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軍

圖為《中國的難題》，王東京著，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一路高歌猛進。到2005年末，我國以18萬億人民幣的經濟總量，坐上了全球經濟的第四把交椅。但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社會中的各種深層次矛盾也日益凸現:貧富分化，發展失衡，資源短缺，能源吃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公平與效率之爭，更是引發了關于改革方向的大討論。這一切表明，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面對諸多剪不斷、理還亂的“格爾迪奧斯繩結”，我們除了需要壯士斷腕的勇氣，更需要冷靜思考的大智慧。

　　中共中央黨校王東京教授的最新力作《中國的難題》，也許就是我們正在努力尋找的那把亞歷山大之劍。在《中國的難題》一書中，作者嫻熟地運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對中國的各種經濟社會難題，條分縷析，娓娓道來。那些看似無從下手的“格爾迪奧斯繩結”，在作者的談笑之間，竟已被輕輕松松地解開。

　　本書開篇之初，作者就指出，市場經濟乃是歷史的選擇，而不是政治家的一廂情愿。其論證過程，既不講枯燥的大道理，也不用深奧難懂的數學模型，而是獨辟蹊徑，從人的本性出發，運用經濟學的最大化原理，巧妙自然地道明了計劃經濟終結的根源。作者指出，人們花錢辦事，有四種類型: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節約又講效果；花自己的錢辦別人的事，只講節約不講效果；花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只講效果不講節約；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節約又不講效果。我們之所以要實施市場經濟，就是要告別那種“既不講節約又不講效果”的計劃經濟，轉而追求經濟效益。簡簡單單幾句話，就把幾十年爭論不休的計劃和市場孰優孰劣問題，說得通透明了。

　　對目前論戰正酣的公平和效率問題，作者的觀點更是令人耳目一新。作者認為，把公平和效率對立起來并筆戰不休，其實不過是唐·吉訶德大戰風車，因為經濟學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說的是企業分配要講效率，社會分配要講公平，兩者并不是一個層面的問題。作者進一步指出，由政府操作的社會再分配，首要的是追求公平。由于公平的標準難以界定，而對不公平的事老百姓看得清楚，所以政府不必事先設計太多的條條框框，而只要以民意為依據，消除多數人認定的不公平。“世界上大多數窮人以農業為生，因而如果我們懂得農業經濟學，我們也就懂得許多窮人的經濟學。”近年來，作者對“三農”問題予以大量的關注，先后多次到各地農村調研，對如何解決“三農”問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獨立見解。作者通過講述云南佤族同胞“雞肉爛飯”的故事，讓讀者深刻地體會到:農民要致富，首先要更新觀念，打破平均主義。而要消除“大鍋飯”，就得加大對農村的投入，增加農民的私產，從而培育農民的產權和市場意識。對如何推動土地流轉問題，作者主張讓農村發展銀行擔任土地銀行的職能。一方面，鼓勵不愿意種地的農民往銀行存地，另一方面，鼓勵愿意種地的農民從銀行貸地，這樣既有利于減少土地拋荒，又可以促進規模經營。

　　作為中央黨校的教員，王東京教授對中國官場素有觀察。而他從經濟學的獨特視角，來分析官場萬象，更是別開生面，讓人拍案叫絕。對備受詬病的論資排輩現象，作者認為，雖然此規則流弊百出，乏善可陳，但在目前的干部委任體制下，具有其必然性。只有改變用人規則，變少數人選人為多數人選人，才能釜底抽薪，標本兼治。作為學術功底扎實的經濟學家，作者善于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在本書的最后，作者運用經濟學的基本假定和基本原理，得出了經濟轉型期中國官場的三大定律:地方越窮人們越想做官，年輕時實權越大升官越難，好人未必是好官。讀來讓人豁然開朗，獲得新的啟示和思考。

　　(作者單位:國家文化部文化產業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