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森根

　　由33個國家和12個未獨立地區構成的拉丁美洲，不僅是我國能源、礦物和農產品進口的重要地區，也是我國進行對外投資、開展多種形式雙邊經濟合作的重要對象。為了推行“走出去”戰略，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進了迷人而陌生的拉丁美洲，“拉美熱”已成為近年來中國對外政治與經貿關系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

　　拉美與中國，“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拉美這個在前進道路上充滿著復雜性和多樣性的地區——它既年輕又古老，既富有又貧窮，既有巨大發展潛力又經常陷于困境，既有獨立性又有依附性——我們對它究竟了解了多少？為了走進一個比較真實的拉丁美洲，我們不妨從廓清當前國內常見的三個認識誤區入手。

　　誤區之一：拉美是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

　　縱觀近百年來拉美社會經濟的發展模式，大體上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1870～1930年，初級產品出口導向階段；1930～1980年，進口替代工業化內向增長階段； 1980(有的國家從70年代中期算起)至今，向出口導向和新型發展模式過渡的轉型階段。一般而言，與這三種發展模式相對應的理論根基和思想淵源分別可概括為古典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拉美經濟的發展軌跡也大致可以描述為“開放— 封閉—再開放”。

　　的確，拉美的現代化之路并不平坦，挫折與失敗令許多國家付出了沉重代價。早在19世紀初，拉美曾經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區之一，人均國民實際總產值達250美元(按1960年價格計算)，超過北美(239美元)。由于拉美和北美在19世紀選擇了不同的發展道路，一個世紀過后，我們看到了一個貧富懸殊的美洲大陸——到20世紀初，拉美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12.5%，這一數字在1995年更下降到12%。近10年間，拉美地區的GDP總量大約為美國的1/5。由此可見，拉美經過近百年的奮斗，其人均收入和經濟總量與美國的差距依然如故。不僅如此，隨著亞洲發展中國家的迅速崛起，拉美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已明顯下降，從 1960年約占全球GDP的8%，跌落至2005年只占5.5%左右。1991年巴西的GDP (4058億美元)超過中國(3712億美元)，至2005年，中國的GDP(22289億美元)卻大大超過了巴西(7941億美元)。2005年，中國的GDP占全球總量的5.02%,已接近整個拉美在全球總量中的比重,而巴西的GDP在全球總量中只占1.79%。

　　拉美的落伍，相當程度上應歸咎于其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弊端。在推行以初級產品(包括熱帶和溫帶農產品、畜產品和礦物)為基礎的出口導向模式時，除了阿根廷和智利，大多數國家并未因出口擴張而帶來多少經濟增長，加之勞動市場扭曲和基礎設施落后，幾十年間始終形成不了有效的國內市場。這一僵硬的經濟發展模式到 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幾乎陷于癱瘓。進入進口替代階段(上世紀50年代是推行這一模式的高漲時期)之后，盡管拉美的工業化水平和經濟實力有了相當程度的提高，但進口替代的發展模式過分強調國家的保護功能，致使拉美的經濟結構長期處于十分落后的狀態。1960年前后，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對耐用消費品的進口關稅分別高達328%、266%和147%。而高成本的國內制造業又無法解決本地市場狹小、資金短缺和就業率低下等一系列瓶頸問題。到60年代下半期，這三個國家開始把進口替代同出口替代結合起來，力圖摸索新的發展模式，但同樣遭到了失敗。這種被學者們稱為“國家干預主義”、“民眾主義”(又稱拉美經委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阻礙拉美經濟發展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直到1982年拉美爆發債務危機才徹底崩潰。

　　如果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如智利)或80年代初(如墨西哥)算起，拉美的調整與改革至今大約已有30年。所幸的是，拉美在2004年前后終于擺脫了發展模式轉型所帶來的陣痛，經濟逐步走出低迷、徘徊的局面。到2006年，拉美經濟已連續3年保持 4%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債務危機之后20年間的平均增長率；經濟持續穩定，國際收支改善，外貿和經常項目繼續保持順差，通脹率保持低水平，債務負擔減緩。通過發展模式的轉換，拉美各國正在走上一條新的發展道路。

　　對近30年來拉美經濟發展道路上出現的波折，學者們持有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為，這些現象證明了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失敗，進而指出拉美是“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

　　拉美轉換的新模式，是不是就一定是“新自由主義模式”，還有待觀察，至少各國的情況并不一致，不能一概而論。近30年拉美經濟轉型中遇到的問題以及付出的巨大代價，根本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封閉型的進口替代模式持續了整整半個世紀，開放型的新模式要沖破受舊模式所豢養的既得利益集團和習慣勢力的百般阻礙，難度自然很大。二是由于龐大的債務負擔使各國的經濟調整與改革步履維艱。在舊的模式下，由于資金短缺，拉美國家都在走“負債發展”之路。20世紀80年代初爆發的石油危機，使拉美各國背上了沉重的外債負擔。到1983年，巴西一國的外債已近1000億美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負債國。拉美許多國家不得不通過借新債來償還舊債和填補國際收支赤字。截至 2005年，拉美外債總額高達7200億美元，相當于全地區GDP的38%。由此觀之，拉美經濟這30年中出現的問題，更大程度上是進口替代模式的陳腐性和頑固性所導致的后果，而不能簡單地歸咎于改革本身。

　　早在20世紀80年代，拉美的結構主義學派就開始修正自己的主張，采納了開放市場、減少干預等觀點，從而形成了“新結構主義”學派。新自由主義、新結構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改良主義、經濟民族主義、經濟實用主義等理論對拉美國家從以國家為主導的經濟模式轉向自由市場經濟，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即便是最早施實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智利，自90年代起也對新自主主義的經濟政策(如“快速自由化”、弱化國家作用等)進行了大幅度調整，實際上已揚棄了新自由主義的典型做法。

　　智利皮諾切特軍政府(1973～1990)、阿根廷梅內姆政府(1989～1999)、秘魯藤森政府(1990～2001)和委內瑞拉佩雷斯政府(1989～1993)等實施的經濟政策屬于典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墨西哥福克斯政府之前的歷屆革命制度黨政府則從來不認為自己奉行了新自由主義改革，如薩利納斯政府(1988～1994)和塞迪略政府(1994～ 2000)，盡管這兩位總統是徹頭徹尾的親美派，但他們均認為墨西哥的改革屬于“社會自由主義”或“新民族主義”。巴西的卡多佐總統(1995～2003年在職)是巴西社會民主黨創始人之一，以主張“依附性發展論”、“脫鉤論”著稱，其繼任者盧拉總統是巴西勞工黨領導人，這兩位都是拉美響當當的左翼斗士。巴西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市場化改革帶有許多新結構主義內容，無論如何是不能定性為新自由主義改革的。

　　綜上所述，稱拉美是“新自由主義重災區”是不切合實際的。首先，拉美各國經濟改革并不全屬于新自由主義的。其次，對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各國的影響，也應一分為二地加以分析。雖然新自由主義在梅內姆政府時期的阿根廷慘遭失敗，但它在智利的實踐卻獲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新自由主義在墨西哥和秘魯的實踐也應是毀譽參半。正確的看法應當是，20世紀80年代至 90年代拉美各國推行的經濟調整與改革并非完全由新自由主義所主導，將這場改革稱為經濟市場化改革更符合實際。

　　誤區之二：左派政府統治的人口已占拉美總人口的3/4，拉美刮起了“紅色風暴”、正在進行“第二次獨立戰爭”，國內一些媒體甚至還據此提出了 “社會主義全球化”的夸張論調

　　2005～2006年，拉美17個國家相繼舉行全國性選舉或政府換屆，其中委內瑞拉、巴西、智利、厄瓜多爾、秘魯、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7國在2006年已先后由左派政府掌權，加上此前已經當政的玻利維亞、阿根廷、烏拉圭、巴拿馬和牙買加左翼政府，拉美目前一共有12個國家由左派政府執政。

　　眾所周知，左、右派(或左、右翼)的稱謂，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歷來有特定的含義。當前拉美的新左派同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的老左派判然不同。當年的左派分兩支力量：一支是溫和的改革派，如智利的阿連德，主張以和平的方式改變舊體制，用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辦法漸進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另一支是激進的左派，主張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舊政府，徹底粉碎現存的政治經濟體制。在激進左派的影響下，當時18個拉美國家出現了52支主張武裝起義的游擊隊。這些激進左派往往有拉美共產黨或拉美共產黨(馬列)的背景，意識形態一元化，篤信馬列主義，明確聲稱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從政治信仰和意識淵源分析，當前拉美的新左派都屬于民族主義、民眾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范圍，強調意識形態多元化。有的雖然打出了社會主義旗號，但均已放棄武裝斗爭，主張在現存的政治、經濟格局中通過選舉上臺執政，進而徐圖改革 ，走社會和平演變道路。在可預計的未來，拉美不可能出現第二個像古巴那樣的國家。

　　左派和右派輪番執政是拉美各國政治舞臺上的常見現象，有人把它稱為“鐘擺規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從智利人民陣線的塞爾達政府(1938～1941)、巴西的瓦加斯政府(1951～1954)等算起，直到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這一階段也屬于拉美歷史上左派和中左派紛紛上臺執政的時期。當時拉美20個獨立國家中屬于右派軍人執政的只留下4個。但到1961～1964年期間，先后有9個拉美國家爆發10次軍事政變，連素有民主傳統的烏拉圭和智利都出現了“軍人威權主義”政府。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軍人還政于民和民主化浪潮掀起為止，這一階段屬于右派掌權時期。但在亇別國家也有左派和中左派掌權的，如阿連德的“智利社會主義”和伯納姆的“圭亞那合作社會主義”。右派軍人當政時期，雖然實行專制統治，壓制民眾，以犧牲政治民主來追求經濟增長，但同時又積級倡導發展經濟和主張工業化，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的軍人獨裁政權已有所不同。當前拉美左派和中左派紛紛上臺執政，是20世紀80 年代拉美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必然結果。“鐘擺”又從 右邊轉到了左邊。

　　當前拉美的左派或中左政府，都是依法通過選舉方式和平上臺掌權的。它們譴責新自由主義，但也主張要順應全球化大潮，同時加強國家的自我保護意識，趨利避害，維護自身的利益。在國內政策方面，它們關注社會發展問題，把減少和消除貧困作為重大目標。這是左派和中派的底線。這條底線，實際上同拉美所謂的右派并沒有多大差異。墨西哥國家行動黨的福克斯和哥倫比亞現任總統烏里韋都是公認的右派，但在國內政策上也同樣注重社會分配的公平和消除貧困。隨著20世紀90年代拉美政治民主化成果的深化，左派、中左派和右派之間在政策上的趨同性愈來愈明顯，雙方在意識形態上的對抗性和差異性也正在減弱。右派不太右，左派不太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些言詞表現得十分激烈的左派，一旦上臺執政，一般不會輕易挑戰現存的民主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規則。

　　實際上，在拉美目前執政的12個左派政府中，屬于激進改革派的只有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兩個，其他10個均屬于穩健改革派，或曰中左派。不僅如此，在左派執政的12個國家中，右派或中右派的勢力依然不弱，有的還在議會中占居多數席位。如左派治國無方，右派仍有可能取而代之。拉美的左派政府又多數是聯合政府，有的是左左聯盟，有的是左中聯盟，它們之間在意識形態、政策取向方面時有爭論和分歧，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要取得統一方針也非易事。此外，左派中央政府在聯邦制的國體下(如巴西、阿根廷和委內瑞拉)，往往決定不了地方政府的施政方案，而許多地方的州政府恰恰在右派和中右派的手里。從整個拉美地區看，墨西哥、哥倫比亞等十來個國家仍是右派或中右派當政。因此，稱拉美3/4 的人口已被左派統治是不準確的。

　　從本質上看，當前拉美左派執政的現象仍可視為民族主義和民眾主義浪潮的結果。

　　這些左派(包括激進改革派在內)與通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相去甚遠，同“社會主義全球化”更是完全扯不上。當然，左派、中左派紛紛執政，說明拉美各國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沖擊下正在積極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也說明拉美各國原來積累的社會矛盾在民主政治條件下需要有人來化解，這在大選過程中有利于一貫主張社會正義與公平的左派和中左派脫穎而出，也說明拉美經濟社會發展正朝著積極方向變化著。

　　誤區之三：國內一些媒體對中國與拉美雙邊關系的現狀和發展前景、中國在拉美的地位和影響力等方面的報導和評論有時言過其實

　　近年來中國與拉美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領域里的交往出現了長足進展，以和平發展、互利雙贏為基礎的中拉關系日益鞏固，拉美已成為中國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重要目的地。但是我們應當看到，由于歷史和地緣政治等原因，拉美在當前國際戰略格局中處于較特殊和敏感的地位。針對中拉關系的迅速發展，美國國會近年先后舉行了6次關于中國在西半球影響的聽證會。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時常以中拉關系加快發展為題，大肆散布“中國威脅論”。我國如何處理與拉美左派政府的關系以及如何推動中拉經貿關系，涉及到我國對外關系的大格局，在宣傳上一定要保持理性的頭腦。

　　首先要明確的是，中拉交往的加深并不意味著中國有意挑戰美國在拉美的特殊利益和價值觀。目前中拉關系的深度、廣度與美拉雙邊關系不可相提并論。以經貿領域來說，拉美外資的56%、出口的55%和進口的43%，都同美國有關。美國一直是拉美的主要貿易伙伴、主要投資國和主要債權國，拉美經濟生活離不開美國。盡管這幾年中拉貿易發展迅猛，2005年突破500億美元，2006年突破600億美元，但雙邊貿易總額至今僅占拉美貿易總額的4%左右，大體上只及美拉貿易的1/10。

　　我國在推行“走出去”戰略時，針對拉美地區要特別樹立“挑戰甚于機會”的意識，既要知難而進，又要具備臨深履薄的審慎態度。

　　首先，中拉關系的推進，不僅要考慮到我國“走出去”的戰略設想，而且要顧及美拉關系和中美關系的現狀，一定要用多視角的尺度處理好這種三角關系。也就是說，中拉關系的發展不要給中美關系和美拉關系的現狀造成難以預期的不良后果。此外,拉美國家大都是區域性經濟一體化組織成員國：一邊是美國已同墨西哥、中美洲各國、加勒比國家、秘魯和哥倫比亞組成了強大的經濟聯盟，在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框架內繼續尋求雙邊關系的深化和發展；另一邊是由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和委內瑞拉5國組成的南方共同市場正在不斷擴大。拉美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明顯出現了兩個勢均力敵的陣營。對拉美問題的復雜性，中國企業在“走出去”時必須予以足夠的重視。

　　其次，既要看到中拉同屬發展中國家，有許多共同點和共同利益，經濟上應當相互補充、相互合作，又要看到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彼此之間的競爭和角逐。以中拉貿易結構來看，我國從拉美進口的商品將近2/3是燃料、礦物和農產品等初級產品，而對拉美的出口90%是制成品。理論上而言，自然資源出口為主的國家或生產部門難以形成強大的經濟活力和技術創新能力，因此拉美對中國的資源出口是否能夠得到拉美政府或企業的長期認同值得考慮。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拉雙邊貿易中，拉美各國過去通常是順差方，但2006年中國卻成為順差方。例如，2006年頭11個月，中國對墨西哥的出口額為80.8億美元，從墨西哥的進口額為23.3億美元，中國順差57.5 億美元，無怪乎墨西哥對中國商品的反傾銷制裁是最嚴厲的，其征收的反傾銷稅為 100%～600%，有時甚至高達1105%。另一拉美大國巴西也不斷出手針對中國商品采取反傾銷、反補貼等歧視措施。面對中拉貿易結構的差異和頻頻出現的貿易摩擦，我國的相關部門和企業應該認真研究，盡快制定出積極穩妥的應對之策，確保中拉關系在合作與競爭中和諧發展，實現雙邊和多邊互利共贏。-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