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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書：為了讓思想市場更多選擇途徑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19日 08:41 中國證券網-上海證券報
⊙【讀品】 李華芳 在新領域開疆辟土 《生活水準》 阿馬帝亞·森 著 《經濟增長的秘密》 赫爾普曼 著 《企業成長理論》 彭羅斯 著 《法律的限度———法治、權利的供給與需求》 尼爾oK.考默薩 著 目前經濟學書籍的出版已經有了較為清晰的路徑，除了在方法論上不斷錘煉之外，在應用上開疆辟土也毫不遜色。森的《生活水準》由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既是對亞當· 斯密“體面生活”的現代回應，也是森基于一貫對“貧困與不平等”的研究得出的自然結論。生活水準到底有一些什么標準，其中重要的是周圍的人的生活水平將決定你的生活標準是什么，正如斯密所說“鄰人的穿著決定你的穿著”。森的拓展在于把能力視角引入到分析中來，認為不管生活水準到底如何，關鍵是人的能力要拓展。這也是森對《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思考的延續。 而赫爾普曼則在傳統的經濟增長領域數年磨一劍，推出了《經濟增長的秘密》。赫爾普曼認為資本積累實際上要考察技術進步的作用，兩者的關系密不可分。技術進步能導致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而不只是資本的積累。所以增長理論應該更關注技術進步。盧卡斯也意識到了這一點，而且把技術進步的問題推進到人力資本積累的外部性和知識積累的外部效應。后來，羅默綜合了這些觀點，改變了增長理論的方向，開創了“新增長理論”。經濟學家開始把注意力從資本積累轉到知識和創新上來，這也是解釋“索羅余值”的重要因素。赫爾普曼以言簡意賅出名，在這本加起來不到150頁的小冊子中，所涵蓋的領域之廣、程度之深，令人嘆為觀止。從資本積累、技術進步、知識創新、開放貿易、收入分配和制度變遷等各個角度切入，研究這些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赫爾普曼為我們揭開了“經濟增長的秘密”。 實際上不管是從森的研究出發，還是從赫爾普曼的研究來看，兩人的研究都隱含著如何對待政府角色的問題。自從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關于政府也是經濟人的思想提出以來，把官員當成理性人的研究不斷面世。這些都說明了經濟學開始重新回到“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下，討論具體社會歷史條件下的問題�；蛘哒f，經濟學的研究從來未能擺脫馬克思的影響。佩爾森和塔貝里尼結合了傳統的宏觀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以及政治學中的理性選擇學派的觀點，綜合了三種方法，提出從理性的公民個人角度出發，他們會對經濟結果的偏好產生影響，進而導致對經濟政策的偏好。但官員的目標不一定與選民的偏好一致，根據公共選擇理論，選民與政治家之間的代理關系會存在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佩爾森等在《政治經濟學》一書中認為必須要依靠制度來保證政策產生和選舉政治家的程序。如此一來，就構建了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 在微觀經濟學領域，今年上半年最出彩新書集中在企業理論上。威廉姆森和西德尼·溫特主編的《企業的性質———起源、演變和發展》，是對科斯“企業的性質”最為全面和系統的回顧，并且在此基礎上還有拓展。這是紀念科斯經典論文“企業的性質”發表50周年時的一次會議的論文集。事實上，企業的性質不僅啟示了對于企業的研究，也啟示了經濟學家對各種組織的研究。 不過彭羅斯與科斯意見不同。正如彭羅斯在《企業成長理論》中展示的那樣，科斯并沒有在文章中定義“什么是企業”，而更多是在討論“企業可以節省市場的交易費用”與“管理企業需要的管理費用”之間的權衡。而對彭羅斯來說，這并不是重點所在。企業一直就是作為一種管理組織而存在的。而且企業不是僵化的，企業研究也不是邊界確定之后就完事了。企業就像是有機體一樣會成長，盡管其成長并不一定表現為產量增加之類的業績。實際上早在1959年，彭羅斯發表《企業成長理論》的第一版時，就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其后她不斷完善“企業成長理論”。這一理論的核心觀點被概括為：企業是建立在一個管理性框架內的各類資源的集合體，企業的成長則“主要取決于能否更為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源”。從資源有效利用的角度看，企業的成長就是不斷挖掘未利用資源的過程。認真思考彭羅斯的“企業成長理論”的意義，就不難發現，彭羅斯解釋的是什么在決定“邊際上的管理費用”，答案是“內部的管理結構”。這正是企業不同于市場之處，“內部”才決定了企業能否有效利用還“未利用的資源”，同時也限制了企業能在何種程度上有效利用資源。 在新興的“法與經濟學”領域，也有兩本重要的相關作品值得一提。尼爾oK.考默薩的《法律的限度———法治、權利的供給與需求》從經濟學的供給需求框架出發，應用到法律市場上。考默薩是研究財產權出身，所以對于權利的供給與需求有獨到的理解。本書第二章考察土地的使用及其權利，涉及城市規劃中的各種權利問題，對于當下的中國不無啟示意義。 從真實世界的現象到經濟學理論的概括，這是新生代最活躍的經濟學家迪克西特的拿手好戲，他的研究范圍驚人地廣泛。在最近的新書《法律缺失與經濟學》中，迪克西特從我們為什么需要治理這個問題出發，分別闡釋了當下的經濟學理論是建筑在法律存在的前提下，但現實世界中，法律有可能是缺失的，在這種情況下，私人的自發秩序如何擴展，合約如何執行，產權保護在掠奪型政府面前如何作為等，迪克西特以清晰有力的模型和邏輯展示了答案，并且指出了完善法治的現實意義。 激辯轉型期中國現實困惑 《崛起？！中國未來10年經濟發展的兩種可能》 本力主編 《解讀中國經濟沒有現成模式》 林毅夫 著 《窮人經濟學：農業依然是基礎》 蔡昉 著 《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 趙人偉 基斯·格里芬 主編 《中國的新革命》 凌志軍 著 《民營化還是社會化：國企產權改革的戰略選擇》 史正富、劉昶 主編 《制度與能力：中國民營企業20年成長的解析》 陳凌、曹正漢等著 中國正處于經濟、政治及文化的三重轉型之中。那么在30年改革的經濟奇跡面前，撫今追昔，中國會往何處去？本力主編的《崛起？！中國未來10年經濟發展的兩種可能》結合當今一線經濟學家的智慧，探究了中國經濟奇跡背后的原因，并展望其可持續的因素，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中國奇跡將會持續，另外一種則非常悲觀，認為中國經濟已經積聚了一個大泡沫，而是泡沫終究會破滅？那么，中國的危機會以何種形式體現呢？是會重蹈拉美的覆轍，還是走上日本的老路？印度模式對中國又意味著什么？《崛起？！》一書重點分析了這三種可能的參照路徑。關注拉美的貧富差距問題，關注日本的金融市場泡沫，關注印度的內源性增長，這都有助于中國在未來找到屬于自己的道路。 對于崛起還是崩潰的截然兩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種簡化處理。例如林毅夫就在他的《解讀中國經濟沒有現成模式》中旗幟鮮明地認為沒有現成模式，“不盲從國外現有理論，堅持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研究乃至了解中國當代經濟的必由之路。”盡管林毅夫認為沒有現成模式，但也未能提出新的模式。但從他對產能過剩、新農村建設和農村發展，經濟過熱、宏觀調控與政策，發展戰略、國企與金融改革，經濟學與教育等方面研究來看，其思考的路徑依然是傳統西方經濟學的思路。 從這一點上說，反倒是蔡昉的《窮人經濟學：農業依然是基礎》以及劉樹成的《中國經濟的周期波動》更為樸實一些，直接面對問題，采用主流的研究手段，用中國數據做實證，并得出一些有意義的看法，這對當下中國而言可能是更有效的經濟研究。例如蔡昉通過對政策扭曲情況下的全球農業病的反思，來對照中國的“三農問題”。蔡昉認為，解決中國窮人的問題，需要未雨綢繆，權衡各種政策的收益與成本，而在現實制約的條件下，從培育國內市場入手可能是較好的選擇。而要完成這種改革，除了在農業技術上要采用政府誘致性的技術變遷之外，在農業經營方式上應該允許多元化經營。 中國的貧富差距一直為人所詬病，從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后，這種質疑就從未停歇。那么三十年來的改革“以效率換公平”的后果到底如何呢？趙人偉和基斯·格里芬主編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一書，同樣著眼于中國數據的計量與實證，其結論是收入分配上的制度性扭曲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擴大化。這也為反思改革三十年如何轉向更“公平”的發展提供了基礎。 至于如何轉向的問題，至少有兩點值得重視：其一是市場化手段依然可以用于推動社會公平，而且市場化與公平之間的關系千絲萬縷，不容易說清楚，但搞清楚目前中國市場化的情況到底如何，卻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樊綱，王小魯，朱恒鵬等的《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06年報告》延續了前兩份報告的思路，用23個基礎指標對中國各地區的市場化程度作比較，列出了排序。同時也對各地區沿時間順序的市場化程度變化做出評價。這是目前了解中國市場化程度的較為可信的報告。在下判斷之前，了解事實是什么，對于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而言，這一點特別重要，因而這些實證計量的工作就越值得尊重。 改革深水區難以觸動的幾乎都是信息極其不對稱的領域，諸如教育諸如醫療，莫不如此。世界銀行發布的《中國的信息革命：推動經濟和社會轉型》報告，從信息公開的技術手段說到電子政務和電子商務的解決方案，主要觀點就是應該進一步堅持公開行政過程，做到信息公開，從而推動經濟和社會的健康轉型。 而說“信息革命”似乎言過其實，即便凌志軍相信在中關村發生的一切是一場《中國的新革命》，但放寬歷史的世界，把它置于布羅代爾所謂的長時段，或者許滌新和吳承明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來看，30年改革盡管是中國社會的急劇轉型，但就其本質而言，或許不過是整個經濟演化過程中一朵浪花而已。當然凌志軍的確開啟了將企業置于整個中國改革進程中來審視的敘事手法，將中國企業置于中國改革的歷史過程中，縱橫阡陌，方能體味原汁原味的轉型期中國企業的演化史吧。 中國企業命運多舛。對于國有企業而言，如果說 “國退民進提高了效率”，那么馬上就會遭遇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指出的致命一擊：效率是否公平？國企改制后收入分配的結果是否皆大歡喜？事實遠非如此。在民主與法制“雙重缺失”之下，國退民進受阻，人們開始尋找新的替代方案。挑起爭端的郎咸平的方案是因噎廢食，徹底停止大型國企管理層收購（MBO），以尋找有良知的職業經理人作為國企改革的新方向。而復旦大學的史正富等人在《民營化還是社會化：國企產權改革的戰略選擇》一書中，則從國外NGO的成功經驗中獲得啟示，提出國企產權可以多元化社會化，以此來取代民營化。兩種觀點遮遮掩掩的前提是有些國企涉及國計民生國家安全，不可私有。如果我們把國有企業改革置于政治選擇的框架，這一遮遮掩掩的前提實際上是官員的一種策略，無可厚非。 但即便在這一前提可靠，兩種替代方案依然令人啼笑皆非。在民主與法制的雙重缺失下，職業經理人有沒有成長的土壤？NGO能不能保持真正的獨立？現實世界中，職業經理人和NGO市場上的陰影甚至多于國企改革領域。所以上述兩種方案難免給人“換湯不換藥”的感覺。應該重視的或是完善法律框架，切實推進法律的執行效率，并努力將政府行為納入法律框架之中，以防“政治大于法”現象一再重演。這是隱藏在國企改制路徑背后的真問題了。 也正是在這種“雙重缺失”的土壤里，中國的民營企業卻以不屈不撓的姿態倔強生長起來�！皣嗣襁M”至少從一個側面展示了民營經濟的活力。民營企業以其對說出具體約束的把握與突破，形成了對哈耶克“自發秩序”思想的絕佳注釋。陳凌和曹正漢等在最近出版的《制度與能力：中國民營企業20年成長的解析》一書中，以民營企業所面臨的“制度問題”和“技術問題”為切入點，作了獨到闡釋。 三本對投資人大有啟發的書 《龐茲的騙局》 （美）米切爾·朱科夫著 《隨機致富的傻瓜》 （美）納西姆·塔勒布著 《長線》 （美）查爾斯·埃利斯著 事實上，雙重缺失不僅影響企業的發展，對于中國股市而言，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對于2007年上半年而言，排隊開戶買股票的盛景會被歷史銘記。順風搭車，“炒股秘籍”之類的書籍也持續熱銷，而在這背后，那些警示之聲卻顯得如此薄弱�？紤]到這一層，對于中國的股民而言，今年上半年至少有三本書是能帶來啟發的。 其一是《龐茲的騙局》。今年5月之前，滬深股市狂飆突進，時有耳聞當了房子入股市的新聞。但股市的上漲需要匹配上市公司的業績，而現在這種情況并不相稱，但依然有大量資金入市，新增股民人數不斷增加，始終是龐茲游戲的誘惑太大。也許有人會認為自己是站在東墻這頭，因此總能在泡沫破滅之前撈到一票。股市自然是有人賺錢，但這些錢很可能來自后入市的散戶，而非來自企業的業績，尤其是所謂短期內的驚人回報本身就透露出不太可信的味道。這讓整個股市變成了一個巨大的“龐茲圈”，無法持續。當最后泡沫破滅，一切歸于沉寂，這資本的戰場上只會剩下尸橫遍野的散戶。但奇怪的是，像龐茲騙局這樣的老把戲總是變著花樣不斷出現，但依然無法教會貪婪的人們“何為謹慎”。在法律不完善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未能完全發揮的條件下，人們尤其需要不時讀一讀這本《龐茲的騙局》。 對于投機性的行為，行為金融學的最新研究結果顯示，實際上隨機選擇一堆股票和挖空心思找熱點的收益率相差無幾。塔勒布在一次股災中得以幸免，他潛心研究了自己的經驗，最后發現自己只不過是運氣比較好而已，而這種運氣或者說隨機性總是不被人重視。所以塔勒布最后寫了《隨機致富的傻瓜》一書，來提醒那些自認為可以成為股市弄潮兒的人。此書與《龐茲的騙局》異曲同工，對于中國新興資本市場的投資者而言，面對法律缺失的困境，除了迪克西特在《法律缺失與經濟學》中所提到的政府治理之外，投資者的謹慎也是必須的。查爾斯.埃利斯在《長線：資金集團的成功之道》以“美國三大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和全球最大的獨立投資研究組織之一”的“資金集團”（Capital Group Company）為例，為讀者講述資金集團的故事之余，道出了成功的秘密，那就是要關注“長線”注重長期，這恐怕也是對當前跟風投機的中國投資者如何謹慎的一個解答。 直面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 《經濟學與幸�！� 布魯尼 波爾塔 主編 《市場經濟與道德基礎》 汪丁丁 著 不管是貧富差距拉大，國企改革扭曲還是股市非理性繁榮，這些經濟上的狂飆引發的是“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的問題。這一問題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有過討論，斯密晚年擔心市場經濟的過度發展可能會導致社會禮樂崩壞。這啟發了后來的經濟學者不斷反思經濟增長的意義所在。布魯尼和波爾塔主編的《經濟學與幸福》詳細討論了收入、家庭關系、健康等等因素與幸福的關系，發現經濟增長與幸福增長之間并沒有什么關聯，但家庭和健康與幸福緊密相連，由此帶來的啟示是，經濟增長可能是重要的，但對于人們的幸福而言，關注健康，關注家庭或許更重要。 但家庭和健康常常被忽視，對于物質利益的無盡追求使得市場競爭喪失了道德基礎，甚至如上個月 “山西黑磚窯”這樣的事件更突破了法律的界限，刺痛了我們的神經。市場經濟到底需要什么樣的道德基礎？汪丁丁的《市場經濟與道德基礎》對此有可貴的探索。該書收入的論文時間跨度長達十幾年，體現了汪丁丁一貫對于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問題的關注。汪的觀點實際上與斯密相當類似，通過學術傳統、大學教育、醫療體制改革等方面的解讀，汪丁丁認為市場經濟的實質是一種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它所需要的是一個不斷擴展的作為其道德基礎的關于產權的共識和信任關系，以及維護這個道德基礎的強有力的法律體系。汪丁丁概括了許多社會思想家心目中的理想狀態，提出一種被稱為“美好生活”的社會狀態，他從三個維度來刻畫：其一是“個體稟賦的充分發展”，其二是“正義”，其三是“足夠豐富的情感生活”。而作為支持個體充分發展的市場，必須有能夠支撐它的道德基礎，這讓我回想起康德的名言：“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日新月異，不斷增長，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20年辛苦不尋常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 許滌新 吳承明 主編 在經濟學領域，“中西”或“體用”之爭并不明顯，當然主要是實用主義占了上風。是以在借鑒西方經濟學進展的同時，以中國傳統手法展開的研究也依然在繼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庫·經濟研究系列”中的重頭戲，《中國經濟通史》系列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周自強主編先秦經濟卷，林甘泉主編秦漢經濟卷，陳高華和史衛民合著元代經濟卷，王毓銓主編明代經濟卷。唐宋由于資料繁多，研究也較為充實，梳理更為耗時費力，暫未看到。這一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庫”從現有已經出版的書目來看，氣象宏大，挖掘本土資源上用心頗多，有望成為精品之作。以樊百川先生的《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為例，資料詳備，又不簡單是史料羅列，而是獨具匠心從整個中國制度沿革的視角下，來審視輪船業這樣一個細小的行業，卻又從中以小見大透析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的變遷，實屬佳作。 而在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上，吳承明先生和已故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三卷本）》最近全部推出，單書后所附圖表就接近500張，涉及史料上千種，功夫之深，令人嘆為觀止。許滌新先生1988年去世，而此書前兩卷1985年也已經出版。但此次是三卷出齊，功德圓滿了。盡管在斷代上兩位先生是采用宋末至清、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三個時期，未免與資本主義本身發展的邏輯不合宜，但從時間沿革條分縷析而言，是目前為止研究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的集大成之作了。 從社會科學出版社的《中國經濟通史》系列到社科文獻出版社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三卷，也可以說是一個相關的延續，不管是否出于時間上的巧合，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和傳承而言，這無疑是提供了一塊厚重的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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