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心理積淀，還是蘇聯極權體制下的知識精英主義和中國傳統的“為王者師”的士大夫精神的混合物，并對此沒有自覺

　　實習記者 陳博雷 整理

　　關于改革既得利益群體的補償問題，張維迎認為，改革中利益受損害最大的是干部，應該進行補償。

　　對此，薛涌持有異議：“張維迎，你是改革還是反改革？”他認為張維迎實際上要補償過去不合理制度下的強勢集團，而不是弱勢集團。

　　薛涌認為，把“尊重原體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作為改革的基本原則，那還談什么改革？需要進行補償，但必須是合理補償，在那么多下崗職工的問題都沒有解決的時候，如何對干部進行補償？

　　張維迎反復講改革和革命之別，無非是想說，改革是避免革命或者動亂的一個有效手段。但是歷史上的革命，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因為弱勢階層的生活狀況惡化。只有那些弱勢群體，到了一無所有的地步，最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

　　關于學者的獨立性、學者與觀點市場的關系，張維迎認為，“學者不應該迎合任何人，包括大眾。學者不是民意代表，不能用公眾投票的辦法評價誰是真正的學者。那些號稱自己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學者，實際上是典型的投機分子，需要大家高度警惕。”

　　薛涌認為：“本說要‘善待企業家’的張維迎，一個以市場經濟代言人自命的人，卻突然把描述市場行為的詞匯都變成了貶義。”

　　在他看來，張維迎對市場經濟，只是葉公好龍而已。精英必須通過向大眾兜售自己的主張來獲得政治權力，來實現其政治理想。一個民主社會，也最終會通過思想競爭，讓最符合公眾利益的主張得勝。

　　張維迎把自己看作精英中的一分子，但薛涌認為，理性社會的形成，不是靠思想家或學者的理念的實現和普及，而是靠越來越多的大眾能夠參與權力博弈。那種“要靠一些思想家、學者引導，傳遞給公共知識分子，再通過媒體走向大眾”的“理想社會”，常是從事各種社會烏托邦實驗的瘋狂社會。

　　薛涌甚至認為，對我們社會的最大的威脅之一，恰恰是可能出現的專家壟斷話語權。

　　關于如何超越自身既得利益，張維迎強調“理性”，認為必須盡量超越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講“公共理性”。

　　薛涌認為，人無法做到完全的超脫，張維迎對人性的“幽暗”面缺乏基本的理性認識。理性的思考，必須建立在對人性的這種“理性”認識之上，這也是一個良好制度的“理性”基礎。在薛涌看來，張維迎對于政府撥款、甚至一味為高學費辯護的言論，就是無法超脫自身既得利益的表現。

　　薛涌對張維迎的許多自由主義信仰是認同的，比如張維迎強調縮小政府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角色，但其鼓吹的“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一個結果就是政府給了北大、清華大筆撥款，又強化了政府的角色。

　　薛涌為此寫了一本書《誰的大學》，專門批判這個運動，提出政府把錢直接用獎學金的方式分給學生，讓學生在市場上決定去哪個學校花這筆錢。這樣，北大和其他大學才可以在一個平臺上競爭，這樣競爭出來的大學才是一流大學。然而，切斷了北大的經費，張維迎的既得利益必然受到損害，薛涌覺得張維迎不夠坦率，一再聲稱自己代表“公共利益”，而不承認自己本身是代表既得利益者說話。

　　在薛涌看來，張維迎這些“自由派”經濟學家的問題在于，他們自以為要建立一個自由度越來越高的社會，但是，他們的心理積淀，還是蘇聯極權體制下的知識精英主義和中國傳統的“為王者師”的士大夫精神的混合物，并對此沒有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