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主流經濟學派的困境 中國有主流經濟學派嗎

　　——兼駁《也談中國主流經濟學派的困境》

　　學術爭鳴 何偉

　　自從去年夏天，郎咸平教授發難以來，非主流經濟學派的聲音甚囂塵上，對所謂的主流經濟學派一片討伐聲。而所謂的主流經濟學派卻偃旗息鼓，無有聲息，即便后來有人站出 來應戰，也沒有自稱為主流經濟學派，因此我懷疑，中國是否存在一個主流經濟學派。可是今年3月1日《中國經濟時報》刊登了一篇《也談中國主流經濟學派的困境》(后簡稱《困境》)，又對所謂主流經濟學派進行聲討，讀后有些困惑，不知主流經濟學派是什么學派，它的完整的、系統的觀點是什么，有什么公認的權威和代表性的著作，代表人物是誰，都不清楚，怎樣能證明一個主流經濟學派的存在呢？不要像堂.吉訶德一樣，為了顯示自己的騎士威風，把風車當做想象的敵人進行戰斗。如同在簡單價值形式的公式里(相對價值形式＝等價形式)，假若沒有等價形式這個對立物，相對價值形式的價值就反映不出來，如果是這樣就可悲了。

　　中國并無主流經濟學派

　　中國的經濟學有學派嗎？我表示懷疑。在改革開放以前大家都知道，只能一個聲音說話，如有不同聲音，馬上會遭到批判和扼殺。改革開放以后，學術界有了一定自由度，可以表達不同觀點，但也是在允許的范圍內，如改革開放初期，討論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系時，只能講計劃為主，市場為輔；討論商品時只能講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能講商品經濟；對于市場經濟、股份制、勞動力商品等等更是禁區，如果發表這類觀點，往往被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還會遭到批判。主張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學者，在中央沒有采納之前，遭到過多次批判，受到過許多不公正待遇。在中央采納了某些觀點以后，也無人出來為他們平反。這些往事歷歷在目，使人難以忘懷。

　　中央在對經濟政策作出一些重大決定時，也采納了經濟學界某些觀點，但不是哪一個學派的。如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采納了商品經濟的觀點，但前面加上一個“有計劃”的定語。中共十四大采納了市場經濟的觀點，但前面加上一個“社會主義”的定語。有人提出“國退民進”，中央則提出“有進有退”、“有所為和有所不為”，對經濟學家的觀點都作了修改，并沒有完全接納。

　　所謂經濟學派應當有自己鮮明的學術觀點和獨立見解，有突出的代表人物和群體，有完整的體系和被公認的理論著作，并在國內外產生重大影響的經濟學說和得到社會公認的代表人物，如國外的制度學派、劍橋學派、芝加哥學派等等。中國還沒有形成這樣的經濟學派。在我國的改革開放大潮中，經濟學界涌現了一批出類拔萃的學者，他們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作出了貢獻，應當受到稱贊。但這些觀點往往是分散的、孤立的，未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借鑒國外的多，自己獨創的少，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有鮮明觀點的、得到社會公認的中國經濟學派還沒有形成。就以主張市場經濟的學者來說，他們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有許多意見是相左的，對改革的思路，改革的起步，改革的措施，改革的政策，對問題的評價有許多不一樣，有的甚至是對立的，還公開爭論，并沒有出現一個完整的獨立的學派。雖然如此，他們能冒著被批判的風險，把國外一些有用的觀點介紹到國內，并能結合中國的實際提出一些對改革開放有參考價值的見解，洋為中用、中外結合，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功不可沒。但作為一個學派來說還沒有形成，社會也好、他們自己也好，都不承認自己屬于什么學派。

　　顧名思義，主流經濟學派如果指的是一種占主導地位、被社會公認的經濟學派，目前在中國還沒有出現。若說經濟觀點被中央采納就是主流經濟學派，以這個標準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在不同時期采納過不同觀點。十二屆三中全會前批判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是否主張計劃經濟的學者是主流經濟學派？十四大中央采用了市場經濟的理論，是否主張市場經濟的學者是主流經濟學派？

　　中國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存在著兩方

　　我在這里把市場經濟作為人們觀點分歧的標準，因它具有代表性，是我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關鍵問題。我這里用“兩方”而不用改革派和保守派、左派和右派，因這些詞都帶有很濃厚的政治色彩，有褒與貶的含義。用兩方是表明雙方是平等的，如同人們走路一樣，由于觀點相同而自然走在一起，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不是人為的有組織的劃分。這種兩方劃分無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只是學術觀點的不同。

　　這樣的劃分，并不意味著人們的觀點是固定不變的，有人還可在兩方走來走去，應看做是正常的。只要不是投機鉆營，阿諛逢迎，應該允許觀點的變化。我記得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前，北京某大學有一位校長曾大批市場經濟。南巡講話后，在北京市委宣傳部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這位校長講：“對市場經濟有先知先覺，有后知后覺，我是屬于后知后覺的”，接著就大講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和作用。我認為這也是可以的，應該允許有的人觀點發生變化。

　　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有經濟戰略調整的決定中，對國有經濟有一個定位，指出：“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這一決定表明國有經濟的主要作用是為了國家安全和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及為社會服務，它在社會所有制結構中占有限的比重。這一定位有四點意義：一是將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講的“國家所有”予以界定；二是改變了過去認為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三是表明國有經濟不是宏觀調控的物資保證；四是這一定位為國有經濟的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提供了一個標準。所謂“國退民進”，我理解應該是在“有退、有所不為”的行業和領域里“國退民進”，只要法律沒有禁止的，國不退民也可以進，這沒什么不對。

　　批評的錯位

　　《困境》一文一開始指出：“錢穎一先生的《理解現代經濟學》一文可以說是主流經濟學的‘霸權’宣言。”錢文沒有讀過，怎樣霸權不清楚。但一個人對西方經濟學的評價，能否代表所謂的中國主流經濟學派的看法，能否成為所謂中國主流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我表示懷疑。在主張市場經濟的學者中，確有個別照搬西方經濟學的現象，應當注意，但不能認為主張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學家都是西方經濟學的崇拜者，這樣講既不符合實際情況，又打擊面太大，有“霸氣”之嫌。

　　《困境》一文對所謂主流經濟學派的質問邏輯是這樣的：外國有一個主流經濟學派，理論信仰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其理念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因此中國也有一個主流經濟學派，“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總是強調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揭示了市場經濟運行的普遍規律，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規律……，他們自然而然也就成為經濟學‘真理’的代言人。”又說：“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把‘以華盛頓共識’為標志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奉為自己的理論信仰，宣揚和倡導市場即美德、市場即真理、市場就是一切的‘市場至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念。”這樣主張市場經濟的就是主流經濟學派，他們的經濟學理念就是“新自由主義”。

　　對中國是否有一個主流經濟學派，我在前面已經提出質疑。武斷地將主張市場經濟的說成主流學派也是不妥的。中國主張市場經濟的代表人物吳敬璉，被譽為“吳市場”，他從來沒有“宣揚和倡導市場即美德、市場即真理、市場就是一切的‘市場至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念。”《困境》作者自己也承認：“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之一的林毅夫教授就實事求是地指出：‘解讀中國經濟沒有任何現成模式’”，“道出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經濟實踐面前的困境”。在所謂主流經濟學派中，持有林毅夫這種觀點的是大有人在，不只林毅夫一人。《困境》作者不感到自己的文章在邏輯上有些混亂嗎？一會兒說，所謂中國主流經濟學派把西方市場經濟學奉為普遍真理，一會兒又說，所謂中國主流經濟學派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派不能“解讀”中國經濟的實際問題，這是自相矛盾，使自己陷于“困境”之中。

　　不論持什么觀點，對我國目前存在的問題，如“三農問題”、職工下崗、收入差距太大、腐敗等等問題，大家都是有共識的，但對原因和解決辦法的認識卻大相徑庭。社會上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大致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是《困境》一文的作者，認為是持以市場經濟為改革取向的經濟學家脫離中國實際，照搬西方主流經濟學派的觀點造成的，“中國主流經濟學的軟肋就在這里。”第二種觀點認為是由于改革造成的，也對主張市場經濟的學者進行譴責。解決的辦法是回到計劃經濟體制。第三種觀點認為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解決的辦法是深化改革，這是所謂主流經濟學派的觀點。

　　前面兩種觀點都對所謂的主流經濟學派或堅持市場經濟改革者進行聲討，我真有些懷疑，主張市場經濟的學者有這么大的能量嗎？能決定中國改革的走向是“休克療法”還是“漸進式”？能制定中國的政策嗎？任何一個經濟學家、或者所謂的一個經濟學派都明白，他們只能制造輿論，提出建議，但不能左右國家的政策，更不能決定改革的走向。在改革中采納經濟學家哪些觀點，采納多少，不是經濟學家說了算，而由中央決定，經濟學家沒有能力將自己的觀點強加給中央，也無能力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怎么能將責任都歸罪于所謂的主流經濟學派呢？這有些不公平。目前經濟學者的當務之急，應該是深入研究，為解決這些問題提出建議，而不是對某些所謂的學派進行指責和聲討。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