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中國城市房地產政策目前只考慮到了城市低收入居民買不起房的問題，因此，拆遷補償也基本以買得起新房為標準，當然，這也是城鎮化質的提高的一個重要表現。但城鎮化加速的真正核心問題是要解決進城農民住宅問題。如果中國政策對進城買房的農民，在其放棄農村住宅用地的同時，也讓其有權購買微利房或廉價房，拋棄20世紀80年代中國特色的“離土不離鄉”的城鎮化模式，中國的房地產業就能真正步入健康發展軌道。目前，重慶、成都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已遇到了這方面問題，并且準備開始這方面的“破冰之旅”。

　　總之，只要中國城鎮化任務沒有完成，房地產業將一直是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按照每年1.3%-1.5%的城鎮化率推進，中國城鎮化水平達到70%的時間還要13-15年，加上彌補歷史欠賬需要，中國房地產業發展高峰最起碼還有15年的時間。過了15年，中國社會步入老年社會階段，城鎮化處于平穩階段，房地產業擴張階段也基本告一段落，尤其中國沿海地區也大致率先進入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階段。

　　“疏導”方為治本之道

　　隨著中國城鎮化步伐加快和人口紅利延續，作為固定資產重要組成部分的房地產投資依然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房地產業依然是國家在城鎮化加速階段下重點發展的產業。

　　房地產業發展和耕地保護并沒有根本矛盾，事實上，由于房地產業發展與城鎮化緊密相關，在一定程度上，房地產業發展還有助于耕地保護。但統計數據表明，由于房價的不斷攀升，目前已影響到中國城市化進程，從而影響到中國耕地的保護，因為只有城市化才能在動態上實現中國耕地的保護，所以，控制房價攀升是當前政府需要做的工作。如何控制房價？應該說，古人治水的辦法就是一條好的經驗，靠“疏”而不是“堵”，就能夠解決房價穩定問題。

　　首先，針對城市化加速過程中人口流動的特點，住房用地指標可以全國通用，只有這樣，才能徹底解決人口流動性與住房不可移動性之間的矛盾。例如，中國中西部地區的人，只有在沿海地區城市能夠找到就業崗位或經商三年以上者，容許其帶著住房用地指標在該城市購買經濟適用房或租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國家根據每個城市提供的住房用地指標，再確定其每年的建設用地指標。作為城市主管者的任務就是保證納稅者享受公平權利，這樣就能夠真正體現“以人為本”原則。

　　其次，確立“全國一體化”思路，從全國的角度，制定重點農業發展區。國家對沿海地區不要人為控制建設用地，應根據實際的人口容量，進行用地規劃；國家對中西部和部分沿海地區劃定的農業發展區，嚴格控制建設用地，同時，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扶持現代農業發展。例如，中西部地區的人口在沿海地區安家后，就可以收回其住宅用地，進行復耕，絕對不能就地搞所謂的“新農村建設”。據統計，2006年底中國村民委員會達624428個，且非常分散，如果每個村民委員會基礎設施投資平均100萬元，總計則為6244億元，不用說這筆錢難以籌集，就是這些基礎設施維護，也是天文數字。比較合理的做法，當許多村民在沿海地區或中西部城鎮安家后，剩余村民可以在本地城鎮就近安家，原來耕地和復耕土地實行集約化經營，走農業產業化道路。村民就業模式為少部分在農村從事農牧業生產，大部分在城鎮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其中，由于農產品加工大多為勞動密集型產業，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解決了進城(鎮)農民就業問題。

　　(作者為河海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 本文運用統計數據來自各年的《中國統計摘要》)

　　來源：經濟觀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