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拓荒

　　1992年10月，劉鴻儒迎接又一個新的挑戰，出任中國證監會第一任主席。1995年，他急流勇退，離開官場，潛心于研究和教學工作。

　　不管是在滬、深股市總市值曾一舉沖破33萬億元人民幣的今天，還在18年前滬、深證券交易所的誕生之時，中國股市一直堪稱為金融市場上“三駕馬車”中最吸引大眾眼球的“一駕馬車”， 許多人的歡樂和悲傷、喜悅和絕望都在“牛”“熊”市的波譎云詭中交替上演。同樣，在劉鴻儒主持的諸多金融改革中，讓他成為熱點人物被推到風尖浪口的也是風險和敏感度更高的證券市場。

　　他坦言，昔日主持證監會工作時并不輕松，每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股市猛跌，下邊有怨氣；股市猛漲，上面有意見，怕出風險；不漲不跌，所有人都有意見，說這個市場沒有價值”。

　　細究起來，劉鴻儒對資本市場的研究遠早于他出任證監會主席。他在人民銀行時主持起草“建立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的金融市場體系”和“促進資金市場(“資金市場”一詞沿用蘇聯對資本市場的表述)的形成”等建議都在1985年的黨代會上通過，列入“七五計劃”，但那時，資金市場不被重視，直接融資連“輔”也沒有“輔”，幾乎等于零，這也成為他的心事。1988年至1992年，劉鴻儒擔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具體分管財政金融改革、住房改革和股份制公司研究試點，

　　他把精力主要放在股份制和股市的研究上面，決心把這項工作做好。

　　劉鴻儒說，上世紀80年代，中國資本市場中數量最大的是國庫券，數量最小的是金融債券，爭論最多的是股票市場。其實從政府角度最初并沒有整體方案和計劃，實踐中是客觀事物發展推進到那一步，就做到哪一步。

　　中國股市拉開序幕、進入集中統一規范發行和交易時代的標志是，1990年年底和1991年年初，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成立，但其實在這之前，中國股權融資伴隨著股份制的實踐已慢慢地在經濟發展的土壤中潛滋暗長，自發、分散地交易著，同時一些矛盾和不規范也相隨相生。

　　關于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和中國第一張股票 有多個版本，這背后的故事也體現了探索中國股份制改革走過的曲折之路。

　　1984年9月，北京天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發行定期3年的股票。同年11月,上海飛樂電聲總廠成立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小飛樂)，面向社會公開發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不過，這都是單向的發行，真正有買有賣的證券交易是在1986年8月，沈陽信托投資公司開辦了窗口交易，一個窗口買賣股票，一個窗口買賣債券，后來，上海工商銀行信托投資公司靜安區辦事處也有了柜臺交易，交易價格都是寫在小黑板上。劉鴻儒說，他參觀后看到交易量很小，但覺得意義重大，“這些新鮮玩意兒”在當時轟動一時，一些海內外媒體驚呼“中國出現二級市場了”。

　　1986年11月，人民銀行與美國證券界人士召開了一次國際會議，研討中國證券、金融市場發展的問題。鄧小平同志接見了會議代表，接受了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范爾霖帶來的兩件禮物——美國證交所的證券樣本和微章，并回贈給他一張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這一舉動引起了國內外新聞輿論的極大興趣。日本一家媒體對此進行了大篇幅的報道，他們靈敏地從中覺察出：中國企業行將全面推行股份制，中國經濟終將走向市場化。

　　劉鴻儒說，這里面還有一個插曲。他剛開始找的是天橋商場發行的股票，拿過來一看發現是定期的，既有分紅又有利息，不規范，于是他就聯系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拿來“小飛樂”的股票，送給了美國客人。后來，這張股票作為中國第一只股票在美國證交所展出。

　　1985年銀根緊縮，國務院發文明示“企業可以利用股份制形式籌集資金”；1987年，中共十三大，真正明確提出股份制改造；1988年大中型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開始試點，同時，各地證券公司開始經營國債、企業債券和股票，“中國一代證券人”由此成長。由于自發交易有一些不規范，也埋下了隱患。

　　1990年春，深圳經濟特區3個交易場所突然火爆起來，“買到股票就等于發財”的觀念在人群中間甚囂塵上，搶購“熱潮”高燒不退。“雖然上市交易的只有深發展等5家小企業的股票，但交易窗口前的馬路上全是人，大有全國的資金在向深圳聚攏之勢。”與此同時，上海也跟著“熱”起來，受國務院委托，時任體改委副主任劉鴻儒以調查組組長的身份進行了3次調查，并協助兩地政府規范股票市場。

　　股市的情況也引起了中央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一些反對意見主張取消試點，他們認為“凡是股份制和股票市場都是資本主義私有化的產物，中國搞社會主義不能走那條路”。剛剛萌芽的證券市場面臨著被剔除的危險。

　　1990年11月，深圳和珠海特區成立10周年大慶，江澤民總書記在深圳了解了股票市場的情況后，于返京途中和劉鴻儒在飛機上聊了兩個多小時，把“大家擔心的問題都問了”，比如，股票市場的錢從哪來？股價為何這么高？股票漲價以后，誰賺誰虧？共產黨員買股票怎么辦？當時，田紀云、溫家寶等領導人也在場。劉鴻儒就據實回答：“95%是散戶的錢，但這并沒有影響所有制，因為60%的股份仍屬國家和集體單位。”他坦率地闡述了自己觀點：“股票市場試點不能撤銷，改革不能后退，否則在國內外影響太大。因為沒有經驗，可能會走彎路，但不能稍有問題就帶上一批政治帽子，否則誰還敢搞實驗？”

　　劉鴻儒還以一名老共產黨的名義向江澤民同志作出保證：“請您相信，我們不會搞私有化，社會的公有制主體地位不會改變。”

　　最后江澤民同志決定股市繼續試點，但暫限于深、滬兩個城市。在定下股票市場繼續進行試點后，深圳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也誕生了，從此股市結束了各自為政、分散交易的時代。

　　劉鴻儒說，“保留這片改革成果，是黨中央的英明決定”，而他竭盡為之力爭則是為了要“探索出一條社會主義國家發展資本市場的道路”。

　　雖然股市保留下來了，但大家的認識并沒有完全統一。由于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1990年東歐劇變，1991年蘇聯解體增添了緊張氣氛，反對呼聲總是擔心“社會主義事業就此斷送”。劉鴻儒心里也忐忑不安，“我們是頂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搞資本市場試驗的，搞不好會成為歷史的罪人。”

　　直到鄧小平南巡談話傳過來，明確了股份制和股票市場并不只是姓“資”，也可以姓“社”，可以做試驗，但要謹慎，中國資本市場才得以曙光重現。1992年2月，劉鴻儒在中南海懷仁堂聽了江澤民傳達的小平談話精神后，“心中一塊石頭才落地，感覺到氣氛也不那么緊張了，終于可以放開手腳去做了。”

　　當時很多人問社會主義發展資本市場的根據是什么，劉鴻儒特意在《馬克思思格斯全集》中找到了“最有說服力的理論依據”：馬克思1858年4月3日寫給思格斯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話說，股份資本是導向共產主義的“是完善的形式”。1992年小平南巡談話發表后，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引用了這句話。

　　這年年初，體改委和國務院生產辦在深圳聯合召開了一個股份制座談會，會后向國務院做了匯報，時任副總理朱熔基主要提出“股份制試驗也要規范，不要搞亂了”。體改委就此多次開展調研，交流經驗，出面組織有關部門出臺了有關工商注冊、財政管理、會計制度等方面的13個法規。其中一項法規中明確規定，凡是實行股份制的國有企業及其股本構成比例，由政府主管部門審批。上市公司公有股占60%左右，40%是市場流通，因此留下了為人所詬病的“股權分置”這一歷史“包袱”。

　　“這在當時是不得已而為之。”劉鴻儒說。有的年輕人指責國有股不流通的設計不對，是對歷史背景缺乏了解。在股票市場生死存亡的關頭，為消除人們私有化疑慮，限于當時的認識水平，只能用機械的國有控股比例來解決。對于這一國有股流通的難題，2005年中國證監會啟動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經過兩年努力，目前這項重要的改革已基本完成，股權分置改革把整個資本市場都“盤”活了，發展速度猶如“輕舟已過萬重山”。劉鴻儒對資本市場一直抱有信心，他在1998年曾發表文章預測，10年以后，股票市值將超過30萬億元。如今，預言成真，深、滬總市值已雄居世界前列。

　　13個法規的出臺使股份制進一步推進，新一輪股票熱襲卷而來。1992年8月，深圳發行新股認購抽簽表吸引了來自全國的幾十萬名“搶購大軍”，“僧多粥少”加上工作人員私分認購證引發了許多人的不滿，有的群眾情緒激動圍攻市政府，引起中外關注，發生“8•10”事件。時任副總理朱熔基同志給中央領導寫了一封信，國務院緊急決定要建立監管機構。朱熔基建議劉鴻儒“出山”，經過多次談話，盡管劉鴻儒也感到有壓力，但大局為重，他樂意地服從了組織安排。

　　1992年10月，國務院正式確定成立一個由朱熔基親自出任主任、十三個部委參加的證券委，下設證監會，負責日常監管和決策執行。劉鴻儒擔任證券委副主任、證監會主席。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證券市場統一監管體制開始形成。不過，“開山始祖”不那么好當，創立之初“家徒四壁”，在學習外國先進經驗的同時，還要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當時，劉鴻儒還經常鼓勵證監會的員工“不要害怕各種責難，要有為事業奮斗的精神，嚴格依法監管，勇于開創局面”。

　　他租了保利大廈的兩層樓作為辦公室，除了請國內有關部門調配專業人員外，還聘請了不少曾在海外留學及華爾街“打磨”過的人。指導思想是“專家為主、廉政為本”。

　　劉鴻儒帶人多次去海外訪問學習，反復與專家、學者以及海外的朋友座談，然后“現學現賣”。在仔細比較了美國、英國和香港三種市場監管模式的異同后，經反復研究認為，可參照運用“香港模式”。

　　國務院聽取各方面意見后確定了中國證券市場的四層監管體系。第一層是社會監管體系，主要指的是中介機構發揮的作用，包括注冊會計師、律師等對公開發行股票的股份公司的招股說明書、財務報告等進行審核、簽證，承擔法律責任；第二層是證券交易所和證券經營機構組織的證券業協會，屬于自律性監管體系。第三層就是證監會帶有準政府性質，主席和委員由國務院任命；第四個層次是政府管理機構，由國務院證券委員會來統一協調股票、債券和國債的有關政策，負責宏觀管理和指導、監督證監會的工作。

　　為借鑒國外防范風險的經驗和教訓，1993年初在天津召開第一次全國性證券會議。劉鴻儒做了上任后的首次正式報告，主題就是股票市場的風險與管理。他系統地介紹了從1929年至1933年全球經濟大危機以來發生的股災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中國發展資本市場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原則。他說，有股市就有風險，想徹底鏟除是不可能的，股票市場發展就是一個風險不斷出現不斷治理的過程，一定要立法，嚴格執法；一定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質量；一定要發展機構投資者；一定要不斷地規范市場運作。

　　報告中還強調了一個重要的觀點：上市公司的質量是資本市場穩定發展的基石。后來有人將其上升為“基石論”。劉鴻儒說，這個工作報告由他親自起草撰寫，是他工作幾十年來花費心血、氣力最多的一個。后來，該報告被《人民日報》用整版刊登。

　　開荒的工作煩瑣而沉重，制訂資本市場的運行框架、游戲規則是重中之重。在證監會成立前，中國的證券市場只有上海和深圳的地方政府頒布了一些法規，難以適應全國的需要。劉鴻儒在任期間，先后推出《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和《證券交易所管理辦法》。與此同時，他們相應地搞了幾十個配套的法規，讓市場初步可以依照一個統一的準則來運行和監管。

　　這些法規，在以后的若干年內，為證券市場的規范發展奠定了基礎。

　　為了發展資本市場，他和他的同事們進行了一系列開天辟地的工作。B股市場、H股、期貨市場、國企海外上市，一個又一個創意方案在他們手中成為現實。

　　1990年我國開始研究利用國內股票市場吸引外資的辦法。

　　中國建立證監會之初，德國奔馳汽車公司和香港東亞銀行希望在A股市場上市，“因我國股票市場剛剛建立，各方面的條件都不具備，沒有辦成”。劉鴻儒說，后來他著手研究B股，因為中國有外匯管制，一下子開放股市，帶來的政治和經濟風險太大，所以設計出A股和B股的辦法，用明確的“三八線”嚴格劃開，只允許境外投資者用外匯買賣，但是市場不活躍，利用外資效果不大。

　　在研究B股之后，香港有關方面提出關于國有企業改組后到香港上市的問題。1991年12月，受國務院委托劉鴻儒率考察組在香港考察后認為，雖然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利弊兼有，但利大弊小，應當積極而又審慎地進行。1992年4月下旬，當時的香港聯交所主席李業廣率團到北京訪問。朱熔基副總理接見，李業廣又提出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的問題，朱熔基當機立斷表示：選擇10家左右國有企業到香港上市，并同意成立一個聯合工作小組，負責此項工作。內地方面由劉鴻儒牽頭，香港方面由李業廣先生牽頭。經過一年的討論和準備工作，解決了法律、會計、外匯、上市方式等問題，1993年6月29日，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在香港發售股票并上市，開創了中國企業在海外上市的先河。

　　劉鴻儒一直呼吁開放機構投資者入市，大力發展專業的證券投資基金。

　　1990年，他在上海就曾和當時的上海市市長朱熔基同志探討過基金的有關問題。當時股票風險很大，老百姓承受不了，倆人在一起商量如何減輕老百姓承擔的炒股風險時，想到了基金這種投資工具。1991年，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關于基金的專訪，為了通俗易懂，他將基金比作“投資合作社”，社長代社員們投資，實現風險分散、收益共享。1992年成立中國證監會后，他仍努力推動這件事。1994年，上海和深圳股市長時間低迷，為了增強信心，借鑒臺灣地區的經驗試辦中外合資的投資基金，草擬的方案上報后，得到國務院領導的初步肯定，但是遭到了一部分人反對，個別人甚至在不了解方案的全部內部情況下，指責這是賣國主義的行為，加上當時國際金融市場發生動蕩，后來該項建議無疾而終。

　　直到1997年底，《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頒布，中國的基金業開始了全新的發展歷程。直至今日，證券投資基金已成為促進我國資本市場穩定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對于發行價格，劉鴻儒一直堅持證監會不能去干涉，他認為應由市場自行決定。他曾兩次陪同江澤民同志去上海調研股市，第一次去時，正逢股價大漲，有人反映發行價定低了，國有企業損失而二級市場賺錢了。江澤民問劉鴻儒怎么看，劉鴻儒說這是市場供求雙方定的，證監會不能直接管；第二次去碰上股價猛跌，有的甚至跌破發行價，有人反映股價定高了，老百姓吃了大虧。但劉鴻儒說這還是市場定的，由投資人選擇股票，自己承擔風險。政府不能包賺，也不能補虧。政府的責任是完善立法，嚴格執法，從而保護投資者利益，保護市場健康穩定發展，而不是直接制定價格、審批價格。

　　劉鴻儒強調，對證券市場，政府要改變當“婆婆”的習慣，政府伸出的“手”應適可而止。但即便如此，教訓也太深刻了，應逐步淡化行政色彩，走市場化的道路。

　　股市發展關系千家萬戶的投資者，初期，股民只習慣漲，不習慣跌，個別股民沒有風險意識，炒股虧錢后便失去冷靜采取不理性的行為。自擔任證監會主席職務以來，劉鴻儒被報紙和電視頻頻“曝光”，成為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的同時，也使他承受了許多難言的壓力。

　　但正在他準備退隱前夕，爆發了導致國債期貨市場關閉的“三二七”事件。1995年2月23日下午，上證所327合約空方主力在行情飆升后違規操作，采取大量透支交易的方式打壓價格，造成327合約暴跌，并使當日開倉的多頭全線爆倉。當年5月17日，中國證監會決定暫停國債期貨交易試點。

　　國債期貨市場以短暫的輝煌換取了一筆昂貴的學費，劉鴻儒說，這個事件也暴露出地方政府分別各自管理證券市場的弊端。他表示，在中國，引進了國際做法，逐步發展期貨市場，原本是一項重大改革措施，但在進程中出了偏差。到1993年底，各種商品期貨交易所達到40多家，比當時全球的期貨交易所的總量都多。中央有幾個部門和各地政府插手審批管理，從建立證券交易所中得出錯誤信號，誰先“占山頭”誰得好處，造成了混亂局面。政府部門組建的期貨經紀公司300多家，不講規劃，欺詐行為屢屢發生，互相告狀和投資者告狀不斷，給社會帶來不良影響，給領導層造成很壞印象，為以后發展自筑阻力。

　　十幾年來，劉鴻儒親身參與和推動了資本市場這一新生市場的建立與發展，他表示，中國證券市場十幾年走完了國外幾十年的路，靠的是不斷學習別人的經驗，找到了一條捷徑，但還應該注意避免“水土不服”。

　　離任之時，劉鴻儒對中國證券資本市場規范化發展的方向和運行框架已初步形成感到慰藉。中國證券市場的地位以法律的形式被確立，股市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再也不會發生要面臨被關閉的那種提心吊膽的狀況了。他表示，“第一屆的任務就是開荒、修路、鋪軌道，把這些事情做起來，任務就算完成了��其他的，后人來做。”

　　這個承載了無盡智慧和心血、牽動眾人喜怒哀樂的資本市場，也是劉鴻儒付出心血最多的一項工作，除了“開荒鋪路”的基礎性工作以外，他在離休之后仍然積極為股市發展獻言獻策。從1992年起，他先后擔任全國政協八屆和九屆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退下來以后，他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的名義上書國務院，提出讓保險資金進入股市的建議，后來促成了中國保險資金透過證券投資基金進入股市等政策的出臺。除此之外，他創辦了中國資本市場研究會并擔任會長，目前仍在致力于這個領域的前沿理論研究。

　　他離任時，“大家對資本市場的地位和作用認識還是沒有統一，總是搖擺不定。”這也是他在任時希望解決卻一直沒能解決的問題。退休后，他不斷研究寫文章，呼吁加大對資本市場的重視。他說自己在認識上也有一個過程。上世紀80年代初，他提出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的主張；1990年代提出要間接融資、直接融資擺在平行位置，誰為主由經濟發展的客觀需求來確定；近幾年，他深切體會到直接融資特別是資本市場，已經關系到國民經濟的前途命運，進而提出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要平行發展、交替運行，成為支持國民經濟發展的“兩個輪子”。讓他感到很高興的是，在中共十七大報告里，對資本市場作用的肯定“達到了空前的高度”。

　　“我是在‘開荒’的實踐中走過來的，深知每走一步是多么艱難，每取得一個進步又是多么高興，這可能就是我們這些創業人員對親自經手的改革成果懷有的一種特殊感情。”劉鴻儒說。

　　對于曾經歷的壓力和困惑他一笑而過，“都說改革者沒有好下場，但上了‘車’不能走回頭路，也不能輕易‘停車’”。他表示，中國資本市場是在爭論中發生，也在爭論中發展、成長和壯大。將來還會有一次次的爭論發生，爭論的最大贏家——還是整個市場。

　　教書育人

　　1980年，在人民銀行擔任副行長的劉鴻儒主抓金融改革，在研究、設計改革方案和逐步實施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人才問題。剛剛走出10年浩劫的中國金融業百廢待興，“每一處都象荒原期待種子一樣期待人才”。

　　目睹金融改革對人才的迫切需求，在人民銀行黨組領導下，劉鴻儒與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上下奔走，四方聯絡，1981年9月，在占地面積約16畝的北京海淀東升公社衛生院的簡易樓房里，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誕生了。由于地處五道口，后來“五道口”便成了它的代名詞。

　　“當時人們的思想以及知識結構都還停留在計劃經濟水平，全國銀行的廣大干部，從上到下，包括我自己，都不懂市場經濟。”劉鴻儒說，坐等高校進行教育改革、培養新型人才是來不及的，只有自己創辦學校培養新鮮骨干人才。

　　那時，學校建筑布局形似“工”字，大家都管它叫“工字樓”，前樓是教室，后樓是宿舍，圖書館由幾個書架搭建而成，吃飯就是一個大食堂，體育和娛樂設施基本上沒有。“雖然條件很苦，但是并沒有同學在意這些，”84級學生李言賦現擔任研究生部副主任，談及學生時代，他說那時同學們身上有一種特殊的氣質，“對知識的渴望和熱情蓋過了一切。”

　　正如這所學校的創始人所期待的，大多數學生后來成為了中國金融改革的骨干力量，中國第一家證券公司、中國第一家股份制銀行、中國第一家上市銀行、中國第一只基金、中國第一家銀行卡公司、中國民間最大信用社、中國第一家柜員制銀行��中國金融改革的前沿陣地上都活躍著“五道口”學生的身影。

　　其中，不乏人們耳熟能詳的“大腕”級金融人物，如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兼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胡曉煉、中國保監會副主席魏迎寧、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羅熹、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長彭純、中國銀聯股份有限公司總裁萬建華、上海證券交易所總經理朱從玖、深圳證券交易所總經理張育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以及一批各金融部門的負責人，等等。不勝枚舉。

　　改革，需要膽略和勇氣，創辦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不僅是劉鴻儒深刻地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更是他敢為人先，主導的一次對金融教育的大膽改革和試驗。

　　劉鴻儒不僅創辦了“五道口”，還賦予“五道口”獨立的靈魂和個性，他開教育領域之先河，集中師資力量推行實務教學方式。

　　當時，學校辦學有兩個指導思想。第一沒有大量聘請專職的專家來校任職，而是請各大學水平較高的教授來講課。第二，邀請一些從事實際工作的行長、經理或是一些部門領導人來聯系實際講課。

　　“原因是我們的學校小，養不起那么多人，再說知識也在不斷更新變化。”劉鴻儒說，這樣一來，課程的內容就生動豐富了。學生既有西方經濟理論和市場方面的知識，又了解中國的現實，學生畢業后很快就能勝任工作。

　　當時，貨幣銀行學由人民大學的黃達老師主講，此外，北京大學的陳岱孫老先生，厲以寧、胡代光等著名教授也都來“五道口”親授相關課程，加上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自己的專家教授就組成了“五道口”的師資隊伍。

　　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大多數人對“外教”一詞還一無所知，劉鴻儒為了提高學生們的英語水平，從美國大使館把當時的商務參贊希爾保羅請到“五道口”給學生授課。后來，越來越多的國外老師也陸續來“五道口”講課，他們直接用英語向學生介紹國外的先進經驗和做法。如IMF曾多次派專家來研究生部講授“財政金融規劃”、“金融市場”及“國際經濟學”等課程。歐洲投資銀行、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美國加州大學、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日本安田火災海上保險公司、香港城市大學等國際金融機構及著名大學的專家教授均曾到此進行短期講座或專門講授一門課程。

　　為了辦好這個學校，劉鴻儒一直堅持講課，再忙也沒缺過。有時他從外地出差回京，連家都來不及回，就直接從機場趕到學校上課。他還把自己多年的藏書捐贈給了學校圖書館。

　　在課程開設上，他別具一格，針對當時金融改革領域出現的重要問題，開設專門的課程，和同學一起探討對策。在專家們討論中國金融體制改革怎么改，新體制怎么建立的時候，他就倡導在學校開設了《中國金融體制改革》一課；在遇到通貨膨脹的時候，又開設了《通貨膨脹》的課程；再后來，發展資本市場的時候，就怎么建立資本市場、股票市場，又開設了《中國資本市場研究》的課程。

　　這些課程的開設在我國教育界尚屬首例，學生們無不拍手稱快，業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五道口’的老師們為我們組織了最好的教學安排，請了最好的老師為我們授課。”“五道口”81級學生、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胡曉煉曾回憶說，“劉鴻儒老師當時作為人民銀行的常務副行長，行領導繁重的公務負擔只有我到了機關后才真正了解。但他仍對研究生部的發展傾注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胡曉煉說，當時派人員到國外培訓在人民銀行廖廖無幾，而“五道口”卻獲得機會選送了3名學生(81級的)出國培訓，這給了同學們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五道口”85級學生、現任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院長吳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們85級是比較幸運的一屆學生。”吳軍說，“85級學生之所以畢業之后比較爭氣，實際上跟劉行長那段時間對我們傾注的心血很有關，他講授的《中國金融體制改革》貫穿了我們整個學習過程。”

　　1985、1986年，正是金融改革最活躍的時候，當時擔任人民銀行副行長的劉鴻儒白天在國務院開會，與國務院請來的研究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中外專家討論，晚上吃完飯以后就回到“五道口”上課，向學生介紹討論的話題。

　　“我們總是能聽到其他學校的學生聽不到的內容，為此，大家都感到很滿足。”李言賦說，那時大家有一種優越感。

　　1986年11月，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范爾霖一行數人專程參觀了人民銀行研究生部并作了學術報告。學生們向他提出了有關國際金融的最新問題，這讓范爾霖看到了學生們在掌握金融信息上的靈通以及知識的豐富程度，他為此深感驚異。不僅如此，“后來，在進行股票交易的模擬操作比賽中，范爾霖竟然輸給了我們的同學。”吳軍回憶說，這件事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對此作了專題報道，一時，海內外金融界的人都知道了“在北京西郊一幢很不起眼的農民修建的樓房內，在隨時還可聽到從校園旁邊奔馳而過的火車‘嗚、嗚’汽笛聲的教室中，誰也不會想到，中國未來新一代的金融家就將從這里誕生。”

　　同學們在課上可以就金融改革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現實問題，相互討論、出謀劃策。由于學生不懷有任何的偏見，也沒有部門利益的觀點在里面，只是純粹地就事論事，他們的觀點不僅對劉鴻儒有所啟發，而且，這種教學方式極大地調動了學生動腦筋思考問題的積極性。為了找出對策，學生常常帶著問題去查閱大量的中外資料，從而培養了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

　　“后來，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劉鴻儒回憶說，“1987年，國家教委請了全國10個專家，厲以寧、黃達和我都參加了，檢查金融專業研究生的培養質量，檢查評定的結果，我們研究生部《中國金融》即‘貨幣銀行學’這門課，在全國名列第一，《國際金融》排在第二。”

　　就這樣，“五道口”從此理直氣壯地秀出了自己的風采。至今，這所學校的教師隊伍仍保持著以官、學兩棲為主的獨特個性，記者看到在近70名的碩士研究生導師名單中，絕大多數碩導都來自金融監管部門或金融機構的高官層。如中國證監會副主席莊心一，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現任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李若谷，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秦曉等。

　　1987年，在人民銀行黨組的直接領導下，劉鴻儒主持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專門培養金融專業人才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中國金融學院。與“五道口”主要立足培養金融領域高端人才所不同的是，中國金融學院主要立足于“滿足多層次的人才需求”。鄧小平同志親自題寫了“中國金融學院”的校名，陳云也為學校題詞“培養新一代銀行家”。劉鴻儒親任院長8年，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設立了一套新的課程設置和教材體系。

　　“金融學院的課程設計里面，除了專業課以外，明確規定基礎課要強化外語和數學，還要求學生都要會用電腦。”劉鴻儒說，當時，中國金融學院的錄取分數線很高，學生畢業之后也很受用人單位歡迎。2000年，在全國高校合并的浪潮中，它并入與其一墻之隔的對外經貿大學。

　　當時光進入21世紀，已是年過古稀的劉鴻儒又一次站到了金融教育改革的前沿領地。經過不懈的努力，2006年，他成功地把在全球范圍內受到廣泛認可的專業理財機構CFP(注冊金融理財師)組織的培訓體系引進到中國。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的財富增多，理財需求也隨之增加，但市場上各種理財培訓名目繁多，真假難辨。同時，劉鴻儒也意識到，全球金融業現代化戰爭的主戰場就在零售銀行領域，而金融理財將成為零售銀行最主要的利潤來源，2000年，他和學生商量，準備建立一個資格認證制度培養中國自己的金融理財師。他看準了這是一個中國金融要取得更大發展必須要走的路，于是，認真研究各國經驗，并到美國、日本進行考察，最后選擇引進CFP這個理財師的資格認證制度。”

　　2004年9月1日，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金融理財師標準委員會(FPSCC)成立，劉鴻儒任第一屆標準委員會的主任委員。2006年4月，FPSCC成為國際CFP組織正式會員。 據悉，這個標準委員會的成立也是一波三折，遇到了許多困難。從最初引入時的談判到后來準委員會成立后的制度設計等等，劉鴻儒不辭辛勞，身體力行。外國專家與劉鴻儒面對面協商溝通的時候，覺得“這個人有‘料’”，于是也產生了與其合作在中國推動CFP資質認證制度的興趣。業內有人士說，如果沒有一個德高望重的人，這件事并不能輕而易舉地推動起來。最后，源于劉鴻儒在業界的資歷和威望，在業界邀集了一批英才俊杰，促進了中國理財教育事業的不斷發展。

　　劉鴻儒說，在中國建立和推廣中國金融理財資格認證制度，核心是保證質量，取得社會信譽。

　　他說，按照國際標準結合中國實際編寫的金融理財教材，在中國是一門新的學科，可以說是“家庭經濟學”，很需要大家來研究。他經常親自到全國各地講授理財課程，為講好3個小時的課時，他要找資料、反復核實數據，準備一個星期。許多省市的銀行工作者紛紛慕名前去聽他講課，有的人一聽說他要去某市作講演，“甚至不惜坐火車趕過去”。

　　引進CFP一舉，獲得了業界的廣泛贊譽。現在我國獲得AFP和CFP認證人數已超過2萬余人，但即便如此仍然難以滿足老百姓的理財需求。有人樂觀估計，這一群體到2010年將達到10萬人。目前，CFP已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認可。

　　劉鴻儒堅信，“在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國的金融理財事業能夠開創一片新天地。”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創辦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中國金融學院為中國金融改革輸送人才，到本世紀致力于培養中國的金融理財師、發展個人理財市場，每一次的金融教育改革都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他執著并熱愛這份從事了20多年的金融教育事業。授人以漁，篤志躬行，幾十年從教生涯賦予了他心靈的踏實和寧靜，最值得他欣慰的是，數千“弟子”不論是在政府機關、商業金融機構，還是自主創業，大都事業有成，有口皆碑。

　　幾十年來，從“五道口”、中國金融學院走出來的許多學生都成為了金融界的精英，而獲得CFP資格認證的中國金融理財師也正在中國剛剛興起的個人理財市場上忙碌著，至于全國金融機構、大公司以及海內外各大院校聽過劉鴻儒演講和教誨的人更是無以計數。當然，并不能說所有這些人過去、現在或是將來的成功都與劉鴻儒不無關系，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但凡每一個與他接觸的人，或多或少都必然會為他彰顯出來的人性魅力和學識涵養所觸動。

　　與劉鴻儒在職時不一樣的是，退休之后，學生們經常跟他聯絡或是來看望他。為什么跟學生關系這么好呢？他說，“第一，我長期堅持講課，每次上課，我都認真準備，20多年從沒間斷過，現在仍然在帶博士、給碩士生上課。第二，我對學生一直是高標準、嚴要求。學生時代打好基礎，對他未來一生都有好處。第三，我不實行家長制，通常愿意跟學生交流、討論，聽聽他們的意見和想法。第四，不管是學習還是生活上甚至在畢業以后的工作期間，學生遇到的困難我都盡力幫助”。

　　不過，他的幫助是有原則的，“如果學生想依靠老師當官滿足自己的私愿，在我這兒行不通。”劉鴻儒表示，現在，一些學生在工作崗位上表現好都是憑借個人實力闖出來的。他對學生的告誡是，“刻苦應是我們一生的習慣和追求”。

　　他嚴于律已，對學生要求也非常嚴格，但從來不在學生面前擺架子，講上下級關系。“他反對學生‘一心只讀圣賢書，兩耳不聞窗外事’，與學生討論問題時，你對的地方，他也聽你的；你不對的地方，他就加以指正。”李言賦說，劉鴻儒身上有太多值得后輩學習的地方，他活到老學到老，不斷地在實踐中接受新鮮的知識、積累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