和一般大眾都是有所裨益的。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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