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 廖海青

　　在前去拜訪姚洋的路上，我不停地提醒司機注意時間，以免延誤接下來的會見。但是很不幸，我們的車一次又一次被擁擠的車流堵在了路口。對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來說，這樣的情形實屬司空見慣。中國經濟在過去十多年的發展，不僅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物質生活，讓城市變得繁華，同時也帶來了包括堵車在內的諸多問題。

　　面對堵車，有人開始懷念起雞犬相聞的時代，有人則欣喜若狂，目之為城市繁榮的標志。對此類問題形成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進程，缺乏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由于此類問題的不斷出現，導致了對經濟學知識的強大需求，經濟學家的地位因而在一夜之間變得顯赫起來。從前他們只會拿交易費用的概念解釋猴子為什么會上樹，現在則可以輕松游走于各種講壇會議之間，出入于釣魚臺、玉泉山，動輒以“帝王師”自命。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經濟學家可以類比為原始社會的祭司，每當他們口中念念有詞，人們就會為之感到惶恐。

　　因此當我第一次見到姚洋的時候，我略微感到有些意外。這位著名的經濟學者低調而謙虛，甚至有一種與他年齡不相稱的羞澀。“經濟學家應該摒棄與其身份不相稱的自信，”姚洋說，“在美國，有幾個人知道加里·貝克爾？有幾個人知道保羅·薩繆爾森？”

　　經濟學之路

　　姚洋走上經濟學研究的道路純屬偶然。在他求學的年代，盡管中蘇關系的蜜月早已結束，但蘇聯式的工業化模式仍然在中國發揮著影響。“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觀念依舊深入人心。姚洋的父母希望兒子報考西安交通大學，成為一名光榮的工程師，然而年輕的姚洋不喜歡理科，尤其厭惡數學。這一看似無法協調的矛盾最后被姚洋用討巧的方式解決了：他在

北京大學名目繁多的招生專業中發現并選擇了一個有意思的專業：地理經濟學。這個專業雖然培養不出工程師，但它的的確確屬于理工科。

　　姚的母親，一位中學教師，對于兒子的這一古怪選擇心存疑慮，并就此專門向姚的一位任課老師請教。這位老師知曉姚洋的難處，他告訴姚媽媽說，地理經濟學是全世界最有前途的專業。于是姚洋如愿以償。而事實上，即使在經濟學成為頭號顯學的今天，地理經濟學仍然顯得有些冷僻。姚洋的同學大多數是被調劑過來的，許多人對于這個專業根本聞所未聞。但是不管么樣，姚洋總算擺脫了淪為一名工程師的命運。相比之下，他的夫人則沒有這么幸運，在母親的“威逼”下被迫學了她所不喜歡的工科，不得不終日與冷冰冰的機械原理打交道。

　　姚洋進入北京大學地理系的時間是1983年。那時中國剛從“文革”的噩夢中蘇醒不久，整個知識界充滿思想解放的空氣，各種新思潮在大學校園中流傳。姚洋對這一切充滿好奇，他拼命的閱讀各種書籍，從中獲取教益。

　　在北大，姚洋遇到了他生命中一位十分重要的人。那是在1987年，剛從地理系畢業的姚洋聽說北大新成立了一個由“臺灣人”主持的管理科學中心，懷著一絲好奇，姚洋前去報名了。在北京軍區招待所的一間客房里，姚洋見到了傳說中的“臺灣人”：剛剛完成耶魯大學經濟發展中心博士后工作、帶著30箱書回到大陸的林毅夫教授。

　　與林毅夫的初次會面無疑給姚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老師給我出了一道題，”姚洋回憶說。這是一道關于成本的題目：“假如讓你把哈密瓜從新疆運到北京賣，你會選擇好的哈密瓜還是壞的哈密瓜？”對于此類經濟學常識問題，姚洋當時毫無概念。時至今日，姚洋還會用這道題來啟發他的學生。

　　1989年，碩士畢業的姚洋回到西安，進入西安電力制造公司。對于國有企業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并由此導致嚴重資產流失的現象有著深切體驗。中國近年來發生的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浪潮，自然引起了姚洋的注意。姚洋關于中國國有企業改制的研究在學界卓有令名，原因是他的研究是建立在對600多家國有企業調研的基礎之上。他用數據證明了改制帶來的好處，這是那些改革的批評者們所不能忽視的。

　　在西安電力制造公司工作兩年之后，姚洋遠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

麥迪遜分校攻讀農業與應用經濟學博士學位，威斯康星大學悠久的左翼傳統給姚洋的學術生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促使他成為今日國內經濟學界少數對社會公正理論懷有濃厚興趣的經濟學家之一。

　　關于社會公正

　　過去的一兩年中，中國知識界就改革的方向和前途進行了一場持久而激烈的爭論，市場化的進程和不公正的現象成為矚目的焦點。

　　姚洋對那些動輒以市場化為由漠視社會公正的經濟學家感到不滿，斥之為“冷酷的經濟學家”。“市場化從來不會自動地帶來機會均等和社會公正，”他警告說，“離開了社會公正的市場化進程最終會毀掉市場本身。”

　　市場化的崇拜者們經常引用哈耶克的“自發秩序”理論反對在中國強調公正與平等的意義。而在姚洋看來，哈耶克的看法過于極端，也沒有可操作性。因為按照“自發秩序”理論，現實中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那么這一理論不能反對什么，也不能主張什么。“如果哈耶克的思想很深刻，那說明深刻這個詞有問題。”他引用阿瑪蒂亞·森的話說。

　　對于公正的格外關注使姚洋的身份變得有些模糊。“我對他的烏托邦情結感到震驚，這與我心目中的海龜派經濟學家的形象相去甚遠。”一位聽過姚洋演講的學生對我說。

　　但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方面，姚洋的見解都要比那些動輒將社會問題泛道德化的學者更深刻，也更具反思性。“他是用科學的方法來驗證和解釋自己的社會公正理論。”一位熟悉姚洋的學者評價說。

　　姚洋的社會公正理論謹慎地區分了道德與公正，在他看來，社會公正是一個政治性概念而不屬于某一道德體系。為了確保這種區分的有效性，他把公平與效率之間的沖突轉化為對個人基本能力的界定問題。

　　“如果平等僅僅限于基本權利和個人能力領域，而不是無限地擴大到所有領域，那么平等非但不會妨礙效率，而且還會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因為個人能力的增強意味著社會人力資源的提高，而后者又提高效率。”姚洋說。

　　因此姚洋呼吁，當今中國應該更注重社會底層的成員，為他們提供可以發展基本能力的自由，如自由遷移、無身份約束等。而對于基本自由以外的其他自由，則可以用功利主義的原則來進行取舍。這樣既照顧了公民的基本自由，又保證了對包括子孫后代在內的全體人民的公正。

　　姚洋始終對廉價的道德宣泄保持警惕。在他看來，社會公正是一個值得追求的價值，但如果把社會公正變成一個道德問題，就會走上道德斜坡，即一味追求結果的平等，從而使民眾失去對“應得之物”的認知。

　　姚洋反對非此即彼的極端化爭論。他認為，反市場者和市場崇拜者的主張看似勢不兩立，但其出發點卻是驚人地相似：他們都要求市場承擔它本無法承擔的責任。反市場者對市場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拿一個完美的標準要求市場，而市場崇拜者則相反，將市場所造就的秩序奉為社會的既定準則，以市場邏輯代替社會邏輯。這種建立在對現實的誤讀、誤判和有意裁減的基礎之上的爭論，最后是總變成了毫無意義的口號之爭。

　　“走極端是容易做到的，而且可以吸引眼球和聽眾。但是，一個對社會負責任的知識分子，是不應該以眼球和聽眾的多寡為導向的，也不應該比試誰的觀點更極端。”姚洋說。

　　在姚洋的理想中，知識分子應當作為一個社會的中堅力量而存在，這對于國家的穩定有莫大的裨益。如在美國，既有華倫斯坦這樣的左派，也有很右的如弗里德曼，但他們都不是美國的主流。而一些拉美國家，忽左忽右，國家缺乏一個中堅的思想形態，因而總處在震蕩之中。

　　農村情結

　　姚洋出生于西安，但他的童年卻在江西新干鄉下度過。鄉村的淳樸和閑適給姚洋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回憶，成為他一生揮之不去的心結。“我是半個農村孩子，”他說，“我對我們老家的那個村子一直在關心，熟悉他們生活狀況。這也是我為什么關注社會公正的原因。”

　　“我特別反感農民工一詞，工人就是工人。我們的媒體應該帶頭，不再叫農民工，應該叫新移民。新移民支撐了城市建設和工業化的大廈。”姚洋說。

　　姚洋對農村的現狀充滿關切。“農村生活不浪漫。”他不無遺憾地說，“我從小在農村長大，現在在農村住一晚上都感到困難。”

　　在姚洋的視野中，盡管家鄉也發生了一些好的變化，但是與變化一同到來的是環境惡化。“以前農村多的是生物垃圾，現在則多了許多白色垃圾。農村生活條件的改善緩慢，一些地方現在依舊沒有廁所。”

　　中國在過去實行的農村改革，在打破公社制度，激發億萬農民勞動積極性的同時，也使中國出現了數以百萬計的小規模、低效率的農業生產者——全國約有2億農戶，平均耕地只有1.4畝。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沿海城市居民收入飛速增長的同時，農民收入增速要緩慢得多，部分原因在于中國農業生產的人均產出較低。而當一些人試圖將土地資源加以整合以推進農業產業化的時候，他們遇到了一個阻礙：這些土地是不能出售的。

　　一些專家因此斷言，惟有將農村土地產權明確化，才是解決一切農村問題的根本。對于此類觀點，姚洋表示無法認同。“這是飲鴆止渴的做法，”他說，“中國歷史表明，土地買賣最活躍的時期是發生自然災害或戰亂的時候，此時，一部分農民失去了生計，不得不出賣土地以渡難關。因此，土地兼并是以下層農戶的破產為代價的。”

　　在這里姚洋似乎偏離了傳統經濟學的道路。傳統經濟學曾假定，人類是理性、有遠見和自私的動物，但在姚洋看來，人類的理性畢竟有限，遠非一臺精確的計算機。在極端的的情況下，人們往往會倉促做出決定，犯下可預知的錯誤。由天災人禍而導致土地市場的買賣對于農民來說是將雙重的打擊。

　　姚洋通過調查發現，土地產權的穩定性對農民投資有影響，但是對產量的影響并不大。發展中國家市場的不完善使得農場的規模越小畝產量反而越高。

　　姚洋認為，盡管現在土地的收入功能有限，但至少可以解決貧困問題。土地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不但會加大兩極分化，也會對教育產生深刻影響。在他看來，要保護農民的權利，僅僅把產權問題明確并不夠，最重要的是如何加強農民集體談判能力的問題。“如果農民組建更多的合作組織，可能會獲得另一個層面上的保護，因為這可以使他們集體和買家談判，組織更大規模的生產。”姚洋說。

　　謙和與原則

　　生活中的姚洋是個熱愛運動的人，他會在晚上帶著學生去打保齡球，像小孩一樣為全中而歡呼。“他跑前跑后，買水付賬，伺候我們這群大爺學生。”他的一個學生描述說。但是姚洋的原則也很明確，保齡球場或者籃球場上的交情，換不來對論文要求的放松。

　　姚洋是學術刊物《經濟學季刊》的主編，短短幾年間，這個刊物已經成長為中國最好的經濟學刊物之一。作為主編，姚洋面臨的直接問題就是“關系稿”和成名人物的投稿。姚洋的原則性在這里再一次凸顯出來。他非常嚴格地堅持匿名審稿，不管投稿人有多么的熟悉或有名。曾有一位泰斗級的華人經濟學家給《經濟學季刊》投了一篇文章，這位泰斗傲慢到論文的體例都不符合學術規范。姚洋先是恭恭敬敬地寫了一封信，建議對方將文章改一下，改到符合規范，這樣才可以審稿。在遭到拒絕后，姚洋就毫不猶豫地直接拒稿。

　　“姚老師的風格是謙和歸謙和，原則歸原則。”他的學生這樣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