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憲忠

　　內容提要 中國是當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開放進程必定導致大規模的中國人口流動，中國人口流動的主要動因是比較收益差別撬動、人口增長慣性促動、市場化進程推動、工業化浪潮啟動、城市化進程發動、國有企業改革振動、私營經濟崛起涌動、產業結構優化調動、信息交通進步帶動、生活水平提高鼓動、全球開放外力拉動。建構競爭有序和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加快社會轉型的民主化進程，促進中國人口的有序化合理流動，將會是國民資源配置優化和保障中國人口可持續發展、經濟可持續增長及社會全面進步的根本創新路徑，也是全面貫徹以民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和核心訴求。

　　關鍵詞 比較利益差別； 人口增長慣性； 市場化進程； 工業化浪潮； 城市化進程

　　中國是當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欠發達首先是人口的欠發達，從實證分析和價值判斷的視角，我們完全可以認定人口現代化在發展秩序方面具有絕對優先的價值和意義。中國改革開放的核心內容是還權于民和還利于民，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開放進程必定導致大規模的中國人口流動。以人為本的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構件是以民為本，順應改革開放的內在要求，給予全體國民同等的國民待遇，使全體國民具有較為充分的自由選擇和自由流動權利，以自由促進中國人口流動，以流動促進中國人口發展，有利于以人力資源配置優化促進其它資源配置優化，有利于中國人口可持續發展、經濟可持續增長和社會可持續全面進步。199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教授認為：“擴展自由被看成既是發展的首要目的，又是發展的主要手段。消除使人們幾乎不能有選擇、而且幾乎沒有機會來發揮其理性主體的作用的各種類型的不自由，構成了發展。” 科學解析中國人口流動的動力系統，搜尋人口流動的動因所在，有利于搭建中國人口、經濟和社會和諧發展和協調運行的科學發展框架。

　　一、比較收益差別撬動

　　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奮斗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 馬克思還認為即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也還僅僅是謀生的手段。也就是說，勞動是手段，謀生是目的，人們是為了謀生而勞動，通過勞動而謀生。理性地說，我們決不能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思想境界、覺悟標準和意識形態，去強制要求和硬性衡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上勞動還僅僅是謀生手段的人們。否則，我們就會因違背決定人們社會行動的內在利益規律而掉入一個“發展的陷阱”。1978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認為,“人類有許多自私的方面，他們力求保護自己的利益。從另一方面看這是非常有用的，人們自我照顧，從而變得更有成效。自我照顧的同時，亦在某種程度上照顧了其他人。我們應當盡量利用人類的這種動機，而這種動機亦使得中國在20年前開始的私營經濟幫助復蘇了

中國經濟。” 無論是從個體的角度還是從整體的角度，對人類行為進行科學考察，我們將會發現，每個人都是理性人，其行為的終極動力都是在追求幸福和快樂，絕對沒有人追求難受和痛苦，完全可以這樣說，“尋歡作樂”是人生的本質。因此，人們都是在經過了理性思考之后而選擇了一定的行為取向并采取特定的行為強度，其理性思考的基點就是依據相對充分信息而對某種行為所能獲得的預期收益判斷。只有某種行為能夠帶來某種收益，才能首先保障其生存需要，如果其收益在滿足了生存需要之后還能有剩余，他或她就能獲得某種程度的發展。人們是否采取某種行為，完全取決于某種行為是否能夠帶來某種預期收益；人們對某種行為的勞動強度或勤奮程度也完全正相關地取決于預期收益的大小，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大利大干、小利小干、無利不干”。這種利益的大小有無正相關地決定人們社會行動取向和行為強度的規律，就是利益規律。由于利益是通過各種復雜程度的勞動支出而收獲的，因此，利益也叫做收益，利益規律也叫做收益規律，這個規律也是人們的社會行動律。于197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殊榮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Paul·A·Samuelson)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歷史的經濟解釋是他們的能經久存在的貢獻之一。膚淺的分析往往指出意識形態左右人們行為的方式，┅┅馬克思指出了處于我們價值觀念背后并決定它的經濟利益的作用。”

　　在通常的情況下，絕大多數人總是將正相關地決定人們社會行動取向和行為強度的“利益”僅僅理解為物資利益或經濟利益，對發展中國家的人們來說，尤其如此。這種對利益的理解不能說是錯誤的，但可以說是不完整的，這種理解僅僅能夠解釋處于生存狀態的人們行動的動機，而對于處于享受和發展狀態的人們行動的動機僅僅提供了部分的解釋，卻不能提供全部的解釋，這是對利益給出的極其狹窄的定義。事實上，當人們處在較為貧困的生存和溫飽狀態的時候，享受和發展需要的其它利益還沒有提上議事日程，這時的利益只能是指物資利益或經濟利益，目前發展中國家的絕大多數的人們就處于這種狀態。而當人們的生存需要滿足之后，用于享受和發展需要的其它利益就擺在了人們面前，利益的內涵就會更加豐富，利益的外延就會更加寬泛，利益的檔次就會得到提升。這一階段的利益除了包括物資利益之外，還包括安全保障、環境質量、交通便利、文化娛樂、休閑設施、信息獲取、發展前景、開放程度、心情舒暢、個人價值、社會地位、文化氛圍、榮譽名聲、外界認同、愛情友誼等很多內容，說到底，這些內容也是“有利”和“有益”于人們享受和發展的東西，也是能夠用來滿足人們生存和發展需要的利益或好處。當我們給定一種利益的時候，人們的社會行為選擇就取決于其它利益的狀況，著名的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就是對這種現象的高度概括和科學解讀。我們在研究現代社會人們的社會行動動機或人口流動動因的時候，所使用的利益概念決不是僅僅指向物資利益或經濟利益的狹義利益概念，而是指向包括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發展需要等非經濟利益或所有利益在內的廣義利益概念，或者說是總收益。無論流動者是否具有理論素養，在其流動之前都總是首先考慮他或她會為流動付出什么和付出多少，他或她會損失多少收益，這就是流動的成本。流動成本包括由直接損失構成的顯性成本或會計成本和由間接損失構成的隱性成本或機會成本，會計學家與經濟學家的一個根本區別，就是會計學家僅計算會計成本而不考慮機會成本，經濟學家則在計算會計成本的同時也考慮機會成本。流動者支付流動成本是為了獲得流動收益，只要流動收益大于流動成本，就會有流動行為發生，或者說，只要預期收益大于預期成本，存在著現實或潛在的獲利機會，人口就會流動，這是流動人口流動的鐵律。

　　從人均的意義上講，中國目前還是一個欠發達程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依據中國的社會發展戰略預期，也只是到2050年才能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因此，在影響中國人口社會行動和人口流動的利益因素中，物資利益或經濟利益占的比重較大。但是，由于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獲得了較高速度的持續增長，社會進步明顯提速，已經邁進了小康社會的門檻，正處在社會轉型期，享受和發展需要的利益日益凸顯，已經成為影響中國人口流動的重要因素。從廣義利益觀的角度審視中國當前和今后相當一段歷史時期的比較利益差別，最突出地表現在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方面。在創新日益提速的知識經濟時代本應拉大的腦體差別反而有所縮小，而原本就比較顯著的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則日益拉大。截止到2002年末，雖然從1997年至2002年五年來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但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7年的5160元增加到2002年的7703元，年均增長8.6%。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由1997年的2090元增加到2476元，年均僅增長3.8%。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為農村居民的近2.3倍。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錫文透露，2001年城市居民收入是農村居民收入的2.9倍，到2002年增加到3.1倍。 這還僅僅是就有形而又可便于貨幣化統計的收入比較而言的，而大量隱形而又不便于貨幣化統計的收益差別(如各種福利保障、環境質量、交通便利、文化娛樂、休閑設施、信息獲取和節假收入等)則大得多。此外，上述數據還僅僅是城鎮居民收入的平均值，而城市居民收入又遠大于鄉鎮居民收入。若把上述兩項因素考慮進去，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收入差別則更大，遠不是2.3倍。中國小城鎮的比較收益也遠低于大中城市，西部地區的比較收益也遠低于東部地區，內地的比較收益也遠低于沿海地區。上述比較收益差別還存在著日益拉大的趨勢。正是由于這種比較收益的存在及其日益拉大的社會撬動，才使得中國人口流動的基本流向是從農村到城市、從西部到東部、從內地到沿海，而且其流速日益提高，其流量也日益擴大。

　　二、人口增長慣性促動

　　在整個社會系統運行過程中，始終存在著人口流、物資流、貨幣流、信息流和能量流五種基本的社會運動流量，其中，人口流或人流是對社會系統運行質量具有主導和決定作用的社會流量。流動人口的規模大小與一個國家的人口基數(人口存量)和增長慣性(人口增量)高度相關，在流動人口比例給定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流動人口規模正相關地取決于一個國家的人口基數(人口存量)；在流動人口比例和國家人口基數給定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流動人口又正相關地取決于人口增長慣性(人口增量)。中國是當今世界上人口基數最大或人口存量最多的國家，2002年末，中國的人口基數或人口存量已經達到128453萬人，中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雖然從1990年的10.06 ‰ 下降到 2002年的6.45 ‰，但仍然比2001年凈增加了826萬人。 如此大的人口存量和人口增量，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與中國相比，根據聯合國及中國政府的預測，到2050年時，中國的人口規模至少會達到16億。無論是現在還是今后50年的將來，我們都完全可以說，由于中國的人口存量和人口增量無人敢望其項背，中國真是一個大國，這是中國特色之中最大的特色。撇開導致人口流動的其它變量不說，單就這一點，中國就會在長期里成為世界上流動人口最多的國家。

　　流動人口的主體或主要構成部分是勞動力人口，非勞動力人口流動主要是由勞動力人口流動引起的衍生性流動。根據國際上通用的一般定義，勞動力人口是指總人口中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口，主要是一定勞動年齡以上的人口，這里為16歲及以上人口。中國自從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以來，在總人口增長減緩的基礎上，勞動力人口呈現較快增長態勢。根據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提供的資料計算，2000年中國勞動力人口達到93766萬人，比1990年的79586萬人增加了14180萬人，增長了17.8%，年均增長1.6%，勞動力人口增長快于總人口增長。但由于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表現為剩余勞動力，以及“城鎮化”進程提速等原因，導致城鎮非農化的勞動力人口大量增加，從事農業的農村勞動力人口反而有所減少。2000年的中國農村勞動力人口為56996萬人，比1990年的農村勞動力人口57038萬人減少了42萬人，下降了0.07%。2000年城鎮勞動力人口為36769萬人，比1990的城鎮勞動力14221萬人增長了63%，年均增長4.8%。在勞動力人口增長的同時，由于經濟改革深化、隱形失業人口顯形化、青壯年在校學生增加、離退休人數增多和社會人口老齡化等原因，衡量一國勞動力市場活動水平的重要指標勞動力參與率即經濟活動人口占總勞動力人口的比重則有所下降。根據“五普”資料計算，2000年的經濟活動人口是73124萬人，比1990年的64458萬人增加了8666萬人，增長了13.4%，年均增長1.2%。中國從1990年以來的勞動力參與率一直呈下降趨勢，1990年為81%，1996年為78.5%，2000年為78%，即只有78%的勞動力人口參與了與生產和勞務相關的經濟活動。相對于經濟活動人口而言，剩余的非經濟活動人口主要為在校學生、失業人口、家務勞動者、離退休人員和喪失勞動能力人員，這是制度變遷提速、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和社會發展轉型的必然結果，但同時也顯露出還沒有完全走上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根據“五普”資料測算，中國的勞動力人口在2000----2010年間.將會進一步增長，2010年的中國勞動力人口將達到10.6億人，比2000年增加1.2億人，增長13%，年均增長1.2%，就業壓力將進一步增大。只有從2035年開始，中國勞動力人口才有可能開始呈緩慢減少趨勢。 由于勞動力人口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里繼續增長，流動人口將會繼續增加，人口流動將會逐步強化，在今后30余年的時間里就業壓力將不會得到緩解，這是制定中國社會發展戰略時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

　　三、市場化進程推動

　　市場與市場經濟是不同層次的經濟范疇，雖然有市場經濟必定有市場，但有市場卻并不一定有市場經濟。在原始社會末期的兩次社會大分工之后，就有了簡單商品經濟的交易關系和市場存在，但由于自給自足性的自然經濟占居社會經濟生活的主導地位，簡單商品經濟的市場關系僅處于社會經濟活動的從屬地位，也就從根本和整體上不存在市場化問題。與之相適應，社會人口以農村人口的形態存在，勞動力也沒有成為商品，不存在市場化的勞動力流動。如果說有什么人口流動的話，那也是由于戰爭動亂和自然災害引起的逃難性遷移行為，而不是經濟學上所講的尋求收益最大化性質的正常意義上的社會流動。計劃經濟就其本性而言，它否定勞動者的勞動力產權主體地位，在計劃經濟框架下包括勞動力在內的一切產品和一切生產要素都不是商品，一切社會經濟活動都必須服從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計劃安排，國民資源配置必須按照依據國家計劃進行，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以及勞動者就業和再就業與市場體系無關，不存在市場機制引導的勞動力流動。計劃經濟賴以存在的產權制度是公有制，公有制經濟本質上是絕對充分就業經濟。公有制經濟的充分就業與市場經濟的充分就業不同，市場經濟的充分就業是存在自然失業率的充分就業，是一種效率性的就業制度，而計劃經濟的充分就業卻是每個有勞動能力的人都由國家政府分配一份工作，事實上是一種非效率就業。一個人從進入勞動年齡直到退休，都由政府安排超穩定性的就業崗位，除非國家計劃發生重大變化或勞動者違紀犯法，否則，其工作崗位一生都不會發生變化。

　　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認為：“有這樣的傾向，人們想當然地認為記錄的高失業水平是資源使用無效率的證明，反之也然。這一觀點嚴重錯誤。低失業水平可能是一種強制征員經濟的信號，這種經濟無效率地使用其資源，引誘工人為其價值不如閑暇的商品犧牲閑暇，他們錯誤地相信其實際工資將高于證實的工資。或者低自然失業率可能反映了阻礙變化的制度安排。高度靜態的剛性經濟可能給每個人一個固定的位置，而一個有活力的高度進步的經濟提供了不斷變化的機會并培育了靈活性，它可能會有高的自然失業率。” 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認為：“在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幾乎沒有工作流動性。一個人在年輕時被分配到一家企業，常常一直工作到退休。如果趕上運氣不好你被分配去從事一項你不喜歡的工作，那么這種煩惱會困擾你的一生。在斯大林時期，蘇聯政府命令數千人到蘇聯的邊遠地區工作。一些從莫斯科來的工人被分配到波羅的海共和國，另外一些人被分配到蘇聯的遠東地區。在政府控制著勞動市場的情況下，個人幾乎沒有選擇的余地：你不能拒絕接受命令。對勞動市場的控制為政府進行大量的政治控制提供了條件。┅┅然而，作為補償這種制度也有某些優點。盡管可能存在著很高的‘隱蔽性’失業，但幾乎沒有存在失業的證據。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如果一個廠商發現它不再需要某一工人時，它就會辭退他。競爭迫使廠商這樣做。當市場運轉良好時，被一家企業解雇的工人會在另一個需要他的地方找到工作。這種對勞動連續不斷的再配置是經濟效率的本質所在。然而，在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經濟中，由于企業不會因經營虧損而受到處罰，企業沒有解雇工人的激勵。企業沒有將利潤最大化的激勵，但有很強烈的避免‘引起麻煩’的動力。解雇工人被認為會引起麻煩。對于這種制度而言，在工作保障方面的收益是以經濟效率的損失為代價的。┅┅社會主義具有更穩定的工作保障，但具有更低的效率。” 事實上，計劃經濟從根本上排斥市場經濟，社會人口幾乎沒有任何可能在市場機制的引導下按照自己的意愿偏好進行正常的社會流動。

　　與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不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交易性的流動經濟，包括勞動力在內的一切生產要素都因市場交易而處在流動之中，人口流動是提高和優化資源配置效率的根本途徑，因失業而引起的勞動力流動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常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曼昆(N.Gregory Mankiw)認為：“甚至在整個經濟運行良好時，也總有一些沒有工作的工人。換句話說，失業率總不會降為零；相反，失業率圍繞自然失業率波動。” 中國政府已經拋棄了計劃經濟的發展模式，正在奉行市場經濟的發展取向，堅定不移地沿著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前進，并已經初步建立起了市場經濟體制，正在致力于深化改革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這種市場化的偉大制度變遷，必定導致較大頻率的社會人口流動和較大規模的社會流動人口。原來在計劃經濟制度下因非效率性的過度就業而累積的大量潛在失業人口，在市場經濟框架下必定會表現為相應規模的顯性失業人口。這部分失業人口會在市場機制的調節下進行社會流動，從而會形成大量的社會流動人口。由于中國只是初步建構起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框架，潛在失業人口表現為相應規模的顯性失業人口的過程也處在初期階段，事實上還沒有完全顯示出來。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化，顯性失業人口將會逐步增加，流動人口的規模也會逐步放大，社會人口的流動性也會趨于強化，并會使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得到帕累托改進。

　　四、工業化浪潮啟動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每一次重大的歷史變遷前夕，都必定有為時代所需要的影響歷史進程的重大思想解放運動，就象暴雨到來之前的狂飆、閃電和雷鳴一樣。思想解放是理論創新的輿論先導，理論創新則是思想解放的系統總結，在理論創新的強力引領和科學設計下，進行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從而使資源配置效率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得以優化，科學發現、技術發明、生產力發展、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等一系列的社會發展變量才得以孕育出來。在歐洲的工業革命之前，首先是發生了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和法國的啟蒙運動，并孕育了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理論，與之相適應，經濟上的市場經濟制度和政治上的民主制度也建立了起來，從上層建筑到經濟基礎再到物資技術基礎的整個社會系統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其中一個最為顯著的變化就是由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所引起的科技創新，這就是工業革命(產業革命或科技革命)。工業革命要求資源配置發生變革，要求國民資源由以狹小規模的農民家庭為基本載體的農業性分散配置，轉變為以大規模的廠商為基本載體的城市化集中配置；要求以農業為主的資源利用方式轉化為以工業為主的資源利用方式；要求農業人口或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的社會人口結構，轉變為工業人口或城市人口占絕大多數的社會人口結構；要求大規模的農業勞動力經過培訓后往城市的廠商集中，以滿足工業擴張對大量勞動力的需求；要求通過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機制使人力資源不斷得到優化性的配置和再配置；要求城市和鄉村之間、城市和城市之間、各種產業之間相互開放；要求搭建以勞動力市場為主體的競爭有序和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要求全社會范圍內公正平等和富有效率的人口流動等。總之，工業革命導致了以工業為主導的社會發展趨向，這就是從17世紀末開始的工業化進程，同時也使工業化進程成為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支撐系統和標志性內容。目前，一個國家是否實現工業化，國際上通行的標準是農業產值占GDP的15%以下，農業就業人口占全部就業人口的20%以下，城鎮人口占全部人口的60%以上。

　　中國作為一個欠發達程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目前還沒有實現工業化，還僅僅處在工業化進程的中間階段，從靜態上分析，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農業國，從動態上分析，還是一個正在由農業國向工業國過度的國家。雖然2002年末農業增加值占GDP的14.5%，工業增加值占GDP的45%，但城鎮人口僅占全國總人口的39.1%，農業從業人員占全國從業人員的比重高達50%，在農業中就業的人口比重居高不下。中國要在沒有基本實現工業化的國情基礎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在2050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就必須通過新型工業化道路而加快工業化進程，將大量的人均產出低農業人口轉移到人均產出高的工業領域，使農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大幅降低，工業和服務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大幅提高。只有如此，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才能得到加速推進，中國所特有的人力資源優勢才能得到充分發揮。這種工業化進程不僅意味著GDP的工業化，同時也意味著人口就業的工業化，意味著人口產業分布的結構性變遷，意味著從農業到工業的大規模的社會人口流動，工業化提速就意味著人口流量的增加和人口流速的提高。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有責任有義務為這種人口變遷提供制度安排，為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提供創新保障，使中國絕大多數人口都能享受現代新型工業文明，這是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根本利益所在，更是國家政府執政為民的根本體現。

　　五、城市化進程發動

　　從世界歷史上看，在工業革命以前有城市但沒有城市化進程，只有農耕文明的演進和繁榮。真正而顯著的城市化發展進程啟動于市場制度的創新以及由其引起的工業革命的發生，是由于市場化的制度創新孵化出工業革命的科技創新，市場化之母與工業化之父在良性互動歷史推進中，催生出對人口發展和社會進步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城市化進程。市場經濟制度取代自然經濟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制度創新工程，市場經濟制度因市場交易性所特有的資源組織力和供求粘合力，導致了資源配置的聚合效應，工業革命啟動的工業化進程所特有的內在發展張力，導致了資源配置的規模效應，聚合效應與規模效應的有機結合就構成了城市化進程。或者說，市場化的聚合效應+工業化的規模效應=城市化進程，也可以形象地表述為：市場化之母+工業化之父=城市化之子，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表述為：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現代化是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三者之間良性互動的復合狀態。

　　中國社會發展在歷史上既遠離于起源于西歐的市場化進程，又遠離于由市場化進程誘發的工業化進程，也就自然遠離于由市場化之母與工業化之父聯合孕育的城市化進程。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本應在及時建構和加快完善市場制度的開放式發展框架下，充分利用市場體系的組織力量和市場機制的調節力量，才能有效地啟動工業化進程和推進城市化進程。但是，新中國在所有制改造的過程中首先消滅了市場經濟的多元產權基礎，不允許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存在和發展，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取代了能夠實現資源配置最優的市場經濟。在缺乏市場化基礎和市場制度創新的情況下，大躍進式地開始了加速推進工業化進程，雖然工業化進程在短期內獲得了較快的發展，而且也理應由工業化進程加速城市化進程。但由于從根本上缺乏市場化基礎和市場制度創新，也由于“反右”和“文革”的政治干擾，導致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一波三折，歷經坎坷，改革開放了25年，迄今也只是處在工業化進程的中間階段。大躍進式的工業化進程也本應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城市化進程，但由于工業化進程的市場化基礎的內在缺陷以及工業化進程受阻，更由于中國所特有的極其不平等的二元戶籍制度的重大約束，使中國的工業化進程與城市化進程相分離，在城鄉割裂發展的情況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嚴重滯后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在1978年以前，不僅沒有取得顯著進展，而且還有很長時間的城市化逆轉。到2002年末，包括鄉鎮駐地的非農化人口在內的“城鎮化人口”也僅有39.1%，遠遠低于當今世界各國50%的城市化水平。可以說，無市場化+畸形工業化=無城市化，也可以說，無市場化+畸形工業化+無城市化=社會發展陷阱。中國從1978年開始奉行市場化的改革開放模式，1992年開始明確確立市場化的發展路徑，2001年底又明確確立了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這種市場化制度深化創新與新型工業化加速推進的有機整合，必定導致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演進。城市化進程包括人口城市化和城市質量提高兩大基本內容，對中國來說，首先和主要是人口城市化。原因之一在于城市化水平不等于并低于城鎮化水平，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遠低于本來就很低的39.1%的城鎮化水平；原因之二在于只有加快人口城市化進程，才能盡快消除中國人口城鄉二元結構之間長期內生的社會不平等，使中國絕大多數人口都能享受同等的國民待遇和城市文明。社會人口往城市集中的城市化進程，必定導致大規模的社會人口流動，這將是中國社會進步的主旋律，也是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新出現的重要發展變量。

　　六、其他因素牽動

　　比較收益差別撬動是中國人口流動的內在根本動因，人口增長慣性促動是中國人口流動的現實基礎，市場化進程的推動是中國人口流動的基本組織力量，工業化浪潮的啟動是中國人口流動的物資技術基礎，城市化進程的發動是中國人口流動的強力引擎。上述五大因素的綜合作用，必定導致中國人口大規模的社會流動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國人口分布格局的重大變動。由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構成的現代化浪潮，從社會主體上看，同時也就是傳統社會人口分布變為現代社會人口分布的社會人口流動浪潮，這是任何國家和地區現代化浪潮進程中所必定隱含關于人口變遷的基本內容。當這一現代化浪潮發生在現代中國的時候，又與中國日益拉大的比較收益和巨大的人口增長慣性有機地親和在一起，高度集權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壓抑和積蓄人口流動能量，就會象突然間打開的歷史閘門一樣，定會得到歷史性的宣泄和釋放，從而會在21世紀頭20年這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戰略機遇期期間，形成中國社會發展史上從未有過的社會人口流動的偉大歷史景觀。除了上述導致中國人口大規模社會流動的五大內生因素之外，下述因素也會對大規模的中國人口流動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1. 國有企業改革振動。中國的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當中一直居于主導地位，為了支持和保障國有企業的發展，中央政府一方面用城鄉二元結構制度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既保障了農副產品對城市居民的充分供應，又通過農業對國有工業的低價格原材料支撐即價格剪刀差的方式積累國有工業發展的所需資金；另一方面又對城市勞動力采取“過度充分就業”的政策，凡是處在勞動力年齡段的城市人口，均由政府安排到國有企業當中去工作，人人都有一個工作崗位。實際上是用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人人有工作但人人低收入和經濟低效率的經濟發展模式，來替代現代市場經濟(所謂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部分人有工作但工作者高收入和經濟高效率的經濟發展模式，事實上也是用集權式計劃經濟“過度充分就業”的短期政治優越性來置換分權式市場經濟“相對充分就業”的長期經濟高效率。在傳統計劃經濟“過度充分就業”的經濟發展模式下，通常是一個人的工作幾個人干，不僅因為城鄉二元就業制度分割和人多地少導致農業領域中存在著大量的潛在失業人口，城市國有企業中也存在相當規模的隱形失業人口。從表層看因人人都有工作而沒有失業人口，但從深層的資源配置效率分析，國有經濟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需要從國有企業的就業崗位上剝離出來而成為暫時失業人口，這部分人潛在失業人口的過度就業已經妨礙了經濟效率的提高，堵塞了資源配置效率實行帕累托改進的創新路徑。在人口數量上：非效率性的人人都有一份工作=效率性就業人口+效率性顯形失業人口；在經濟效率上：計劃經濟的“過度充分就業”< 市場經濟的相對充分就業；在可持續發展上：計劃經濟的“過度充分就業”< 市場經濟的相對充分就業。在發展就是硬道理和效率優先的社會發展架構下，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深化，國有企業正在進行由計劃型到市場型的社會轉型，國有企業中長期累積的大量潛在失業人口正在逐步顯形化，這部分人口將會膨脹中國的流動人口大軍。

　　2. 私營經濟崛起涌動。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進程中，因產權明晰而富有效率的私營經濟以不可遏制的內生力量獲得了迅速的發展。中國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愈是廣化和深化，私營經濟發展就會愈是能夠獲得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私營經濟發展需要從各種正規和非正規的勞動力市場上雇傭勞動力，從而引起勞動力在不同所有制、不同產業和不同區域之間的社會流動。私營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農業經濟系統中的大量潛在過剩勞動力，據測算，中國目前起碼有1.5億的過剩勞動力需要轉移到其它領域去安置；二是國有經濟系統中的大量潛在過剩勞動力；三是每年新增的勞動力，根據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提供的資料計算，2000年中國勞動力人口達到93766萬人，比1990年的79586萬人增加了14180萬人，增長了17.8%，年均增長1.6%，而且勞動力人口增長快于總人口增長。中國勞動力人口在2000----2010年間.將會繼續增長，2010年的中國勞動力人口將達到10.6億人，比2000年增加1.2億人，增長13%，年均增長1.2%，就業壓力將進一步增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從農業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等公有制經濟系統中分離出來的大量過剩勞動力，有超過50%的部分被私營經濟所吸納，每年新增的絕大部分勞動力也是只有在私營經濟體系中才能搜尋到就業機會。中國私營經濟已被實踐證明為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GDP可持續增長、就業機會可持續創造、可持續吸納過剩勞動力的極其重要的潛力無限的社會發展平臺。中國入世后，與國有經濟比較，私營經濟將會獲得質量更高的制度環境和效率更高的發展，社會各界對私營經濟將會給予更高程度的社會認同，在私營經濟體系中就業的勞動力比重將會進一步提升，由此引起的流動人口將會進一步增加。

　　3. 產業結構優化調動。中國作為后起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增長方式和產業結構方面存在顯著的缺陷。主要表現在第一產業比重太大，第二產業尤其是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太小，遠遠落后于當今世界上的發達國家。中國迄今仍然是一個農業國，工業化還沒有實現，服務業的發展就更是落后于發達國家。中國的GDP三次產業構成，無論是與當今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比較，還是與世界平均水平比較，都處在非常落后的狀態。截止到200年，當今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GDP三次產業構成(%)，日本為 1.5 、32.1、66.4，加拿大為2.5、32.8、64.7，德國為1.2、31.2、67.6，英國為1.0、28.8、70.2，法國為2.9、26.1、70.9，意大利為2.9、29.5、67.6；全世界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GDP三次產業平均構成(%)依次為5.0 、31.2 、63.8；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依次為11.6、35.2、53.5；中國依次為 15.9、50.9、33.2。 就產業技術含量而言，農業和工業中的鋼鐵工業、冶金工業、機械制造業、紡織業等技術含量低的傳統產業所占比重過高，技術含量高的計算機產業和信息產業等高新技術產業很不發達，技術水平和技術結構很不適應全球一體化框架下新技術革命所帶來的重大機遇和嚴峻挑戰。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盡快實現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偉大復興，中國必須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用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來提升國民經濟的整體運行質量和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一方面會將第一產業的大量原有勞動力轉移到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將傳統產業的大量原有勞動力轉移到新興產業，使勞動力就業的存量結構得以優化；另一方面每年新增的大量勞動力將會有愈來愈大的比例部分在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和新興產業中就業，使勞動力就業的增量結構得以優化。可以肯定，中國的產業結構必須盡快得到優化調整，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又必然引起勞動力在產業間、城鄉間和區域間的社會流動。

　　4. 信息交通進步帶動。信息的充分性、透明性和可獲得性以及交通條件的便捷性，對社會人口流動程度有著直接的影響。規律性的情況是，在其它條件給定的情況下，信息愈是具有充分性、透明性和可獲得性，人們就愈是能夠在不同產業和不同地區之間進行流動成本和流動收益差別的比較，從而能夠有效率地決定是否流動和流向何處，信息條件與人口流動正相關；在其它條件給定的情況下，空間距離成為決定流動成本和流動收益的重要因素，交通條件的改善會使空間距離變得相對縮短，交通條件愈是發達，愈是具有便捷性，只要存在流動的比較成本和比較收益差別，人們就會愈是趨向于流動，交通條件也與人口流動正相關。可以說，信息條件和交通條件的改進都是社會人口流動的促進變量。當今的人類社會正處在信息時代，人類社會發展正遭受者信息浪潮的強烈沖擊，信息技術(IT)的創新速率日益加快，標志信息技術(IT)創新速率的摩爾定律，已經由18個月縮短為12個月。人們利用現代化的網絡技術，在轉瞬之間就可以搜尋到全世界的各種相關信息，對自己的行為作出決策。信息時代孕育的“地球村”概念也已經被全世界的人們所廣泛認同和普遍接受，由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所支撐的全球化浪潮正在強烈沖擊著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信息正在改變、主宰并決定著人們的社會生活。由于歷次科技革命的先進技術支撐，海陸空的交通條件也得到了極大改善，日益開放的“地球村”各個居民戶家庭之間的流動已經成為極其便捷的事情。雖然中國還沒有實現信息和交通的現代化，但中國社會發展已經被納入了全球一體化和WTO的開放框架，中國2003年的高速公路里程僅次于最為發達的美國，居全世界第二位。全球化的中國網絡用戶已達7000萬家，也居世界第二位。即使影響人口流動的其它因素不變，單就信息和交通條件的改善而言，也會極大地促進中國人口流動。

　　5. 生活水平提高鼓動。中國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開放，給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為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可持續提高提供了堅實的支撐系統。由于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的原因，中國經濟從1993----2002年期間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9.5%，是當今世界上經濟增長率最高和可持續性最強的國家。中國GDP總量(美元)1978年為世界第10位，1980年為世界第11位，1990年為世界第11位，1995年為世界第8位，1999年為世界第7位，2000年為世界第6位，2001年為世界第6位。2001年中國產量居世界第一位的主要工農業產品是谷物、肉類、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鋼材、煤炭、水泥、化肥、電視機。雖然中國的人文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因人口基數大和增長慣性強等原因，與1990年相比其國際相對水平有所降低(在1990年160個國家和地區的比較中為第79位；在1995年174個國家和地區的比較中為第106位；在1999年162個國家和地區的比較中為第87位；在2000年173個國家和地區的比較中為第96位。)，但由于經濟在較高增長率水平上的長期可持續增長，中國人文發展指數的絕對水平卻得到了顯著提升，縱向比較的相對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中國2000年的人文發展指數為0.726,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可持續性的顯著提高，在脫貧和溫飽的基礎上已經提前邁入了小康社會的門檻，開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歷史跨越。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主要表現為恩格爾系數大幅降低，消費模式由家庭范圍內穩定性的純粹物資性消費，正在逐步轉化為家庭范圍之外流動性的精神消費、文化消費和環境消費(如旅游等)，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在中國得到了顯著的實證和驗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消費行為具有了顯著的流動性特征，需求行為的改變導致人口流動性的強化，流動人口數量明顯增加，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期間，這一特點將會更加明顯。

　　6. 全球開放外力拉動。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在本質上都是封閉性的經濟系統，相反，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卻是流動性的開放經濟系統。在自由市場經濟時代就形成了世界市場，國際供求關系波動就開始影響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隨著自由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演變，世界各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日趨成熟和完善，尤其是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關貿總協定(GATT)和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建立及運行，世界經濟運行體系中已經形成了被國際社會所公認的現代市場經濟游戲規則----WTO規則。當今國際社會中的各個國家和地區均奉行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WTO規則的關鍵支點就是公正、透明、平等、開放，尤其是開放精神在WTO規則體系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WTO規則中的自由貿易原則、不歧視原則、國民待遇原則、非限制關稅配額原則、透明度原則以及相應的磋商談判機制，無處不在地體現了公正、透明和平等的開放精神。由于全球開放度的日益提升，全球一體化時代已經來臨，全球一體化的實質在于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加深，在現代化浪潮的強力沖擊下誰也離不開誰，由人力資源主導的各種資源在全球一體化框架下，得到更富有效率的優化配置。中國作為GATT和WTO的原始締約國，在經歷了長期艱苦的雙邊和多邊的談判之后，已經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為了WTO的成員國，中國作為“市場經濟國家”已經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公認，中國將通過對國際社會給予比以往更高開放度的創新路徑，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和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在全球一體化的開放框架下，國際性的人口流動如出國

留學、旅游觀光、勞務輸出、國際貿易、國際合作和國際交流將會日益增強。正如原始社會末期起始于部落之間的商品交換誘致了部落內部的商品生產一樣，在國際間人口流動的增強的同時，各國國內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內部的人口流動，必定會在國際外力的拉動下而得以強化。中國國內人口流動增強和國際人口流動增加的兩種變量加總在一起，中國未來的流動人口規模將會進一步膨脹和擴張。

　　作者簡介：俞憲忠，男(1956.12-)，山東省滕州人，無黨派，博士研究生，濟南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學術副院長，研究生導師，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主持人，西南面財經大學兼職教授和研究生導師，美國劍橋學院兼職教授，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特邀研究員，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經濟論壇經濟管理首席研究員，山東省城市發展研究基地首席教授，山東省生產力學會理事，濟南市理論工程人才。

　　研究方向：主研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人口經濟學、人力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