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和經濟價值是社會實在的一個范式。它們并非源于人類意愿，不與它們合作是不可能的

　　自由在法西斯主義面前的徹底破滅，實際上是自由主義哲學不可避免的后果，這種哲學宣稱權力和強制就是罪惡，自由要求它們從人類共同體中消失。這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這在一個復雜社會中已顯而易見。

　　但權力和經濟價值是社會實在的一個范式。它們并非源于人類意愿，不與它們合作是不可能的。

　　權力的功能是使某種程度的遵從得到保證，這種遵從對群體的生存是必需的；它的最終源泉是某種主張——誰能使自己免于持有這種或那種主張呢？經濟價值就在于保證生產出來的產品的有用性，它必須先于生產它們的決定而存在，它是勞動分工的保證。經濟價值的源泉是人類的欲望和物品的稀缺——我們又如何可能不會渴望某件東西比其他的更甚？

　　任何主張或欲望都會使我們成為創造權力和構造經濟價值過程的參與者。任何除此之外的自由都是無法想象的。

　　放棄了市場經濟的烏托邦，我們就得直面社會的現實。這正是作為一方的自由主義與作為另一方的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分界線。雙方之間的首要區別并不是經濟上的，而是道德上和信仰上的。即使雙方承認相同的經濟學說，那也不只是僅有差異，它們實際上體現了相反的原則。

　　將它們區分開來的最終一點仍舊是自由。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社會現實的接受都帶著一種終極目的論，這種終極目的論曾經用關于死亡的知識來塑造人類的意識。權力和強制是現實的一部分，將它們拒之于社會之外的理想顯然是無效的。使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相互區別的問題是，在這種關于死亡的知識的燭照下，自由的理念還是否可以被堅持：自由是一句空話、一個誘惑、一個用來毀滅人類及其作品的設計；或者，人類在面臨這種知識時，仍可重申他的自由并為在社會中實現自由而奮斗，且同時又不致墜入道德虛無主義的陷阱？

　　這個急切的問題概括了人類的處境。這項研究的精神和內容應該為此指出一個答案。

　　我們援引三項基本事實，我們相信正是這三項基本事實構成了西方人的意識：關于死亡的知識，關于自由的知識，關于社會的知識。其中第一個，根據猶太人的傳說，是從舊約故事得到的啟示。第二個，根據新約的記載，是在耶穌的教導中，通過對人的獨特性的發現而得到啟示的。第三個啟示是我們通過在工業社會中的生活而得來的，并沒有哪一個單獨的偉大名字與這個啟示相連，也許羅伯特歐文最接近于成為它的傳遞媒介。它是現代人意識中的根本元素。

　　基于對社會的現實認識，法西斯主義者的回答，是對自由要求的拒絕。基督教關于個體的獨特性和人類的一體性(oneness)的發現被法西斯主義拒絕了。這里就是它墮落傾向的根源。

　　羅伯特歐文第一個認識到《福音書》忽略了社會現實。他將此稱為基督教對人類的“個體化”，并且似乎相信，只有在一個合作性的共同體(commonwealth)中，“基督教中所有那些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才不會與人分離。歐文意識到我們從耶穌的教導中獲得的自由無法應用到一個復雜社會中。他的社會主義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對人類的自由權利的堅守。西方文明的后基督教時代已經開始了，在這樣一個時代里，《福音書》不再是完備的，盡管它仍舊是我們文明的根基。

　　由此，社會的發現既是自由的終結，也是自由的重生。盡管法西斯主義者甘心讓自己放棄自由而去膜拜作為社會現實的權力，但是，社會主義者一方面讓自己順應那個現實，另一方面則不顧現實如何，仍然堅守著自由權利。人類已經成熟了，并且能夠以人的方式生存于一個復雜社會之中。讓我們再次引用羅伯特歐文那富有啟發性的話：“如果某些惡的原因不能被人類即將獲得的新力量所祛除的話，那么他們將會明白，這些惡是必然的和無法避免的；他們將不再會因此產生幼稚而徒然的抱怨�！�

　　順應，一直都是人類的力量和新希望的源泉。人類接受了死亡的現實，并在此基礎上構筑了自己整個生命的意義。人類讓自己順應下面這個真理，即他有一個可能被丟失的靈魂，而丟失靈魂要比死亡更加可怕：以此為基礎，他建立了他的自由。

　　在我們的時代，人類讓自己順應了社會的現實，這意味著以往那種自由的終結。但是，再一次地，生命從這種終極的順應中生發出來。對社會現實毫無怨言的接受給予了人們不屈不撓的勇氣和力量來消除所有能被消除的不公正和不自由。只要他是真誠地試圖為所有人創造更多的自由，他就無須懼怕權力或計劃會轉而與他作對，并毀壞他以它們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這正是在一個復雜社會里自由的涵義，它給了我們所有我們需要的確定性。-

　　摘自《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參見“本刊6月薦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