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在與金融黑客交手的正面戰場全面失利之后，又錯誤地主動投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圈套。對“國際組織”的盲目信任，將國家的安危輕易交給外人來裁決，使泰國再次犯下了無可挽回的錯誤。

　　巨額外債是發展中國家陷入危機的主要原因。治國與治家其實是同樣的道理，高負債必然導致經濟健康狀態的脆弱，在外界金融環境完全不可控的情況下，得以生存只能憑僥幸。在現實世界中，國際銀行家操縱著國際地緣政治的走勢，可以輕易使原來看起來很可靠的金融環境突然逆轉，從而大幅度地增加發展中國家債務的負擔，金融黑客再乘勢發動猛攻，得手的概率相當大。

　　完全沒有風險意識，尤其是對可能遭到巨大而無形的倫敦-華爾街勢力的不宣而戰毫無心理準備，這是泰國金融戰敗的第二個重要原因。

　　對敵人的主攻方向判斷完全錯誤，導致先敗于金融黑客，后慘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宰割，相當于失敗了兩次——東南亞國家普遍重復了泰國的金融戰敗的過程。

　　狼自有狼的邏輯，狼群更有狼群的分工。當索羅斯們在花旗銀行、高盛公司等一大批聲名顯赫的銀行集團的策應之下開始獵殺行動之后，受傷倒地的“獵物”就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屠宰和拍賣，拍賣臺下擠滿了垂涎三尺的歐美公司。

　　如果說將收購的一家公司進行分拆打包再賣給其他公司的投資銀行家能夠賺到幾億美元的話，分拆和拍賣一個主權國家的核心資產至少能賺十倍，甚至百倍的金錢。

　　當亞洲國家試圖建立自己的“亞洲基金”來緊急救助陷入困境的區內國家時，理所當然地遭到西方國家的普遍反對。美國副國務卿塔爾博特說，“我們認為解決這類問題的適當機構，是跨區域性及國際性的組織，而不是新成立的區域性組織，因為這個問題本身影響深遠，超越亞太區域的疆界�！泵绹�財長薩默斯在紐約對日本協會致辭時堅稱，“這種在危機時刻依賴區域援助的金融區域化觀念……存在著真正的風險。”他指出，這樣的做法會減少可以用來應付未來風暴的資源，也會削弱應付“跨洲危機”的能力。“這是我們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必須扮演核心角色的重要原因�！�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主席費希爾警告，區域基金不可能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樣，嚴格要求有關國家做出整體經濟改革以換取援助。費希爾說：“我們不認為設立一個提出不同條件的龐大基金或是長期機構，對此會有幫助。”

　　日本原來是亞洲基金積極的倡導者，但是不得不屈從倫敦-華爾街的壓力，日本財政部長三冢博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貫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發揮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核心作用。亞洲國家建議組織的這個基金，將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個輔助機構。”由東京設計的新概念將是一個沒有資金的基金。根據東京的新概念，那將是一個營救性機構，能以很快的速度，有計劃地預先調動資金，援助那些受到國際投機者狙擊的貨幣，當設立亞洲基金的建議在香港舉行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上提出時，馬上引起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警惕，他們擔心這將破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工作。

　　最后，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只得表示，“我們不至于自大到認為我們有能力充當復蘇亞太區(經濟)的火車頭”，他說，盡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創的亞洲國家方面有所貢獻，并將繼續這么做，但把亞洲拉出經濟泥沼并非它該扮演的角色。

　　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在談到亞洲基金時認為，若為取代國際貨幣基金的作用而成立亞洲基金將有“道德風險”。

　　亞洲國家建立自己的基金以便在危難之中相互扶持原本是件天經地義的事，卻極端不合情理地遭到倫敦-華爾街軸心的堅決反對，而日本作為區域內最大的經濟體，卻全球受制于人，缺乏領導亞洲經濟走出困境的起碼魄力和膽識，不能不令處境絕望的東南亞國家心寒。最令人困惑的是新加坡的觀點，讓自己和自己的鄰居擁有在慘遭劫掠的情況下相互幫助的起碼權力，何以能產生“道德風險”？如此“有風險的道德”又是誰家的“道德”？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是把危機的實質看得比較透徹的亞洲領導人，馬哈蒂爾說：“我們并不知道他們的錢是從哪里來，也不知道到底是誰在進行交易，更不知道他們的背后還有誰。我們不知道他們在賺取金錢后是否支付稅務；同時，這些稅務又付給誰。我們同樣不知道是誰在他們的背后�！彼�認為，在目前的貨幣交易制度下，沒有人知道這些錢是否來自正當渠道，或是有人在洗黑錢，“因為沒有人可以過問，也無從查起”。只要這些人向任何一個國家發動攻勢，那么不計其數的金錢就會涌向那個國家或進行拋售活動，任何人都抵擋不了。不論是貨品市場、期貨或證券交易，都必須在正當的體制下進行，“因此，我們必須管制貨幣交易，使之透明化”。馬哈蒂爾隨即遭到西方輿論界的全面圍剿。馬哈蒂爾尖刻的問題也許不太適合在外交場合發表，但他的的確確問出了所有亞洲人心里的疑團。

　　書名：貨幣戰爭

　　作者：宋鴻兵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本報是中信出版社在中國大陸地區獨家授權連載《貨幣戰爭》的中文平面財經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