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再思考 兼與何偉先生商榷

　　-學術爭鳴 -李躍

　　2005年3月29日的《中國經濟時報》發表了何偉先生的學術爭鳴文章《中國有“主流經濟學派”嗎？》，對筆者的《也談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困境》(以下簡稱拙文，見2005年3月1日的《中國經濟時報》)進行了批駁。現就何文提出的批評并圍繞拙文中的“中國主流經濟學”這一關鍵詞作進一步思考，以就教于何偉先生及關心這一問題的學界同仁。

　　“主流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派”的異同

　　“主流經濟學”或“中國主流經濟學”是拙文的關鍵詞，“主流經濟學派”則是何文的關鍵詞。何文把拙文的關鍵詞“主流經濟學”置換為“主流經濟學派”，然后再加以批駁，不知是一時的疏忽還是有意為之。若是前者，則說明何偉先生在治學的嚴謹上有所欠缺，開展學術批評，至少不能把批評對象文章的標題都弄錯了(何文將拙文標題《也談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困境》誤為《也談中國主流經濟學派的困境》)，一字之差，差別不小。

　　就本人所掌握和接觸到的文獻來看，“主流經濟學”這一說法和概念很早就有了，而何文所說的“主流經濟學派” 這一說法并不多見。我以為“主流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派”在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上既有部分重疊但又不能完全等同。顯而易見的是，拙文并不是在經濟學派的層面，而是在經濟思潮和理論范式這一更高的層面上來使用“主流經濟學”這一概念的。盡管理論流派是經濟思潮、特別是理論范式最重要的載體和體現，但“經濟思潮的范圍要比經濟學流派的范圍廣泛得多。這二者是不能劃等號的”(胡代光、厲以寧：《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主要流派》，16頁，商務印書館，1982)。比如，現代貨幣主義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是兩個不同的經濟學派，但二者都屬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潮。

　　中國到底有沒有“主流經濟學派”、甚至是否已經形成經濟學流派，那是需要研究經濟學說史的學者和專家去探討、研究的課題。筆者基本贊同何文的觀點，中國的經濟理論研究，“借鑒國外的多，自己獨創的少，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有鮮明觀點的、得到社會公認的中國經濟學派還沒有形成”。現在通常所說的“主流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與其說是兩個經濟學派倒不如說是兩種經濟思潮更為確切。但中國經濟學派沒有形成，不等于中國就不存在主流的經濟思潮。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內的理論學派尚未完全形成，國外的各種理論思潮在“拿來主義”風行的中國學界成為主流的現象是屢見不鮮的。何文用“中國并無主流經濟學派”這一“殺手锏”來反駁拙文對一個時期以來中國主流經濟思潮的批評，不僅是不得要領，而且其邏輯錯誤也是顯而易見的。只要用理性的態度認真閱讀所批駁的文章，而不是用情緒化的態度對待拙文提出的“困境”問題，我相信何偉先生應該能夠把“主流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派”這兩個概念區別開來。

　　“主流經濟學”與市場經濟

　　20世紀90年代以來到本世紀初的中國“主流經濟學”是國際經濟思潮“中國化”的產物，具有明顯的新自由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特征，盡管它還沒有形成體系完整的經濟學派，但屬于這一經濟思潮和理論范式的經濟學家通常具有如下的相同的價值取向、理論主張和政策主張：在所有制改革問題上，以產權理論為依據，強調加速推進產權改革，實現全面的、徹底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在效率與公平關系的問題上，過分強調效率，嚴重忽視社會公平；在利益傾向上，側重于為強勢集團代言，甚至主張為了快速“發展”可以犧牲弱勢群體的利益，屬于典型的“富人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強調中國經濟學研究與國際主流接軌，推崇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范式，研究方法“唯數理化”和“去思想化(no-idea)”，等等。換句話說，它幾乎就是“華盛頓共識”與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中國版本”。

　　“華盛頓共識”的直接后果就是導致人類發展史出現了罕見而巨大的“轉軌陷阱”——十幾個國家在十多年里陷入長期社會混亂和經濟停滯并且還在繼續。“華盛頓共識”已經在國際上破產，“北京共識”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們的共識，“華盛頓共識”的中國“版本”陷于困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這正是拙文所說“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困境”的本意之一。筆者對中國“主流經濟學”的質疑就在于，如果中國也完全按照“主流經濟學”的上述主張推進改革與發展，將面臨著陷入“拉美化陷阱”與“轉軌陷阱”的巨大危險。

　　拙文既沒有“認為主張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學家都是西方經濟學的崇拜者”，也沒有“武斷地將主張市場經濟的說成主流學派”，更沒有對“堅持市場經濟改革者進行聲討”，相反，筆者對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對市場經濟的認識的確存在兩方，但兩方的主要分歧并不是何文所說的要不要市場經濟的問題，而是要什么樣的市場經濟的問題——是要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還是要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拙文所要批評的是只講市場經濟不講社會主義，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的傾向。這也正是拙文中所說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理論信仰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存在矛盾”的本意。

　　“主流經濟學”與中國的改革和發展

　　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已經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前進的過程中也積累了不少矛盾和問題，無論是取得的成就還是存在的問題，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與包括“主流經濟學”在內的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有關。“主流經濟學”在中國走向市場化方向的改革過程中，發揮過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對此必須充分肯定，拙文在開頭就說得很明白。與此同時，“主流經濟學”也曾對改革(特別是對國有企業改革的一些操作層面的理論主張)產生過某種程度的誤導，這也是不容置疑的公認事實。請何偉先生注意，拙文在說到“誤導”問題時，說的是“某些誤導”，而不是何文所曲解的“全部誤導”，并沒有把存在上述矛盾和問題的全部責任如何文所說的那樣，都推到“主流經濟學”身上。何文在這里再次犯了一個“部分等于整體”的邏輯錯誤。

　　在何文看來，由于經濟學家不能將自己的觀點強加給中央，經濟學家與經濟理論便成了幾乎與改革沒有發生關系的、可有可無的旁觀者；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與經濟學(家)無關，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也就不是經濟學(家)的“誤導”所致。中國改革是由中央和各級地方黨委政府領導的、有各種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經濟變遷與社會變遷過程，包括你我他以及孫志剛、熊德明等在內的普通公民的選擇與行為，都會對這一變遷過程產生這樣那樣、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影響，每個人(包括經濟學家)都應該為改革與發展的得失承擔自己相應的責任。經濟學(家)通過其理論、思想和觀點影響各級官員、企業家、專業人員及社會大眾的思想、觀念與行為選擇，從而對這一變遷過程產生重要影響，怎么能說經濟學(家)與改革的得失無關呢？首屆中國經濟學獎授予了薛暮橋、馬洪、劉國光、吳敬璉四位經濟學家，是因為他們用自己的理論和學術成果“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進程”；“郎咸平旋風”之所以能超出經濟理論界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正是由于“主流經濟學”對國有企業改革的“某些誤導”所致。經濟學大師凱恩斯說過：“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管是對是錯，其影響力之大總要超過常人的理解。事實上統治世界的就是這些思想。”(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294頁，華夏出版社，2005)凱恩斯的話無疑說過頭了一點，但顯然要比何文所謂的“無為論”和“無關論”更接近真理。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與中國“新主流經濟學”的興起

　　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沒有什么經濟現象比中國的快速發展對經濟學家更有吸引力了。當越來越多的國外經濟學家把目光投向中國時，中國的經濟學家應該當仁不讓地走在最前面，責無旁貸地去破解這一經濟研究領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為中國的制度變遷、經濟和社會發展、民族復興與崛起提供經濟理論支持，是時代賦予中國經濟學(家)的歷史使命。

　　“主流經濟學”曾經在推動我國的改革開放與經濟理論發展的進程中，發揮過積極的重要作用。但是，經濟史與經濟學說史告訴我們，主流的經濟思潮、主流的經濟理論范式和主流的經濟學流派都是在不斷變化的，沒有哪一種思潮、范式和流派能永遠占據主流的位置。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范式是以狀態穩定的“成熟經濟體”為事實基礎和研究對象、以抽掉時間這一重要變量的靜態分析為基本研究方法的；漸進而又迅速的制度變遷與快速的經濟發展相融合是中國崛起的突出特征，而且中國是一個發展很不平衡的發展中大國。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范式研究中國經濟，就像小孩得了肺炎不去看兒科醫生卻去找內科大夫一樣。理論范式的理論品質與中國這樣一個“超巨型發展體”的基本特性之間的沖突，正是拙文中所說的“主流經濟學”對中國現實問題解釋力不強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于中國經濟學的發展來說，2003年和2004年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科學發展觀(2003年)和產生了廣泛社會影響的“郎咸平事件”(2004年)，意味著在此之前有著巨大影響的“主流經濟學”其社會影響力已經衰落，新的發展階段、新的發展實踐、新的發展目標和新的發展價值取向，需要和呼喚中國“新主流經濟學”的興起。

　　科學發展觀為中國“新主流經濟學”的興起提供了新的理論價值導向，以及堅實的發展哲學與經濟哲學指南。中國“新主流經濟學”應該既具有開放性又具有“內生性”而不應該是完全“拿來的”，它應該以中國的實踐為事實基礎，以我國發展新階段的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為研究對象，這是由時代賦予中國經濟學(家)的歷史使命所決定的。中國作為“超巨型發展體”的特性決定了應該以發展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和現代演化經濟學的最新理論成果替代新古典經濟學成為新的主流經濟學范式。盡管中國“新主流經濟學”興起的主要條件已經基本具備，但還需要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對此形成共識并為此付出艱巨的創造性努力。

　　(作者單位：中共長沙市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