鄔滄萍

　　上世紀把我國人口狀況概括為“未富先老”得到普遍認同

　　“未富先老”是在1982年人口普查資料發布后，我在學術會議上的發言、論文和文章中多次提出的命題，旨在向全社會提出我國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老齡化趨勢加速，必須對人口老齡化做好思想、理論、輿論準備，物質準備，制度準備，人才準備和健康等各種準備，居安思危，有備才能無患。我認為“未富先老”是中國老齡化的特點。一般情況是，低收入國家大多是高生育、低壽命。國內外數據顯示，我國當時人均國民收入只有250美元，低于同時期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而生育率已下降到較低水平，平均壽命比他們都高出很多。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的情況偏離第三世界國家收入水平與生育、壽命水平的相關曲線很遠。因此，外國學者都驚嘆中國生育率的下降和壽命的延長(指死亡率下降)，將之視為人類奇跡，并提出中國在低收入下老齡化必然加速的論斷。我認為這是人類人口發展的客觀規律在我國的特殊表現，有必要提出來，因為在當時人口老齡化還鮮為人知。

　　人類認識老齡化先是從簡單重復的自然現象入手，然后認識到制約老齡化背后深層次的社會現象。以前對人口老齡化的成因大多認為是人類壽命延長，其實壽命延長是人口老齡化的前提，因為大量兒童夭折或英年早逝就形不成人口老齡化。人口科學從調查的實證和數理的模型推論都證明出生率(或稱生育率，下同)是人口老齡化的決定因素，它直接決定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和程度，因此上世紀人口學家一致認同并把生育率的下降稱為人口(年齡金字塔)底部老齡化，稱壽命延長為人口(年齡金字塔)頂部老齡化。

　　縱觀人類歷史，人類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總是由高到低的趨勢，這是人類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首先是生產有了初步發展，死亡率下降，人類壽命延長；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人類進入工業化、城鎮化特別是現代化以后，生育率也隨之逐步下降。人類死亡率下降和出生率下降的直接后果必然是人口老齡化。法國是歐洲生育率最先下降的國家，與此相應，法國也是人口率先老齡化的國家。緊隨其后的是所有歐美發達國家和日本，在20世紀中期以后都無一例外地出現人口老齡化；另一方面，在世紀之交，幾乎所有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除了個別情況特殊的國家和亞洲“四小龍”外)，尚都保持著較高出生率，未進入老年型人口社會。中國可以說是當代發展中大國中唯一的低生育率國家，根據大多數人認同的科學估計，我國目前總和生育率是1.8(通俗形象比喻為一個婦女平均生育不到兩個孩子)，有1.45億60歲以上的老年人，占全部人口的11%，達到公認的人口老齡化程度。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我國生育率持續下降，出現人口底部老齡化，那時我國人均GDP只有250美元左右，就是到1990年代也未超過1000美元，在進入21世紀前我國仍屬低收入或中下收入國家之列，這個時期決定和影響生育率下降和穩定低生育的經濟社會因素諸如較高的工業化、城鎮化水平、高婦女就業率、兒童撫養成本高和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等條件并不充分。在我國存在明顯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條件下，生育率下降超前于經濟發展，主要是由于我國的政治和政策因素，因此，在上世紀把我國人口概括為“未富先老”是被普遍接受的，所講的“老”就是人口老齡化。進入21世紀后，人類進入長壽時代，人類已認識到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21世紀是人類人口老齡化的世紀，人們對人口老齡化的認識進一步深化，“未富先老”的“老”已不僅指人口老齡化的過程，而是進一步認識到老齡化有數量界限——所講的“老”是指進入老年型人口狀態(現象)的“老”。

　　進入21世紀我國“未富先老”的命題受到挑戰事出有因

　　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持續迅速發展，1978年我國GDP只有3624億元人民幣，到1998年GDP為7.8萬億元，中國由改革開放時一個屬于經濟最不發達的國家躍升為一個中下收入國家，在世紀之交以后平均以10%的速度遞增，到2006年GDP已達到20.94萬億元，財政收入也達到3.93萬億元，人均GDP已超過2000美元，已達到中下收入國家水平。另一方面，2000年我國人口按我國大多數人約定俗成認為60歲老年人口達到全部人口的10%就是老年人口的比重，我國已經達到了。2006年明確提出我國進入老齡社會。按照我國現在已達到的人均2000美元的經濟水平，是否還應沿用“未富先老”？有人認為法國1840年和1865年以60歲或65歲為標準成為老年型人口，瑞典、英國、德國等緊隨其后在19世紀后半葉或在20世紀初都進入老年型社會，那時他們的人均國民收入就是考慮到購買力也未達到我國今天人均2000美元的水平，因此我國現在已經不是“未富先老”，而是“邊富邊老”、“老富同步”或“先富后老”甚至是“富而未老”，因為同發達國家和有些國家相比，我國老齡化程度還是輕的，只相當于歐洲國家和日本的一半。

　　進入21世紀以后，根據國內外人口老齡化的形勢，特別是根據我國近年來經濟迅速發展的形勢，對我國經濟發展與人口老齡化作新的價值判斷，對“未富先老”提出挑戰或質疑是一種思維創新和理論創新。但有必要指出，在“老”和“富”的相互關系中，“老”和“富”的標準和數量界定都沒有客觀標準，因此見仁見智在所難免。現在所謂“老”是以60歲為標準，老年比是10%，這些尺度都是50年前提出的，那時還是“人生七十古來稀”的時代，同今天普遍80歲的長壽時代迥然不同。因此，60歲以上人口超過10%是否就是“老”在學術上是可以討論的。現在談到“富”，大多數人都使用人均GDP或人均國民收入來度量，而從應對老齡化的物質資源來說，公共和私有財產、為老服務的基礎設施、養老基金積累、為老服務的人力資源，甚至自然資源等都應考慮在內。因此，根據最近幾年經濟高速增長就斷言中國現在已不是“未富先老”似乎有點操之過急。

　　有一種質疑我國“未富先老”的觀點值得特別重視，就是認為我國未富先老論在政策層面上已失去了其積極意義，“未富先老”不是中國老齡化的本質特征，不是中國老齡化危機的根源所在，并認為“未富先老”論難以作為中國應付老齡化危機的戰略基礎。這種觀點提出要摒棄“未富先老”的命題，認為老年人口存在的各種貧困現象，不是因為資源性短缺，而是體制性供給短缺。這種觀點提出，我們必須跳出“未富先老”這一認識窠臼，并認為制度安排的缺陷和缺位、公共資源體系的長期滯后才是中國老齡化危機的根源所在，而“未富先老”無法將其涵蓋在內。這一質疑正確之處就是指出“未富先老”只就生產力論述人口老齡化而沒有從生產關系特別是分配制度上來論述老齡化。在上世紀80年代老齡化剛剛浮出水面時，提出“未富先老”時已含有要求做好制度安排的準備，但那時不可能深入。質疑“未富先老”論者斷言，在“力”和“制”支撐失衡的中國人口金字塔的兩根柱石中，“制”(指制度、體制)比“力”更為重要。對此我認為過于偏激，一個長期積貧積弱的國家，今天生產力雖然有了長足發展，但中國仍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過早摒棄“未富先老”是不明智的，雖然它可能為某些行政官員“不作為”提供借口，但不能因噎廢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目前仍是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主要難題。

　　站在科學發展觀和

　　對“未富先老”提出置疑者認為，“中國老年人面臨的困境，并不是因為蛋糕做得不夠大，也不是因為分蛋糕的人太多，更不是因為做蛋糕的人數不足，而是因為缺乏合理分配蛋糕的制度安排和社會機制，使得老年人難以及時充分地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按照這種觀點，我國老年人的困境應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國的經濟分配制度存在缺陷，特別是城鄉一部分老年人相對貧困化和邊緣化比較突出，收入分配的政策有待改革。但就我國經濟水平應對老齡化的現實來說，應“既患寡也患不均”，因為綜合國力不足、老年人群長期積貧積弱，加上分配不公，三方面都是我國應對老齡化困難的根源所在。我國在今后一段時期應對老齡化問題仍是極其艱難的。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我國人口特別是農村人口多、底子薄，自然資源相對不足，就是人口得到控制以后，人口多仍是個問題，因此應對人口老齡化必須按照科學發展觀，做到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統籌人口、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的發展。

　　由于早期人口政策的失誤，我國上世紀70年代以前出生的高峰人口，在2010年以后將陸續進入老年期成為龐大的新一代的老年人。平均每年遞增600萬—800萬，老年頂峰時將達到4.3億，占人口的30%以上，其中80歲以上的也有八九千萬。我國老年人今天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今后將要占近1/4。與此相對應，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濟社會資源還十分脆弱，我國平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GDP只相當于世界GDP的5%—6%。

　　正如前聯合國秘書長在2002年老齡問題大會上所說的，發展中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要面對發展和老齡化的雙重挑戰，因為沒有發展，應對老齡化是不可持續的。發展要惠及所有人、當代人和后代人、今天的老人和明天的老人。發展的項目是很廣泛的，涉及到方方面面，要求投入多，覆蓋面廣，但效益容易彰顯，容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如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鐵路、公路、安全飲水、通訊、教育、衛生等容易受到重視，而老年人的醫療、生活、福利、老年人的精神需要等常常受到輕視，加上農村老年人是個弱勢群體，在“未富先老”的條件下常常被邊緣化，就是經濟有較大發展的條件下，老年人相對貧困化甚至絕對貧困也不少見。因此，“未富先老”不僅要宏觀考察，也需要從微觀層次，從一部分老年人特別是分配不公的體制下來考察。

　　由于近年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因而有人認為“未富先老”的提法不切實際，并認為中國老齡化不是難以承受之重，問題只是體制蛋糕的分配問題。我認為有必要指出，目前我國養老保險方面隱性負債超過6萬億元，到目前為止養老金儲備只有2700億元，現在退休人員的養老金主要靠現收現付來支付，老年社會保險覆蓋面不大，老年人群已捉襟見肘，將來退休人員不斷增加，困難就更大。我國目前社會養老床位120.5萬張，平均每千名老年人8.6張，是發達國家50—70張的1/8,至于住房、醫療則差距更大。

　　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諧社會主要講人與人的和諧，但我們對代際和諧談得很少，實際上代際分配不公是個十分突出的問題。我們談到“工業支持農業”、“城市支援農村”、“多予”、“反哺”等方針政策，農村老年人才是最值得“多予”、“反哺”的優先對象，他們為中國的發展付出了很大“代價”，他們許多人年事已高，健康狀況不佳，現在不“反哺”，將來想補救也許來不及了。因此對農村貧困老人各種形式的援助和福利已刻不容緩。

　　我認為目前條件下“未富先老”的命題仍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它有利于提高我們的憂患意識，使我們認識到人口老齡化的嚴重性和緊迫性，有利于立足國情，厲行節約，做好老齡事業。還有，“未富先老”符合我國老年人當前的實際，能夠得到老年群體的認同。當然我們也要指出，不能以“未富先老”為口實，不努力解決老齡實際問題。只要樹立科學發展觀，關注民生，執政為民，“未富先老”的命題會鞭策全黨全民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