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由中國經濟管理類權威刊物《管理世界》雜志華商韜略編輯委員會歷時一年籌備，遍訪全球著名華人金融領袖編撰推出的大型紀實文獻——《華人金融家——80位華人金融領袖訪談錄》已于2008年1月正式出版，并于近日在北京舉行了首發儀式。

　　《華人金融家》由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以國際大16開精裝出版，共808頁，160萬字。是全球首部由中國國家級權威刊物發起編撰，以全球華人金融業及從業者為著眼點，廣泛贏得全球性華人金融大家互動參與，并在內容上具有權威參考價值的精品力作。全書一共在全世界選擇報道了80位具有突出成就和影響力的杰出華人金融領袖，其訪問報道對象既包括有中國證監會首任主席劉鴻儒、香港金管局總裁任志剛等華人金融高官以及中國金融學奠基人黃達、《金融經濟學基礎》作者黃奇輔等華人金融學家；也包括有原中策集團主席黃鴻年、菲律賓首都銀行董事長鄭少堅、臺灣國泰金控董事長蔡宏圖等華人金融巨頭；同時還包括有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李若谷、中國交通銀行董事長蔣超良等中國多家大型金融機構負責人，以及貝爾斯登副董事長唐偉、匯豐亞太區主席鄭海泉等多家大型外資金融機構的華人高官。這些要么在金融政策制定與金融秩序維護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要么在金融學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要么在金融業界擁有巨大實力和話語權的領袖人物，不但通過該書分享了自身的成就歷程、成敗得失與經驗教訓，而且還通過訪談一一表達了各自對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特別是中國金融業和資本市場發展的前瞻觀點以及趨勢分析。

　　新浪財經頻道現正陸續刊發《華人金融家》文獻入編人物報道，今日推出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首任主席、著名金融教育家劉鴻儒先生專稿，敬請關注：

　　他是諸多金融改革方案的設計者、參與者和領導者之一，其身影遍及商業銀行、中央銀行、證券市場等多個重要的金融改革領域；他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金融教育家，由他創辦的人民銀行研究生部，培養了大批金融機構的骨干人才，在早期金融界素有“黃埔軍校”的美稱。

　　他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政協八屆和九屆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共第十二、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同時，他也是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主要創始人、中國金融學院首任院長。目前，77歲高齡的他仍然奮戰在金融教育第一線。因此有言，在中國教育界，很難找到具備他這樣膽識和謀略的金融改革“元老”；在中國金融界，像他這樣“泰斗”級的教育家也為數不多。

　　一代鴻儒　金融先鋒 ——中國金融改革名將、金融教育家劉鴻儒 李霞／文

　　不管是在金融改革的險灘激流中，還是在教書育人的精神殿堂里，甚或在綠草茵茵的高爾夫球場上，劉鴻儒仿佛在談笑風生中，如水到渠成般地做到了他所信守的“不干則已，干則干好”的原則。

　　大家風范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

　　走進劉鴻儒位于北京明城墻遺址附近的家，好似進入了唐人劉禹錫在《陋室銘》中所描述的境界。他的家就像是一幅炭筆素描畫，整潔干凈的屋子擺放著簡單的家具，寬大的書桌和書柜是家里的主題，同平常人家一樣，房間里擺放著的那些與家人以及朋友等人合影的照片，訴說著那些被記錄下來的歡笑、溫馨以及難忘的時刻。

　　這就是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國證監會第一任主席、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主要創始人、中國金融學院第一任院長劉鴻儒的“陋室”了。

　　劉鴻儒雙目炯炯，思維敏捷，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記憶力也超乎常人，即使已到了70多歲的高齡，他留給人們的印象和感覺依然不同凡響。

　　他從學齡前撿煤核貼補家用開始“接觸經濟”；25歲成為新中國第一代留學蘇聯的學生，原本的理想是希望成為一名貨幣銀行學領域的學者；改革開放之后，因主管金融改革，敢于做一些開創性的工作、嘗試別人不敢嘗試的事情，在業界贏得了“中國金融改革之父”、“中國金融教育之父”等響亮的稱呼。對于這些說法，劉鴻儒并不認同，他說：“金融改革是國家的大事，是黨中央、國務院定下來的，自己只是一個執行者而已”。

　　他笑稱自己是一個“業務型的干部”，“喜歡從事一些研究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和假日備課、寫文章”。從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他先后出版有專著9部，譯著2部，主編著作20多部，發表了400多篇論文。透過這些融入他心血和智慧的上千萬字的作品，不得不使人對他嚴謹的治學精神，以及惜時如金的品質深感佩服。

　　作為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逐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一個見證者，作為中國金融從封閉、單一化走向開放、多元化道路的一個設計者、參與者和領導者，劉鴻儒的人生經歷像一本生動的勵志教科書，一頁頁讀將過去時，其執著的信念、堅定的追求和人生的哲理布于其間，耐人細讀，催人奮進。

　　求學時代

　　1930年11月10日，劉鴻儒出生于吉林省榆樹縣。他是這個普通人家的長子。爺爺高興不已，找來一位有學問的先生給孩子取名為“儒”， 依照劉氏家族的族譜，這男孩屬“鴻”字輩，“鴻儒”就成了他的名字。

　　劉鴻儒從小學習非常用功，雖然性格內向但是訥于言而敏于思。為了減輕家里的負擔，他在很小的年紀就主動承擔了一些任務：學齡前他每天去撿煤核賣錢給家里買糧食；上學以后，他利用假期到縣城賣香煙賺錢貼補家用。雖然他白天還要擠出時間去打零工，不過，功課從來沒有落下，每學期成績都是全班前5名。高小畢業那年，他還考了全校第5名。

　　童年生活雖然艱苦，但這種勤工儉學的經歷恰恰賦予了劉鴻儒一生中最寶貴的財富。他笑稱，“這算是跟經濟最早的接觸了”。

　　由于家境不寬裕交不起學費，12歲那年，成績優秀的劉鴻儒不得已輟學，被迫到日本勞工營成了一名氣焊學徒工，每天早出晚歸，沒有工資，吃不飽穿不暖。但這并沒有使他悲觀喪氣，反而激發了他對知識的渴望和向上的進取心，“幾乎天天晚上做夢，夢到自己重新回到學校，去上學了”。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劉鴻儒終于和其他勞工逃出了勞工營。第二年春天，他重新回到中學學習。1947年秋天，他參加革命工作以后被選入了哈爾濱東北行政學院(后改名為東北人民大學，現為吉林大學)。由于在校各方面表現出眾，劉鴻儒不到20歲時，便被調至司法系任干事，擔任教學輔導和行政管理工作。因此，劉鴻儒常說，“算起來，我先是搞教育出身，后來才進入金融行業。”

　　1951年，學校選派了劉鴻儒等幾位教師到中國人民大學研修，一邊跟蘇聯專家學習銀行專業課程，一邊擔任助教工作。從此，他與金融結下了不解之緣。

　　1953年，人大的研究生進修學習結束后，劉鴻儒返回到東北人民大學，開始講授貨幣銀行學等金融學課程，擔任了經濟系副主任一職。

　　正所謂“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在教學實踐中，他對教學相長這一古訓有著更為深切的體會，并不斷地督促自己自反自強，求知上進。時值選拔留蘇學生，劉鴻儒也向組織提出了申請，通過刻苦的努力，他在沈陽順利通過全國統一組織的留學生考試，被留蘇預備部錄取。

　　1955年，24歲的劉鴻儒懷揣著一種強烈的使命感踏上開往莫斯科的專列，開始了4年的留學生活。

　　蘇聯留學是劉鴻儒人生中最重要的歷程之一，不僅打下了扎實的理論基礎，也觀察了蘇聯的社會實踐活動，同時為他后來根據中國國情進行國際對比研究金融改革開闊了視野，而祖國的重托、神圣的使命、忘我的學習��也成為他青春歲月里一段永不褪色的回憶。

　　從北京開往莫斯科的專列日夜兼程，到達蘇聯需要7天7夜。每一節車廂都選取了一個小隊長，劉鴻儒是整列車的大隊長。

　　為增加學生的飲食營養，在北京上車時，每節車廂都額外配送了10大筐蘋果，各個小隊長每餐負責把蘋果分發給同學們。由于火車上沒有冷藏室，一路上蘋果爛掉了不少，有的小隊長舍不得扔掉就先把爛蘋果挑出來削一削發給大家吃，而有的小隊長則直接把爛蘋果挑出來放一邊，先把好蘋果發給大家吃。

　　“結果，前者是一路上老吃爛蘋果，后者卻一直吃好蘋果，最后才吃爛的。我從此得出一個選蘋果的經濟學道理：不能等，要不然全都爛了。”勤于觀察思考的劉鴻儒從這件小事中觸類旁通悟出了不少類似于“選蘋果”的招數—— “搞股份制改革、上市就跟選蘋果一樣，不要讓蘋果全都爛了，要分別對待，好的優先處理。”30多年后他在擔任證監會主席期間，提倡先把好的國有企業挑選出來改制上市的主張也得益于這件事帶給他的啟發。

　　劉鴻儒最初在莫斯科大學經濟系念研究生。這所世界著名的高等學府有過輝煌也有過困頓，但直至今日仍然威名顯赫。上世紀50年代初在列寧山(現稱麻雀山)擴建的新校舍，其教學硬件設施以及管理在當時均處于世界一流水平——每個學生都有獨立的房間，書架、書桌一應俱全。除此以外，學校配有專門的洗衣房、體育館、大型食堂等。

　　“這在全世界是最好的。”劉鴻儒說。

　　細心的他經過了解得知，學生公寓、醫療、大學食堂等并不由學校包攬，而是實行社會分工采取商業化管理。校長只負責科研和教學，后勤則由商業部門管理，這與國內有的大學校長從學生學習到吃喝拉撒一盤抓，忙得一團亂的做法有所不同。“所以，學校不應該辦成一個小社會，應集中精力搞科研和教學。”后來，劉鴻儒把這種做法應用在了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院的管理上。

　　由農業大國變為工業和軍事強國的“蘇聯老大哥”在當時魅力四射，背負著學習先進經驗建設祖國的囑托，這些中國留學生肩上的重任可想而知。

　　劉鴻儒的夫人王志玲也是留蘇學生，她于1953年進入莫斯科經濟學院，在那里度過了她5年的大學生活。性格豪爽的她對記者詳細描述了當年艱苦而充實的留學生活。為了不辜負祖國人民的重托，中國留學生矢志報國，幾乎視祖國的榮譽和使命為生命。大家格外能吃苦，博得了學校師生的稱贊。當時大學生實行5分成績評分制，考試成績為3分的學生要自動回國，若得了4分則自責不已，唯有得了5分才會踏實心安。

　　劉鴻儒在莫斯科大學第一年的學習任務是主攻《資本論》，不過，書是俄語版，內容又艱澀難懂，“簡直像天書一樣，看得人頭昏腦脹”，剛開始他不得要領，特別苦惱，但是年少氣盛的他沒有輕言放棄，而是主動調整心態，“采取笨鳥先飛的辦法，把大量的時間都用在學習上，有時候看得眼睛直冒金花，就借吃飯的時間換個環境讓大腦休息一會兒，吃完飯又繼續去‘啃’書，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虛心向老師請教”。

　　當跨越過這段最難的時期后，學習終于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后來在蘇聯的學習也越發得心應手。劉鴻儒說：“在蘇聯的學習是我一生中的重大轉折，而當初攻下《資本論》，在我的一生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57年，我在莫斯科大學還見到了毛主席。”劉鴻儒回憶當時的情景仿佛歷歷在目，他時任莫斯科大學留學生黨支部書記，經常協助接待中央領導來校參觀，但這一次活動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記憶。

　　11月17日晚上，毛澤東率代表團到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談判后，就來到莫斯科大學禮堂與幾千名等待已久的中國留學生代表見面，暴風雨般的掌聲經久不息，響徹大廳的每一個角落，大家的手掌都拍紅了……

　　“毛主席以革命家的雄偉氣概和詩人的澎湃激情說道，‘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青年人應具備兩點，一是朝氣蓬勃，二是謙虛謹慎。’這豪邁而親切的話語飽含著對青年人的無限信任和殷切期望。”

　　“當時我們這些留學生都是20多歲，聽了毛主席的講話，心情非常激動。”劉鴻儒說，每個人都在細細體會講話的精神實質和深遠意義，“我體會最深的是朝氣蓬勃、謙虛謹慎兩句話，這應當是青年人必須具備的，也應當是一生的座右銘”。

　　4年留學生涯使劉鴻儒受益匪淺，他經常泡在圖書館看書，餓了就“買一碗湯”就著“免費供應的面包”，常常一呆就是一整天。直到最后一年準備畢業論文寫作時他才喘了口氣，“增加了一些游玩活動”。他也身受蘇聯文化的影響，在俄文老師的帶領下觀看歌劇，欣賞芭蕾舞表演，還感受了西方的社交禮儀，比如，優先給女同志開門、穿大衣等等。劉鴻儒說，剛開始，中國的留學生都不習慣，但后來也慢慢地跟著效仿，潛移默化地養成了習慣，直到今天，他依然頗具紳士風度，一身的儒雅氣質。

　　莫斯科大學經濟系貨幣銀行學的課程聘請了來自外校的蘇聯頂尖級貨幣銀行專家阿特拉斯教授來講授，劉鴻儒在課上回答問題以及參與討論時觀點不乏獨到之處，教授對這位中國留學生十分看好，

　　于是動員劉到其所任職的莫斯科財政學院去寫論文。在完成其他課程的學習后，劉鴻儒從莫斯科大學轉入導師所在的莫斯科財政學院，師從導師研究貨幣銀行學，專心撰寫論文。其間，他除了把導師的一些學術文章翻譯介紹到國內以外，自己還寫了一些研究文章，有的發表在蘇聯的學術刊物上。在寫學位論文時為了結合中國實際，他特意回國到人民銀行實習，收集相關的論文資料。

　　“你看，這就是我的畢業論文。”劉鴻儒從書房搬出約10厘米厚的兩本裝訂精美的俄文論文冊，小心翼翼地打開封面在扉頁找到導師的名字輕聲地用俄文念了出來。這些已經發黃的書頁散發著積聚了50多年歲月的墨香，也飽含了劉鴻儒青年時代的理想和熱血追求。

　　這些出發時激情豪邁、回國時熱情澎湃的新中國第一代留學生，后來幾乎在新中國建設的所有領域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不僅為祖國的政、經、科、教、文、衛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且這些“海歸”對真理和科學的執著追求以及信念也成為一座永久的豐碑。

　　1959年，劉鴻儒順利通過研究生論文答辯，拿到副博士學位。由于當時金融界特別缺乏金融人才，不僅留蘇學生屈指可數，研究貨幣銀行學方向的“對口人才”更是鳳毛麟角，原本應該回到吉林大學教書的劉鴻儒被人民銀行相中，經過國務院專家局協商后把他留下了。但剛到人民銀行時，留蘇博士的他只是被派去負責會議記錄，但他毫無怨言，而是認真地把工作做好。后來，他開始負責編簡報，再后來，重要的講話稿以及文件都交給他起草。就這樣他一直在工作崗位上扎實肯干，勤學苦練。

　　金融改革

　　“金融改革的第一步是從恢復農業銀行開始的。”劉鴻儒說。

　　1979年2月，中央提出恢復農業銀行，在人民銀行內部有“大秀才”之稱的劉鴻儒，調任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兼人民銀行辦公廳主任，主管農村金融改革。1980年他被調回人民銀行任副行長，具體分管金融體制改革工作。由此，劉鴻儒開始了他富有挑戰性的人生路程。

　　從1979年至1989年的10年間，他一直奔跑在銀行等金融機構改革的前沿陣地上，不過，1992年他出任中國證監會第一任主席的職務后，由于人們對股市前所未有的關注，以及新聞媒體對這個新鮮事物進行的密集式報道，使劉鴻儒的名字多與股市聯系在一起。然而，他在人民銀行分管金融體制改革工作的10年間所從事的金融研究和改革恰恰是不能忽略的。

　　因為1979年至1989年這10年，正是中國經濟實踐發生根本性改變的10年。正如有的學者分析指出的，“正是這10年，強有力的實踐推動了改革，在經濟學界的各種爭論與思考當中，在各種思想、觀點、方法的提出與討論中，孕育著以后的改變”。

　　新中國成立后，只有中國人民銀行一家銀行，所有的貸款全部納入計劃管理，附屬于財政，只能扮演“會計、出納”和“貨幣發行公司”的角色。1958年，為實行共產主義消滅資本主義，有人激進地提出取消貨幣；“文革”期間，銀行不得已與財政部門合并進而“失去自我”；還有人認為利息帶有剝削性質，曾一度取消存款利息。凡此種種，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里，“銀行的作用降到最低點，銀行的性質也慢慢改變了，給社會和群眾生活帶來了極大的思想混亂”。

　　1977年12月，國務院召開全國銀行工作會議，決定恢復銀行獨立的組織系統。劉鴻儒組織了會議文件的起草工作，聽到代表們的發言，感到“十年動亂”使大家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創傷，很迷惘，但又很急切地渴望尋求發揮銀行作用之路。

　　1978年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把黨的工作重點從階級斗爭轉向經濟建設，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鄧小平同志十分關注銀行改革，他在1979年提出了“必須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的指導思想，一針見血直指改革要害，一些多年從事銀行工作的人對這句話的內涵非常敏感，激動異常，“大家也知道勁該往哪里使了”，劉鴻儒說，這就是他思考和研究金融改革方案的一個根本的指導思想。

　　“萬事開頭難。”當時，原有體制和模式已明顯不適應經濟實踐的發展需要，但多數人卻有著難以突破的局限性：不論是從知識結構上，還是所熟悉、掌握、運用的概念和方法都帶有強烈的計劃經濟模式的色彩，即便是經濟學家也意見不一，而那些利益相關者則更加各持己見——在改革的問題上并沒有就一個清晰有力的理論框架以及概念體系達成共識，而且，人們總是擔心一不小心就會走到社會主義的對立面，犯資本主義路線的錯誤，因此，每一次的爭論都激烈異常，但種種的阻力并沒有動搖改革者前行的腳步。

　　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把發展農業放在戰略位置上之后，有關部門強烈要求恢復專門為農業服務的銀行。人民銀行黨組委托劉鴻儒組織調研，代國務院起草恢復農業銀行的報告。

　　當時有不同意見，大家主要擔心農業銀行有可能重蹈過去“三起三落”的覆轍，來個“四起四落”，認為沒有必要重新成立這家銀行。

　　但農行的建立大勢所趨，1979年2月23日，國務院發出《關于恢復中國農業銀行的通知》。明確規定了中國農業銀行(農行)的性質、任務等。1979年3月14日，農行正式在北京西城區西交民巷27號一棟簡易的樓房里掛牌辦公。

　　1980年，農行在蘇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分行長會議，明確表示農行要一改過去走救濟扶貧的老路，轉變為支持農村商品生產發展。

　　在中央還未明確發展商品經濟的時候，這樣的決定顯得很前衛。劉鴻儒在會上發言后，農行廣西分行行長事后告訴他，自治區當時正在開財貿會議，一聽說這次會議的主張，大家議論不休，認為銀行不能嫌貧愛富。

　　但實踐沒有等待爭論明白才去開工，農行支持商品發展是否大有所為的疑慮，在隨后發生巨大變化的農村形勢中得到了印證：由于農村建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民生活得到改善，銀行從中受益，存、貸款增加，不但沒有“落下去”，反而“起來了”。

　　農行恢復后，帶動了對其他專業銀行的分設。1979年3月13日，中國銀行分設，成為外匯與外貿信貸的專業銀行；1979年8月，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分設(中國建設銀行前身，1954年成立，隸屬財政部)，主要辦理基本建設的撥款與貸款業務；1979年10月，國務院批準成立全國第一家信托投資公司：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與此同時，保險業務(1959年停辦)也從人民銀行分設出去成立了中國人民保險公司，1980年開始恢復辦理國內保險業務。 當時，河南、湖北等地還出現了專門為街道小企業融資服務的城市信用社。劉鴻儒在考察后發現，“這些小銀行為小企業服務非常方便”。他表示，如果城信社堅持按照最初的定位走下去，中小企業就沒有那么多融資的煩惱了。

　　隨著專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建立，初步改變了人民銀行“大一統”的格局，也改變了金融體系中單一銀行的狀態，實現了中國金融體制的重大突破。

　　但隨之出現的新問題是：金融機構雖然開始多元化，競爭局面也逐步形成，但各專業銀行受利益驅動，出現了搶占地盤、爭放貸款的現象，導致信貸失控，出現了“群龍無首”的局面。人民銀行想要發揮央行職能，但由于仍然擔負著城市工商信貸業務和城鎮儲蓄業務，被專業銀行揶揄為：既當“裁判員”，又是“運動員”。這個局面出現以后，大家開始討論銀行機構體系的設置，建立中央銀行。

　　整個討論從1980年開始，劉鴻儒從當年8月由農行調回人民銀行擔任副行長，主管金融體制改革。劉鴻儒說，中國金融改革第二階段的重要任務是建立央行制度。

　　在計劃經濟、習慣勢力和傳統觀念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成立中央銀行是不是有必要，以及成立什么樣的中央銀行等問題上大家爭論得很激烈。基本上有三種意見，一是主張把人民銀行承擔的城市工商信貸、儲蓄等業務分離出去。第二種是維持現狀不變，認為人民銀行應繼續承擔中央銀行與工商信貸雙重職能，不應把手中這一調節貨幣流通的“武器”送出去，“架空”自己。第三種是主張恢復到原有的、“大一統”的單家人民銀行為好。

　　到1982年初，根據國務院指示，人民銀行成立了“銀行機構改革小組”。劉鴻儒擔任召集人，集中各方意見，負責中央銀行的方案設計。

　　由于意見不一，央行制度的確立沒有一次性到位。1982年7月，國務院同意并批轉中國人民銀行《關于人民銀行的中央銀行職能及其與專業銀行的關系問題請示》，文件在明確指出人民銀行是我國的中央銀行，中行、農行和建行在金融業務方面受人民銀行領導的同時，也留了一個“尾巴”：人民銀行還將繼續辦理工商信貸業務和城鎮儲蓄業務。

　　“很明顯，這是過渡性的辦法。”劉鴻儒坦言，“當時研究了許多具體問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負責人多次過問，還有一些問題一時難以定案。”

　　即便是這些已經定案的“紙面上的制度”，要變成在現實中真正起作用的制度，發揮應有的功能，也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在新體制還沒有實際地深入人心的時候，事實上存在一個制度的“真空”階段，容易產生許多混亂。

　　人民銀行在執行央行職能時，本來就不情愿接受人民銀行領導的專業銀行不服氣，常常直接對國務院發表意見，人民銀行也沒有什么有效的手段調控、監管各家銀行。為協調矛盾，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同志為此提出了三條建議：一是人民銀行要統一管起來；二是要發揮專業銀行的作用；三是人民銀行“屁股”不要坐歪了。

　　1983年，事情有了新的進展。9月份，國務院正式發文決定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再成立一家工商銀行承擔人民銀行原有的城市工商信貸業務。1984年1月1日，中國工商銀行正式宣告成立。形成了中、農、工、建四大專業銀行體系。劉鴻儒說，“人民銀行、工商銀行分家一事可以說是新中國中央銀行制度確立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要發展“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擴大企業自主權，增加企業活力。

　　“商品經濟”一躍成為一個最時髦的詞匯，股份制形式開始冒出了小苗。經濟體制開始走向整體改革。劉鴻儒說：“金融改革再往前走，也遇到了制定全面改革方案的任務。”不過，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到金融改革時只說了半句話，就是“改革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他后來問國務院領導人，具體應該怎么進行改革呢？領導表示，“財政像透明的茶杯，有多少水，好掌握。銀行就像不透明的茶杯，鬧不清楚怎么回事，搞不好就是國外那種金融危機。所以要慎重做些研究，才能定下來。”

　　國務院為此決定成立金融體制改革研究小組，由劉鴻儒擔任組長，成員有財政部一位有經驗的副部長謝明同志，還有幾位年輕學者，包括周小川、樓繼偉、宮著銘等人。另外根據領導指示，還請了幾位當時在人民銀行研究生部學習的吳曉靈、李弘等學生參加。大家深入實地調查，聽取了包括外國專家在內的各方面意見，形成了初步方案后向國務院領導作了匯報，當時領導認為現在還不能實施。因為1984年年底出現了信貸失控，1985年的主要精力還是加強調控，抑制通脹。

　　到1985年底，金融體制改革整體方案經過多次研究修改和匯報后，已基本成形，正式列入“七五”計劃。主要是四個方面：第一，建立宏觀調控有力、靈活自如、分層次的金融控制和調節體系。促進社會資金的有效籌集和運用，保持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基本平衡和貨幣的基本穩定，推動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經濟結構的合理化。第二，建立以銀行信用為主體，多種渠道、多種方式、多種信用工具聚集和融通資金的信用體系。充分調動各方面籌集資金的積極性，推動資金的橫向流動，逐步形成以中心城市為依托、不同層次的金融中心和適合我國國情的金融市場。第三，建立以中央銀行為領導，各類銀行為主體，保險公司等多種金融機構并存和分工協作的社會主義金融體系。強化中央銀行職能，推進專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企業化經營，做到國家的金融方針、政策能迅速貫徹落實，各金融機構能自主地籌集和運用資金，具有經營上的動力、活力和外部壓力。第四，建立金融機構現代管理體系。干部隊伍素質應有顯著提高，并具備一批高級金融管理人才，采用電子計算機等現代化管理手段，做到科學管理，信息靈敏，方便客戶，經濟效益好，為經濟發展提供優良的金融服務。

　　“這些都是圍繞著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提出來的。”劉鴻儒深有感觸地說，“中國金融改革每一步都是被市場經濟的逐步形成和發展推動著前進的，認識也是在實踐中逐步提高和統一的。”1980年末，劉鴻儒在上海金融學會發表演講時提到了交叉經營和允許多種金融機構競爭的問題，遭到很多人反對。5年以后，在“七五”計劃建議討論稿上，曾提出銀行業務交叉與合理競爭的觀點，由于一些到會的銀行代表強烈反對，最后定稿時，刪去了“合理競爭”四個字。專業銀行出于維護自身利益，堅決反對銀行間業務交叉和競爭。后來，直到1986年通過并公布的政府工作報告上才加上了有關合理競爭的表述。

　　1986年是中國金融改革史上的“黃金年”。人民銀行攜手體改委在一部分中等城市進行金融改革試驗，先有5個城市，后來擴大到14個。劉鴻儒說當時主要抓了兩件事：第一是如何實行銀行企業化經營，改變吃“大鍋飯”的狀況；第二是推進金融市場的發展。

　　先是建立了拆借市場，最早是武漢的有形拆借市場；其次是股票、債券的二級市場出現，沈陽信托投資公司和上海工商銀行信托投資公司靜安區辦事處嘗試開辦了股票的窗口交易。1986年底，國庫券的黑市倒賣被公開的市場買賣取代了。1987年，全國第一家證券公司——深圳經濟特區證券公司成立，之后，各省證券公司紛紛成立。證券市場漸露雛形。

　　1985年11月，全國第一家外匯調劑中心——深圳外匯調劑中心試運行，隨后，上海也開辟了有形的外匯調劑市場，從那時發展到現在，有了上海外匯交易中心。

　　與煥發活力的金融市場不同的是，人民銀行花了大氣力進行的銀行企業化經營的試驗收效甚微。劉鴻儒無奈地表示，由于專業銀行承擔了大量政府交辦的政策性業務，從而要把行政管理的官辦銀行轉變為企業經營的商業銀行的難度很大。他曾經打報告擬成立政策性金融機構，把銀行的政策性任務與商業性業務分開，可兩者界限不鮮明，究竟什么是政策性業務以及專項資金的來源等問題業界看法不一無法斷定，最后只好作罷。

　　直到1994年，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三家政策性銀行成立后，促進了專業銀行改革成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從2003年開始，專業銀行陸續改組為國家控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目前，除農行以外，建行、中行、工行相繼完成重組上市的改革任務取得了重大進展。

　　上世紀80年代末，在深諳專業銀行自身改革動力不足的弊端之后，人民銀行轉而尋求外部突破口，“建一批新型的、小規模的真正的商業銀行”以此與專業銀行形成鮮明對照。劉鴻儒親自參與方案設計和組建工作，“這些新的銀行不承擔政策性任務，沒有歷史包袱，搞好了也許能與老的銀行形成競爭局面”。

　　人民銀行先后批準建立了交通銀行、中信實業銀行、招商銀行、深圳發展銀行、廣東發展銀行、福建興業銀行等股份制商業銀行。

　　國務院決定重新組建交通銀行(原交通銀行成立于1908年，1958年被并入當地的人民銀行和建設銀行)是突破性的實驗。劉鴻儒受人民銀行的委托負責設計和組建交通銀行。1987年4月，交通銀行正式對外營業，成為中國第一家全國性的國有股份制商業銀行，也是第一家可以從事銀行、保險、證券業務的綜合性商業銀行。

　　“這是有很大壓力的，因為包括人民銀行的很多規章制度都是參照四大國有銀行制定的，在體制外生存的商業銀行自然受到很多限制。”劉鴻儒說。后來，他在幫助建立招商銀行的時候要求他們一定要頂住，不要太快進入四大銀行的“軌道”。

　　緊隨交行之后，劉鴻儒受人民銀行的委托，協助深圳市政府以及蛇口工業區組建了招商銀行、深圳發展銀行和平安保險公司(中國平安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招商銀行是第一家由企業法人投資成立的銀行，深圳發展銀行則成為第一家向社會公眾發行股票并上市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平安保險公司是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保險公司。劉鴻儒還受人民銀行委托制訂方案，在深圳開始以香港南洋商業銀行為試驗引進外資銀行。

　　中國金融市場出現了從未有過的熱鬧。平安保險蹣跚起步，原本具有獨家壟斷優勢的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高枕無憂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交行、招行、深發展等股份制銀行破土而出，深深刺激了四大專業銀行；而外資銀行進入后，國內市場異軍突起，中國的銀行業坐不住了，開始思變��競爭，讓人們領教了它的魅力，大家集體揮手告別了坐享其成的時代。

　　這一時期的改革步伐走得小心翼翼，有學者分析說，這基本上是試圖在不打破舊有的理論框架的同時，又引入一些新的理論和新的方法來面對新實踐的挑戰。

　　經過20年的改革摸索，這些金融企業步伐穩健，引資上市后已成為人們追捧的“明星金融股”。劉鴻儒說，實踐證明，它們在取得自身發展的同時，也為探索如何在中國建立商業銀行以及金融體制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經驗。

　　不過，劉鴻儒也表示，中國金融改革的阻力超乎人們的意料，理論禁區、意識形態和認識差別帶來的明爭論、暗中抵制，觀點交鋒激列異常，往往爭持不下。由于改革往往涉及億萬人的利益問題，有時經濟需要改革，但卻不敢輕舉妄動，擔心影響社會穩定。

　　即便是今天在我們看來十分普通的“商業銀行”這個詞語背后也有著意味深長的故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由于姓“資”姓“社”的爭論，只能叫它們“新型綜合性銀行”。“商業銀行”的說法直到1993年才被認可，1995年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正式正名。

　　1989年那場風波以后一度出現思想反復。有一種思想認為市場化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有的人在批判全盤西化的口號下否定銀行改革的方向。直到1992年鄧小平同志發表南巡談話后，改革才又得以繼續深化。

　　“總之，10多年，金融改革是在不斷爭論中發展起來的，是在經濟不斷出現風險中成長起來的。”回顧當初的幾場重要的爭論，劉鴻儒語氣很平淡。只有了解那段歷史背景的人才能理解他說的“爭論”二字背后所彌漫著的“硝煙”和“戰火”。 在社會轉型期中推動一項改革，要頂住各方壓力，克服重重困難，稍有不慎出現偏差易引發經濟社會問題，有人“烏紗帽”不保黯然離場，也有人重壓之下自愿卸甲歸田。

　　但在這位歷經金融改革風雨的參與者和設計者看來這似乎并不是重點，“中國進行改革是一場深刻的革命，觸及傳統體制、觀念、理論，利益格局也會發生重大變化，必然有不同的看法和爭論”，重要的是“在實踐中逐步提高認識，取得共識，這樣改革就能順利推進”。 但是一個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學習、工作了幾十年的人，最后怎么會突破舊有的計劃經濟理論模式的禁錮和局限，成為改革的積極分子呢？

　　“1979年之前，我學習和執行計劃經濟制度的時間有30年；之后，我在實際工作中參與金融改革近20年，反差之大，經風雨之多，感受之深不是只言片語能說清楚。”劉鴻儒表示，這里面既有主觀的因素，也有客觀的因素。

　　一方面，從1959年至1979年這20年的實踐工作中，銀行一直處于被動的地位，“大財政，小銀行”，其作用甚至被嚴重扭曲過，這使他困惑不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把人們震醒了”。混亂一結束，儲藏了多年創造新生活的熱情和力量都爆發出來，他之前對計劃經濟模式下產生的種種疑問也在尋求新的答案，他通過寫文章，寫書積極思考探索：“銀行不能再長期處于被漠視的地位了，銀行必須要尋求新的發展出路”。

　　另一方面，由于他分管金融改革后，工作把他推到了改革這條路上，只能前進，不能后退。他說，中央關于改革開放的大政策，既給了“尚方寶劍”，又給了壓力，為了完成任務，他一次次深入中國實際調研，又先后率團在美國、加拿大、日本、匈牙利等國就中央銀行貨幣政策、金融體制改革等問題進行專題考察研究。別國的先進經驗制度，沖擊了他頭腦中那些在成長、學習、工作過程中樹立的計劃經濟觀念，使他漸漸跳出了原有模式的局限和束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大背景下研究金融改革。

　　劉鴻儒說，“在進行了國際比較分析研究以后，在不斷探索中找到了興趣所在，研究出的新思路也更堅定了改革必須往前推進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