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水發展秩序的一個新型戰略發展框架

　　俞憲忠

　　內容提要 水既是母體性的重要戰略環境，還是父體性的重要戰略資源，其雙重特征和疊加功用決定了水對人類的生存發展具有至高無上的戰略性。我們有充分的論據而認為，在水的雙重特性中水環境比水資源更加重要，在水發展序列中水環境發展重于水資源發展。中國決策層已經在水資源方面提出了建構“節水型”社會的發展要求，但還沒有從水環境的視角確立建構“潔水型”社會的發展戰略。21世紀的現代水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必須在潔水優先和兼顧節水的發展理念引領下，建構潔水與節水相結合的社會發展模式，尋求21世紀中國新型的水利科學發展道路。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建構起能夠切實保障中國水利安全的戰略發展框架。

　　關鍵詞 水環境 水資源 可持續發展 水科學發展觀 潔水 節水

　　眾所周知，水具有資源與環境的雙重特性，因此而成為一切生命之源。在此視角下我們已經充分注意到，在水資源方面中國已經提出了建立“節水型”社會的發展要求，但在水環境領域還尚未確立建構起“潔水型”社會的發展戰略。如果僅僅在量上“節水”而不在質上“潔水”，那么，節省下來的水就完全可能是越來越多且有害的污水，包括人在內的一切具有重要發展價值的生物都將面臨滅頂之災。因此，在水環境優先和兼顧水資源的新型戰略框架下，建構“節水”與“潔水”相結合的社會發展模式，將會對中國和世界的未來發展具有極其重大的發展意義。

　　一、“增長的極限”與可持續發展

　　在工業革命以前的漫長歲月里，人類作為自然之子與自然和諧相處。但自從工業革命以來，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陡然變得緊張起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遭遇到人類自身的巨大發展所帶來的嚴重挑戰。從18世紀開始的歷次工業革命所提供的科學技術條件，在導致了經濟迅速增長和人口持續膨脹同時，也引發了阻抗人類可持續發展的資源持續短缺和環境持續惡化。科技持續進步→經濟持續增長→人口持續膨脹→資源持續短缺→環境持續惡化，這一演進鏈條完全有可能把人類指向不可持續的“發展陷阱”，這就是“發展的異化”，也可以稱之為“發展的悖論”，也就是人類過去和現在的發展，反而日益限制和約束著人類未來的發展。如果不能及時地建構新的發展理念，并在此引領下重構新的發展路徑，人類發展就會面臨前所未有的災難和危險。有些發展經濟學家因此而甚至認為發展中國家除了人口、貧窮和污染，好象什么都沒有，似乎掉進了一個人口增長、經濟貧困和環境污染三者之間惡性循環的“劣性均衡陷阱”。有人說GDP和GNP就是國內總污染(Gross Domestic Pollution)和國民總污染(Gross National Pollution)，有人說將來人們有可能為一滴水而戰，還有人說人類將來剩下的最后一滴水就是人類的眼淚。這些似乎危言聳聽而實際是在預警的說法，標志著全世界的有志之士們都愈來愈高度關注環境污染的巨大潛在隱患。1971年著名學者泰勒的《世界末日》、1972年麥多斯的《增長的極限》、1987年世界環發大會的《我們共同的未來》、1992年的《里約宣言》和《21世紀議程》、1994年國際人發大會的《行動綱領》等重要文獻里，都充滿了對環境污染的高度憂慮和改善環境的積極探索，都在試圖搜尋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和諧創新路徑。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紛紛開展了全球范圍關于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研究，僅全球發展戰略模型就有十多個。第一個較為成熟的全球發展模型是由著名的全球發展戰略研究機構羅馬俱樂部委托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米都斯為首的研究小組提出的“增長的極限”模型。這個研究小組由7個國家的17名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青年研究者組成。他們花費了21個月的時間，耗資25萬美元，終于在1972年3月提出了作為羅馬俱樂部“人類困境”研究計劃的著名“增長的極限”模型。“增長的極限”模型將世界看作是一個由5個子系統構成的大系統。5個子系統是：人口狀況、自然資源、工業資本、農業投資、環境污染。“增長的極限”模型利用1900——1970年的有關統計數據說明，人口與資本的發展趨勢呈指數規律增長，而自然資源和環境承載能力具有有限性，這種趨勢倘若任其發展而不加控制的話，那么，人類前景則將不堪設想。該模型對此指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業發展、環境污染、糧食生產、資源消耗這些方面按現在的趨勢繼續下去，我們生存的這個地球的增長極限有朝一日將在今后100年中發生(2072年之前)。為了避免人類陷入不可持續發展的這一困境，該模型提出人類必須在1975年停止人口增長，到1990年停止工業投資增長，以達到“零度增長”下的“全球均衡”。[1]該研究小組認為，只有如此，才能保障人類在未來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汪紀戎女士在2005年6月2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回答關于中國水污染治理情況時說；“我同你們一樣，對水環境的污染治理很不滿意。中國是在經濟快速增長情況下出現了一些環境問題。中國環境問題的出現是壓縮型的，發達國家在一百多年里面陸續出現的環境問題，中國在二十多年里集中出現，這是中國要必須面對的。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發展是不會停的。現在要應對環境問題，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發展的觀念，需要改變的是發展的方式，需要評價的是我們發展的結果。”[2]資源和環境對人口發展具有硬約束特性，而水恰恰就同時具有環境和資源的雙重功能。因為，水既是人類發展所必須消耗的戰略資源，同時又是人類發展不可或缺的生態環境。如果地球上沒有了水，或者僅有污水，一切生命都將會面臨滅頂之災。

　　二、水科學發展觀與水環境資源

　　由于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傳統發展觀對人類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嚴重威脅，于是人們紛紛開始探索新的科學發展觀,發展觀出現了新的歷史變遷。作者對目前流行的“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這一流行觀點持有不同看法。首先，以人為本是一種很模糊的發展概念 。模糊的科學定義是既清晰又不清晰，以人為本概念的清晰之處，就是不以物為本。但其不清晰之處在于是以多數人為本還是以少數人為本。因此，以人為本內在地涵括了以少數官僚階層為本的可能性。與之相比較，以民為本的發展概念可能更好一些。其次，以人為本的發展概念有可能認為“征服自然”具有合理性，從而把生態環境置于極其次要的從屬地位，有可能在發展過程中為滿足人的短期需要而一味追求經濟的GDP增長和忽視環境承載能力及生態要求，并最終導致不全面、不健康、不協調和不可持續。概而言之，在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以人為本就同時暗含了以自然為末的發展命題，就會極其自然地將自然置于非常次要的發展位置，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國際上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就是在滿足我們這一代需要的同時而不對滿足后代的條件構成威脅，因此，這一定義非常強調縱向代際公平。我們認為這一定義有其縱向方面的進步性，但也有其明顯缺陷，這種定義還缺乏人口、資源與環境三者之間的橫向協調和全面健康，真正的科學發展觀應該是把縱向代際公平與橫向健康協調有機結合和高度統一起來。我們因此而認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要求是人口適度規模、資源循環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良性互動和長期均衡。或者說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構成要件就是人口、資源、環境，適度人口規模+資源循環利用+生態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這種新的科學發展觀更為強調長期可持續性的環境資源變量，把 發展置于更為健康協調和堅實全面的可靠基礎上，使發展觀具有縱向保證和橫向保障的多重緯度。

　　在科學發展觀的理論架構和實際運用中，水環境資源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重要發展變量，這是能夠解釋人類發展質態并決定發展能否實現縱向可持續性和橫向健康協調的根本解釋變量。因為水是生命之源和國家命脈，水對人類發展和國家安全具有高度的戰略性。沒有水環境資源就沒有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生物，如果因為人類缺乏理性的過度發展或畸形增長而使水環境資源出現嚴重問題，不僅人類發展所需要的水質嚴重污染，而且水量也出現嚴重短缺，水環境資源在質與量兩個方面都出現威脅人類發展的嚴重問題，那么，人類就會走進了一個非科學的發展陷阱。事實上，這方面的嚴重問題已經在全世界具有普遍性和危機型，并在發展中國家尤為突出。一方面出現了全球性的水環境污染持續加劇，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世界性的水資源持續短缺，由此導致了一種違背人類預期愿望的非科學發展態勢。我們迫切需要一種有利于人類發展和中國在21世紀安全崛起的水科學發展觀，徹底擺脫先污染后治理、邊污染邊治理、大污染小治理的傳統發展觀，建構一種與新型工業化道路相匹配的水環境優先的新型水科學發展觀。只有如此，才能確保中國在21世紀的水安全與人水之間的和諧發展。

　　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2000年10月21日公布的一份報告，在發展中國家，90%以上的污水未經處理就直接排入河流或湖泊，由于以上原因，每年有5百萬人死于如霍亂等水源性疾病。“目前全世界的淡水資源僅占其總水量的2.5%，其中70%以上被凍結在南極和北極的冰蓋中，加上難以利用的高山冰川和永凍積雪，有87%的淡水資源難以利用。人類真正能夠利用的淡水資源是江河湖泊和地下水中的一部分，約占地球總水量的0.26%。目前全世界有80個國家和地區嚴重缺水，我國是全球13個人均水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扣除難以利用的洪水涇流和散布在偏遠地區的地下水資源后，我國現實可利用的淡水資源量則更少，僅為11000億立方米左右，人均可利用水資源量約為900立方米，并且其分布極不均衡。我國人均占有水量超過國際公認的嚴重缺水警戒線。”[3]中國不僅是一個淡水資源持續嚴重短缺的國家，而且還更是一個淡水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和加劇的國家，中國在21世紀的發展首先面臨嚴重的水威脅，因而特別并優先需要水安全，中國比任何其他國家和地區都更需要人水之間的和諧發展境界和發展狀態。

　　三、水環境優先兼顧水資源的發展秩序

　　水與其它地下礦產資源相比較的顯著特點，就是水既是環境又是資源，在人類可持續發展的三大要素——人口、資源與環境中，水具有環境與資源的雙重特征和疊加功用，因此被稱為水環境資源。水作為環境，它能夠被人類以生存之母的形式每時每刻加以依存利用，沒有水尤其是沒有淡水，就沒有所有生物，就更沒有人類；水作為資源，它能夠以人類生存之父的形態對人類社會給予基礎支撐，從而能夠被人類加以開發利用。因此，水既是母體性的重要戰略環境，還是父體性的重要戰略資源，水環境資源對人類社會的生存發展具有至高無上的戰略性。

　　在工業革命以來關于水的科學發展史中，人們首先是把水視為資源而不是看作環境，適應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需求而對“水資源”加以大規模的經濟性開發利用，使水表現為“國民經濟的命脈”，僅僅從經濟的角度來理解水，并總是力圖把水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對水資源定義目前尚無統一的理論表達，英國《大百科全書》對水資源的定義是 ：“水資源為自然界全部所有形態(包括氣態、液態和固態)的水體”。聯合國《水資源評價——國家評價手冊》對水資源的定義是：“可資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的水源，具有足夠數量和可用質量，并能在某一地點為滿足某種用途而被利用”。原蘇聯水文學家O·A·斯賓列格在《水與人類》一書中將水資源定義為：“水資源為某一地區的地表和地下水儲量。”中國《大百科全書》將水資源定義為：“地球表面可供人類利用的水。”[4]而后隨著人口規模持續膨脹、工業化進程持續提速和GNP或GDP的持續增長，水資源供給短缺問題日益凸顯和持續加劇，尤其是由于對水資源大規模地經濟性過度開發利用而導致的水污染加劇，主要由水決定的人類生存發展的自然環境和生態支撐問題，便被提到了議事日程。全世界的人們都開始認真考慮生態與生計、溫飽與環保的相互關系問題，都在重新反思和理性審視人類已經走過的傳統發展道路和增長模式，這時人們需要把生產、生活、生態問題加以統籌認知和全面判斷，需要對過去、現在和未來進行發展連接，于是在“水資源”的基礎上就又有了“水環境”的科學表述。“水環境”的概念首先出現于科學研究領域，而后又被應用于決策過程，“水環境”的出現和應用，從根本上標志著“水科學”體系的真正形成，也昭示著人類對水認識的一個新時代的到來。《環境科學原理》對水環境的定義是：“水環境一般是指河流、湖泊、沼澤、水庫、地下水、冰川、海洋等地表貯水體中的水本身及水體中的懸浮物、溶解物質、底泥，甚至還包括水生生物等。從自然地理的角度看，水環境系指地表水覆蓋地段的自然綜合體。”[5]相關文獻表明，盡管水資源的定義尚未統一，但有國內外多種理論表述。而對于水環境的理論定義卻很少，因此，對水環境的認識還有待深化和拓寬。

　　無論是水環境還是水資源，都不僅關乎到人類生存，而且更關系到人類發展，自然就產生了“水環境”與“水資源”的發展排序問題，也就是說，就“水環境”與“水資源”兩者對人類生存發展的相關系數和重要程度而言，我們需要確認哪一個更重要一些，在人類的生存發展序列表上，哪一個更具有優先價值和領先意義。

　　首先，從已有的各種定義分析，水環境的內涵比水資源的內涵更為豐富，水環境的外延也比水資源的外延更為寬廣。也就是說，水環境在外延上涵括水資源，水資源僅僅是水環境的一個構成部分。其次，水環境不僅決定水資源的發展情勢和功能質態，而且還決定了除資源性水體外的其它動植物的多樣性和可持續性，這些動植物的多樣性和可持續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類的命運。再次，水環境在很大程度上屬于水質問題，而水資源在很大程度上卻屬于水量問題，如果水質不出現問題，那么，所有的水資源就皆為潔凈水，有利于為人類的生存發展提供強力支撐和根本保障。如果水質被嚴重污染，那么，所有的水就成為不能支撐人類生存發展的污水，這時的“水利”就會變為“水害”。第四，如果僅僅把水視為資源，而不首先視為環境，人類就完全有可能無視水環境要求，而單純地把水資源優勢開發為經濟優勢，而且人們也善于這樣做。根據行為科學的演進規律告訴我們，在傳統工業化道路上行走了很長時間的人們，由于路徑依賴性和慣性沖動的緣故，從“水資源道路”轉到“水環境道路”的改弦易轍，也具有較大難度，如果不能及時走上水環境型的發展道路，水污染和水威脅就不能得到有效克服。第五，如果水資源出現短缺，影響的可能只是人類發展問題；而如果水環境出現污染問題，那么，其影響就不僅僅是發展問題，而主要是生存問題，而且完全有可能給人類帶來滅頂之災。第六，節水只是涉及陸地淡水資源的節省問題，而潔水則是包括海水在內的所有水保護問題。

　　雖然水資源也是極端重要的，但與水環境相比較而言，水環境會比水資源顯得更加重要。作者無意否定水資源的重要性，而是在水環境與水資源之間的理性比較中，認為水環境的重要程度要優于水資源的重要程度。我們因此而必須盡快建構起有利于人類永續發展的新的現代水科學發展觀，這種發展觀真實地表達了長期被嚴重忽視的水環境發展訴求，其核心要義在于奉行水環境優先和兼顧水資源的發展理念，根本要旨是堅持和制定水環境優先和兼顧水資源的發展戰略。這種水發展理念和發展戰略，必定會根本改變我們的發展思路，重新優化我們的發展模式，創新選擇我們的發展路徑，徹底提升我們的發展評價，再次重新喚起人們的水環境發展意識，將水環境發展置于一切發展序列的優先位置，把水環境承載容量作為我們最大化的發展邊界。

　　四、潔水與節水有機結合的發展模式

　　中國是當今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科技含量低、經濟效益差、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高的傳統工業化發展道路上，中國經濟從1978年起持續了28年的高速增長，并在經濟總量和綜合國力等方面取得了許多偉大成就。但是這些經濟增長成就是以巨大的環境污染為發展代價的，中國走了一條先污染后治理和邊污染邊治理的傳統發展道路。在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的水環境方面，付出了極其昂貴的巨大污染代價，其GDP或GNP真實有效的增長程度，也就自然打了很大折扣。中國不僅是當今世界上水資源極其短缺并持續加劇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更是一個水環境污染極其嚴重并持續劣化的國家，可以這樣說，中國在事實上走了一條“有經濟增長而無環境發展”的發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走進了一個自掘的“發展陷阱”。由于水資源持續短缺的嚴重程度已經構成了經濟可持續增長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約束瓶頸，中國決策層已經注意到建構“節水型”社會的重要性，水利部部長汪恕誠在2003年也提出了建設節水型社會的工作要點，這無疑是中國水利事業發展的重大歷史轉折。

　　作為水的資源特性無疑要求在“水量”方面建構節水型社會，這是保障中國水資源安全的重要支撐。但是，由于水具有環境與資源的雙重特性，而且在發展序列中水環境發展重于水資源發展，水環境權重大于水資源權重，因此，僅僅認識到必須建構節水型社會，還不是保障中國水利安全的充分條件。中國水安全不僅應當包括水資源安全，而且還更應當包括水環境安全，確切地說，中國水安全首先是水環境安全，首先是要實現人水和諧發展，人與水的關系首先是人與環境的關系，這種關系幾乎可以等同于魚水關系。水環境資源的雙重特性以及水環境優先發展的內在要求，還必須同時甚至優先建構“潔水型”社會，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建構起能夠切實保障中國水利安全的社會發展框架。潔水是水環境發展的必然要求，節水是水資源發展的惟一路徑。潔水與節水是中國水利事業的“車之兩輪”或“鳥之兩翼”。21世紀的現代水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必須在潔水優先和兼顧節水的發展理念引領下，建構潔水型社會與節水型社會相結合的社會發展模式，尋求21世紀中國新型的水利科學發展道路。(原載《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7年第4期。)

　　參考文獻：

　　[1] 李嘯塵 主編：《新人力資源管理：知本理論卷》第一卷[M]，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2000，P330-332。

　　[2] 中新社北京2005年6月2日的最新電訊報道。

　　[3] 據新華社北京2004年3月21日記者姚潤豐電訊報道。

　　[4] 竇貽儉、李春華編著：《環境科學原理》[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P51。

　　[5] 竇貽儉、李春華編著：《環境科學原理》[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P50。

　　作者簡介：俞憲忠：男，漢族，1956.12生，山東省滕州人，濟南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副院長，研究生導師，河海大學商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