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捷

　　近日，我的兩位朋友譯出貝克萊大主教(George Berkeley)唯一一本經(jīng)濟學專著《問難》(The Querist)，讓人無比興奮。這本18世紀的小書被人忘記太久，甚至亞馬遜書店都早已斷貨，只有“古登堡電子書計劃”把它做成電子書，防止失傳。翻了國內數(shù)得出來的幾本研究貝克萊的專著，尚無人認真討論過他的經(jīng)濟思想。有些專家認為本書書名應直譯為《提問者》，可我卻更喜歡趙迺摶先生的譯名《問難》，顯示出好強辯論式的靈活機智。

　　國人對于貝克萊這個名字并不陌生。所有從啟蒙運動和文藝復興講起的哲學教科書都會介紹貝克萊的哲學思想，《人類知識原理》在思想史上地位極高。他因為說過一句名言“存在即是被感知”，于是在中國就被歸為主觀唯心主義的反面典型。美國人倒并不這樣看，他們用貝克萊的名字命名了一個小鎮(zhèn)，還在1868年建成鼎鼎大名的加州大學貝克萊分校。

　　只是很少有人承認貝克萊是經(jīng)濟學家。我翻閱一些權威的教科書如斯皮格爾的《經(jīng)濟思想的成長》，完全沒有提到貝克萊。同樣地，查遍熊彼特煌煌三卷《經(jīng)濟分析史》，也沒見到貝克萊名字。很偶然的機會，才讓我注意到貝克萊原來還寫過經(jīng)濟學專著。那一次，我查閱30年代經(jīng)濟學資料，讀到1936年《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有趙迺摶先生的一篇紀念亞當·斯密《國富論》誕生160周年的文章，其中提到當時已有不少學者在研究亞當·斯密留下的數(shù)千冊藏書。雖然斯密生前親自焚毀了大量未刊布手稿，但根據(jù)他的藏書也能探得一些有趣線索。斯密對孟德維爾《蜜蜂的寓言》做過研究的事情已經(jīng)廣為人知，這本書前些年被譯成中文，國內學界頗熱鬧了一陣。

　　可斯密還有兩冊枕邊愛書，就不大為人所知了。一本是范德林特的《貨幣萬能》，還有一本就是貝克萊的《問難》。前者在10多年前已有中譯，但幾乎無人研究，后者從來就是默默無聞，與貝克萊在哲學史上的大名形成強烈對比。這兩冊書的共同特點是薄，且機智，沒有體系，卻有對經(jīng)濟現(xiàn)象的深刻洞見。

　　《問難》全書由幾百句“問句”構成。是的，只有提問，沒有回答，甚至有些問題恐怕永遠不會有答案。不妨隨手摘出幾句，以饗讀者。如：如果一個人吃飽了，穿暖了，有地方住，還能被稱為窮人嗎？(第2問)；其他一切手段，一樣可以激勵和保證人類勤奮勞作的手段，是否都不如金錢來得有效？(第6問)。貝克萊就這樣一問接著一問，一環(huán)扣住一環(huán)地探根溯源。讀這本書既可以從頭開始讀，循序漸進；也可以任意翻開就讀，尋求啟發(fā)。任何一個問題都逼迫讀者從總體上去反思和把握經(jīng)濟學。顯然，斯密把它放在身邊時時翻閱，喜歡的就是這個。

　　貝克萊的有些思想可以在更早的配第、諾思爵士或者約翰·勞等先驅那里找到痕跡。但總的來說，這是貝克萊站在愛爾蘭的立場上，針對現(xiàn)實問題的發(fā)問。他沒有給出結論，就是想引發(fā)爭論從而引起政府的重視。他以為，這種發(fā)起爭論的模式比直接著書向政府獻策要有效很多。

　　這本書前后出過三版，他一共寫了900余條問題，但不斷刪汰調整，最后的定稿剩下500多條，涉及財政、貨幣、土地、勞動、價值論等社會經(jīng)濟方方面面。可惜，貝克萊并沒有取得他所期待的社會反響。人們贊譽他的努力和勤奮，但很快就忘記了這本書。

　　我現(xiàn)在檢索最權威的JSTOR數(shù)據(jù)庫，發(fā)現(xiàn)在過去150年里，只有4篇嚴肅的經(jīng)濟學論文討論過貝克萊的思想，其中兩篇談到《問難》，都是英國老資格經(jīng)濟思想史家哈奇遜(T.W.Hutchison)所寫。哈奇遜對貝克萊有幾分同情，但更多嚴厲批評，覺得貝克萊只是注意到愛爾蘭的特殊現(xiàn)象，沒有從一般性角度認識問題。而且貝克萊的提問中多有反問，隱隱可以看出貝克萊自己選擇的立場。從貝克萊的立場看，他為了追求解決失業(yè)等問題，提出很多“頭痛醫(yī)頭”的方案，并沒有真正意識到這些方案可能造成通貨膨脹，造成“腳痛”的結果。

　　在哈奇遜看來，貝克萊這本書，連他“引起人們爭論”的最低目標都沒有實現(xiàn)。后來認真閱讀斯密—薩伊—李嘉圖著述的古典經(jīng)濟學家都無法接受貝克萊散漫不拘的表達方式，那么它在思想史上還有什么價值呢？

　　似乎只有一個經(jīng)濟學家比較認真地對待過貝克萊這本書，他就是19世紀最偉大的經(jīng)濟學家小穆勒(J.S.Mill)。穆勒還寫過一篇書評，從時間來看，也許是他最后幾篇文章之一。他高度贊揚了貝克萊對奢侈風俗擔憂的經(jīng)濟學關懷，雖然他也認為貝克萊為提問而提問，把這本小冊子弄得過于單薄了。穆勒對貨幣本身的價值深表懷疑，這點在貝克萊那里取得了共鳴，他意識到經(jīng)濟不只是價值規(guī)律，還與社會風俗有關，而后者是李嘉圖要竭力從經(jīng)濟學中剔除出去的東西。

　　貝克萊對人性和社會風俗的墮落深表擔憂，這也大大影響了亞當·斯密，可惜沒有影響到后來的經(jīng)濟學，即使小穆勒謹慎的反思也沒有引起人們足夠重視。貝克萊要把道德問題引入經(jīng)濟學來談，斯密也是如此。后人接受了經(jīng)濟學，卻懸置了道德哲學。評來評去，貝克萊真是沒有提出什么有價值的經(jīng)濟思想。

　　好在此書終于有中譯了，歷史自有公斷。不管此書放到現(xiàn)在還會有多少讀者，道德和習俗永遠是人類社會無法回避的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