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小和 財經作家 現居北京

　　經濟人張五常

　　華人經濟學家中，張五常善于做生意，乃是眾所周知。大約3年前，香港媒體爆出張五常涉嫌在美國逃稅，可能要面對美國當局刑事檢控消息的時候，我即注意到張五常的盈利模式，他甚至在公開場合主動陳述自己在香港經營50多個商業停車場的收益情況。同時，他在美國舉巨資購入物業，投資飛機配件廠，競投藝術品，似乎有利可圖的好生意，都不會放過。

　　現在，張五常再一次因為生意問題引起了大家的關注。8月2日，他將陳逸飛遺產繼承人告上法庭，要求確認陳氏生前所作、但留有“張五常”之名的6幅油畫所有權。在向法院遞交的訴狀上，張五常稱，由于投資

　　你看，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張五常的盈利模式可謂清晰、理性、有效。首先是私人產權概念，無論是在香港投資商業停車場，還是對陳逸飛畫作的所有權約定，他的私人財產所有權都是時刻牢牢控制的第一要素；其次是契約，尤其是在與陳逸飛的借款問題上，張五常始終體現了一個自然經濟人穩定的契約原則，既不會因為私人交情否定契約的建立，也不會因為建立契約便否定朋友間的友誼；第三，從已經掌握的材料和數據看，張五常對他的學術和生意有涇渭分明的細分，至少到目前為止，世人看不到張五常借用學術權力謀利益的任何信息，如此，張保全了其經濟學研究的獨立性，他的盈利模式也完全基于市場展開。

　　自然經濟人的理性精神以經濟學家作為載體得以完全彰顯。這個時候的張五常，其主體意義可能不是一名卓越的經濟學家，而是一名講究效益的生意人，一名擁有清晰產權、尊重契約精神、講究市場細分的企業家。

　　被誤讀的張五常

　　對張五常的誤讀恰從這里開始：當張只是以“經濟人”身份，而非著名經濟學家身份出現時，我們的價值判斷便出現了醒目的錯位：輕易地將經濟學家的學術意義強行安插在自然經濟人身上，用傳統倫理學的教條約束“經濟人”的市場行為，以為經濟學家的企業行為、盈利行為從一開始就與神圣的經濟學建設存在沖突，在我們眼里，卓越的經濟學家就應該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象牙塔中人，絕不是在市場交易中錙銖必較的生意人。

　　張五常的不同之處在于，他畢生的建設有三條，成為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成為經濟學家群體中優秀的“經濟人”、實業家或者是投資人，成為一名優秀的書法家。這與經濟學家約瑟夫·熊比特的個人理想異曲同工，后者曾經希望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奧地利最偉大的騎手、維也納最偉大的情人。

　　張五常的夢想如此之多，可是我們對他的價值判斷卻總是單項突進。比如有內地學者驚呼：香港教授的工資比美國還高，比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人員高100倍，為什么還要去經商？以追求有形資產葬送自己的無形資產，張五常真正是不懂市場經濟！比如有人借助張五常經商以及偷逃稅收開始大面積懷疑他的個人品德，并搬出“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舊句子來攻擊，斷定張五常不懂中國歷史上“為人師表，以身作則”的道理。有人借題發揮，懷疑張五常想以學者身份干預政治，批評張五常放肆，直指他為美國特務，是“以殖民地經驗誤導中國改革”。

　　撇開那種“假想敵”的思維不談，面對張五常的盈利模式問題，可能我們最需要辨析的是作為一名經濟人的道德評價，是在自由市場經濟和商業社會的制度背景下，如何尋找一種新的生活模式。

　　安·蘭德嘗試從“經濟人”的角度來分析相應的倫理生活模式。當一部分倫理學家把經濟人的“自私”或“自利”看成是與社會、文明相對立的東西，仍然把“利他”作為最高道德境界的時候，安·蘭德卻非常徹底，無論是在事實層次還是價值層次上，她都義無反顧地倡導利己的生活模式。

　　看來，在自由經濟條件下，對“經濟人”的行為如何作道德評價，并不存在簡單的二元判斷，即使是以批判見長的馬克思，也持此類觀點。在評論孟德威爾的觀點時，馬克思曾經引用了《蜜蜂寓言》中的一段話：“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稱之為惡的東西，不論道德上的惡，還是身體上的惡，都是一切職業和事業的牢固基礎、生命力和支柱。一旦不再有惡，社會即使不完全毀滅，也一定要衰落”。馬克思由此夸獎孟德威爾：“只有孟德威爾才比充滿庸人精神的資產階級社會辯護論者勇敢得多、誠實得多”。

　　被低估的 被放大的

　　相對于傳統倫理學的訴求，張五常當然更加尊重他自己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產權經濟學，并徹底尊重“經濟人”的產權權力和經營權力，即使是一名承擔著太多社會價值的經濟學家，也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有權力對之進行絲毫的剝奪。

　　在這樣的意義上，張五常的盈利模式對傳統倫理學對市場的干預作了一次實證性消解，并用自己的企業經營行為闡釋了他的現代產權經濟學原理。

　　經濟人的思想雛形首出于亞當·斯密，亞當·斯密在吸收孟德維爾和愛爾維修關于利己心是人的本性和社會進步動力思想的基礎上，在經濟學說史上第一個提出關于“經濟人”假定的理論雛形，《國富論》一書寫道：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要想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師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這便是經濟人的思想雛形。《國富論》發表以后，邊沁、西尼爾、約翰·穆勒等人紛紛補充發展了“經濟人”思想：“經濟人”是自利的。這意味著他(她)既不自私，也不會從主觀上出發去利他。“經濟人”是一種雙贏游戲，但他的本意是贏取利潤.。“經濟人”具有充分的信息，因此其選擇一般會朝利己的方向發展。“經濟人”是理性的，以自我效用最大化為選擇的終極目標。作為必要的引申，“經濟人”這一概念不涉及價值判斷。

　　回到張五常的盈利模式，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知識分子對自身“經濟人”身份的確立帶來的多元效用。國內經濟學家梁小民先生在總結自己的學術生活時，直言正是自己意識到了自身“經濟人”的重要性，他的學術成就才得以展現出獨立思考的勇氣。梁先生早已不靠政府科研經費來養活自己的研究，也早已不屬于某個學院的欽定教授，他靠自己的講學、寫作和出版賺取可觀的資金，而且，他從不諱言自己的收入，他在北京近郊擁有自己的

　　盡管梁先生的盈利模式與張五常絕不相同，但在理性經濟人的層面，兩人卻是同志。由此出發，筆者提出最后一個問題：我們為什么誤讀張五常？經濟學家為什么群體性地遭受謾罵？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大眾在“經濟人”和“經濟學家”的區分上混淆了概念。 我們低估了經濟人的重要性，放大了經濟學家的價值。事實上我們可能對經濟學期望過高，使其負重太大。經濟學家的任務只是部分、簡化地認識世界的一小部分，他沒有改造世界的雄心；而經濟學家天然擁有的經濟人身份，理所當然是他們幸福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