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刊記者 戴璐

　　在浮華的中國學術界，為了一篇研究論文寫了八年的有幾人？一個低調的經濟學家，每天除了吃飯和睡覺都在思考他的問題。

　　走進寧向東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的辦公室，不大的房間里一抬眼就是滿墻的稿紙，上面勾畫著各種符號和手寫的字跡，外人也看不出個所以然來。

　　第一個問題就從這里開始了。"這都是我寫作的提綱，"寧向東說，"重要的東西，我都貼上去。"

　　自上個世紀90 年代中期開始關注中國企業改革問題，寧向東執著地在公司治理這個"小圈子"里耕耘。

　　兩扇門的背后

　　那么多發行了職工股的企業到底有什么樣的變化，是變好了還是變壞了？"做研究就是從發現一個大的不得了的問題，逐步解析、鎖定，把它分解成小問題，"寧向東解釋自己為什么始終堅持在公司治理方面做研究。他認為學者就應做到術業有專攻，而不是玩些大而化之的文字游戲。"我們看到很多學者的文章，不是觸及了一個問題，而是寫了一個現象，然后圍繞這個現象寫了很多感受。"寧向東對

中國經濟學研究的現狀也感到幾分無奈。

　　同行里有人一年寫上百篇文章，寧向東卻花了八年做一篇研究論文，至今仍在修改當中。

　　1999 年他開始關注中國的職工股問題，按照學術的說法，這叫一個現象或者是類型事實。那么多發行了職工股的企業到底有什么樣的變化，是變好了還是變壞了，寧向東非常感興趣。

　　最初的研究并不順利，走過彎路、犯過錯誤。三年后，初見眉目的時候，另一個香港的學者加入了這個問題的研究。"我直到現在還記得，是中

國足球隊參加世界杯比賽的那天，我多了一個香港的合作伙伴。"他回憶道，"這篇文章現在已改得面目全非，和以前幾稿完全不同。"或許就在寧向東向墻上更新一張稿紙的時候，他窗外的世界就有人出爐了三篇文章。對此，寧向東說他從未感到過壓力或自慚形穢。"人生就是這樣，你選擇一條自己喜歡的路，這就夠了。做教授的快樂在于發現問題和培養學生。至于發表文章不要刻意比較數量。現在國內靠數量來評價人、學者之間彼此不服氣，這個風氣是不對的。"他娓娓道來，"這就和做人一樣，更重要的是征服自己的內心。所有的恐慌、害怕都來自內心，克服它要靠閱歷，隨著年齡漸漸增大，內心會漸趨平靜。"

　　在中國改革開放30 年后的今天，聽到這樣一番言論，學者和普羅大眾會有怎樣的感想？也許有人說這是秀才才會說的話。

　　寧向東并不是對外界充耳不聞的古板學者。從1995 年以來，他在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很多個國家的高校做過訪問學者，見識了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大家的學問和為人。

　　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寧向東才發現中國的經濟學教育和研究現狀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也認識到自己的使命，用一種淡泊的心態來對待教學和研究工作。

　　在跨越國界的兩種環境下交替學習和生活，對寧向東來說也存在著各種大大小小的挑戰。寧向東在美國推開的那扇學術之門，再也不是他從前看到的景象�；貒�后重新推開他曾經非常熟悉的那扇辦公室的門，卻必須學會再次適應。

　　在兩個環境內轉換有時也很累，而且潛藏著兩方面都不倫不類的風險。"我們屬于雙軌，一腳踩在國際化的研究方法上，一腳踏在國內的研究問題上，"他解釋，"弄不好兩軌都搭不上，國內這邊水土不服，國外那邊又可能搞不出什么像樣的名堂。"

　　一個震撼極大的案例

　　我們目前沒有一個有效率的資本市場。

　　在中國這樣一個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制度土壤上，有趣的現象太多，和西方那些經典理論背離之處也很多。

　　早期關注公司治理問題時，曾有一個案例給了寧向東極大的震撼。

　　大約在1995 年左右，一個朋友受人之托找到寧向東，請教如何吸引投資。寧向東給出的建議是公司治理的經典方案，由投資方給管理企業的人提供一定的激勵和約束。

　　而事情的進展遠遠超過了他的想象。投資方由于與籌資企業分處兩地，為了提防經理人在投資方看不見的時候和地方做出不利舉動，出資的老板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要求：經理人要把女兒送到投資方所在的城市，由出資的老板負責供養這個女孩讀書。"乍一聽來，這簡直是土匪行為，"寧向東說，"為了控制投資風險竟然要綁人家女兒。"仔細思考過后，寧向東發現這個案例的背后其實隱藏著幾個重要問題。"首先，這里有一個篩選機制的問題，投資方為什么要求經理人的女兒到異地去讀書？兩個人此前不認識，還不在一個地方，怎么相互牽制？于是通過'綁女兒'這種方式，如果籌資這一方不敢往下談，說明對這個項目沒有信心。

　　“在這個故事中，女兒是什么？其實就是一個期權的概念，如果當初設計一個期權的方案會不會行得通呢？"他反復想這個問題。遺憾的是，寧向東的建議沒有被采納，最后那個項目也沒有談成。

　　這個極為特殊的案例，讓寧向東忽然感覺到那些經常被提倡的公司治理機制、手段在中國還缺少一個土壤，不是任何一個普通的企業都可用的，這既有文化、意識的影響，也有實施成本過高的因素。"這件事折射出來經濟生活中有很多形態，學術研究就是把它們提煉出來，把這些根植于本土的問題解析出來，既有現實意義又有理論價值。"事實上我們有很多公司治理機制通過政策層強行引進到中國，也面臨著水土不服的問題。一個廣為詬病的事例就是獨立董事制度。

　　獨立董事不獨立，早就是老生常談。對此，寧向東認為，不要說獨立董事，就是董事會機制，也有可能難以獨立。"董事會尤其是獨立董事制度是建立在股權高度分散的基礎上，如果股權高度集中，董事會和獨立董事扮演的是一個參謀角色。"寧向東一語中的。

　　或者說，獨立董事制度要發揮作用需要一定條件，國內只是把獨立董事引進來，配套的條件沒有跟上，造成了形似神不似的尷尬狀況。

　　還有一個備受困擾的問題，可能是監管層不愿承認的，我們目前沒有一個有效率的資本市場。沒有資本市場提供的合理估值，特別是對重大事件在

股票價格上準確反應何為參照，獨立董事對很多事情的判斷只能憑自己的經驗和對公司的貼身了解。

　　留給學者們回答的問題還很多。

　　盡管集中在公司治理的領域從事研究工作，寧向東很謙卑地認為直到現在自己都在尋找問題、鎖定問題上掙扎，有些東西沒琢磨清楚，他相信一些問題可以交給學生，讓下一代人來思考。

　　企業家進與退的決策"他們都沒有在玩不下去的時候才退出。"

　　研究了多年企業，寧向東有沒有比較佩服的企業家？"老板里我覺得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不多。"寧向東說。過去的一年，有幾個企業家讓他很關注，其中之一是永樂的陳曉，和國美的并購很有體面。"男人有的時候就知道向前沖，只懂得孤注一擲，而陳曉就非常睿智，懂得退有時比進更重要。"

　　但是進與退的決策是否英明卻沒有什么制度保障，只能靠個人的智慧與心態。寧向東認為，大多數中國企業還是一個人的企業，這是歷史階段決定的，不可能用發達市場的全部標準來要求中國的企業。

　　關注這個問題的時候，寧向東發現，學術的條條框框之外人文精神有時更為重要。"人是社會性的，當你不能很恰當準確地研究人，就沒有辦法研究透經濟和管理問題，所以除了演繹和抽象，我們還要從歷史、人文等方面更廣義地去了解這個世界。"寧向東感覺現在特別缺少人文精神，這對企業發展和學術研究是非常可怕的。"經濟學和管理學現在越來越走向機械化，把很多東西作抽象和演繹，當演繹邏輯到了一定極至，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就失去了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