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憲忠，無黨派, 博士研究生，山東滕州市人。現為濟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和學術副院長，研究生導師。濟南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山東省城市發展研究基地首席教授，西南財經大學兼職教授和研究生導師，美國劍橋學院兼職教授，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經濟論壇經濟管理首席研究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特邀研究員，山東省生產力學會理事，濟南市理論工程人才。研究方向：主研市場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人口經濟學。

　　8月6日-8月12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俞憲忠。----編者按

繁榮時期政府不作為的政策命題     8月9日  星期四

　　繁榮時期政府不作為的政策命題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一個理論假說

　　內容提要：經濟自由主義主張對經濟周期進行全程不干預，國家干預主義主張對經濟周期所有階段實施全程干預。我們有充分而可靠的理由認為：當市場經濟運行狀態處在經濟周期的衰退、蕭條和復蘇三個階段時，政府要及時介入干預，并根據三個階段的具體特點決定介入干預的力度和向度；當市場經濟的運行狀態處在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時，政府則要袖手旁觀，退出場外，不要介入干預，采取不作為的應對策略，但同時也要做好對經濟衰退的充分準備。我們把這種介入干預模式稱為繁榮高漲時期政府不作為的宏觀政策命題。或者說是階段性有限介入干預的一個宏觀調控理論假說。繁榮時期政府不作為的政策命題或階段性有限介入干預的理論假說，其實質在于自在自發的市場調節機制與自覺自為的政府宏觀調控之間的最佳組合，一個極其具有運作價值的理論預期就是，將能夠非常有效地削弱現代市場經濟所特有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兩者疊加的巨大負面效應，從而在長期中能夠收到促進和保障國民經濟高質量地可持續發展的理性預期效果。

　　關鍵詞：市場經濟 經濟周期 國家政府 介入干預 政府不作為

　　一、關于宏觀調控的一個理論假說

　　在古典的自由市場經濟時代，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們均奉行自由競爭或自由放任主義(libertarianism)的理論主張和政策導向，他們都認為市場機制本身具有一種能夠將國民資源加以有效充分利用的內在力量，因此，根本不需要或不必要政府對經濟進行介入干預。在現代市場經濟時代，貨幣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理論都認為，居民和廠商的私人行動完全能夠對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作出足夠的負相關反應，從而將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預期效果基本上完全抵消，因此，政府也根本不可能實現對經濟介入干預的預期效果。上述兩種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主張和政策導向，實質上都根源于一個“政策無效性定理(policy ineffectiveness theorem)”，都力主對經濟周期進行全程不干預，事實上是在置長期客觀存在的市場失靈與不顧。英國工場手工業時期集大成的著名經濟學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其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就把國家政府職能僅僅限定為國防、司法和教育 (斯密，1988)，那時的國家政府對私人廠商的經濟活動基本上不進行干預，或者干預得很少。在1825年英國工業界爆發了第一次經濟危機，1848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尤其是1929-1933年間爆發的第一次世界性的最為嚴重的特大經濟危機和1931年“羅斯福新政”的成功示范效應之后，有些經濟學家就開始改弦易轍，放棄了自由競爭的理論主張和政策導向，紛紛主張國家干預主義(state interventionism)。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是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Jhon Maynard Kenes,1883-1946)，他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凱恩斯，1997)一書中，就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經濟危機“癥狀”，開出了一個充分運用赤字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積極相機選擇性貨幣政策相結合，加大國家干預力度和擴大國家干預范圍的政策“藥方”，同時也被一些受危機危害頗深的主要發達國家政府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所采用，并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由此開辟了一個國家干預主義的“凱恩斯時代(keynesian time)”。市場經濟的發展從“凱恩斯時代”開始，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國家干預主義壓倒了經濟自由主義。在以后的歷程中，盡管國際社會中經濟自由主義的呼聲一直不絕于耳，但極力主張國家干預主義的經濟學家隊伍卻日益龐大，國家干預主義的呼聲也遠比經濟自由主義的呼聲而更為響亮。美國的三位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1943-)、阿克爾洛夫(Grorge .A.Akerlof,1940-)、斯彭斯 (A.Michael.Spence,1943-)，就因在信息不對稱領域極力主張國家干預主義而榮獲2001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嚴恒元，2001-10-13)。對于正處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期并具有強大路徑依賴性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國家干預主義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雙重慣性力量就更是強大。

　　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都走向了兩個極端，二者的區別在于：前者因立足于政府失靈而過分地強調了經濟自由的優點和國家干預的缺點。經濟自由主義者認為：市場機制能夠對經濟干擾及時和靈敏地做出準確反應，從而能夠使國民資源得到有效的充分利用，居民戶和廠商的行動會抵消政府行動的效果。如果政府確實影響了經濟的話，它更多的是使得問題惡化而不是更好，經濟自由主義因此而主張對經濟周期進行全程不干預。政策處方：政府不要再干把經濟弄錯的事情。政府作用的害處大于其好處；它對重大經濟衰退負有責任。 “在貨幣主義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看來，貨幣當局是造成30年代大蕭條的罪魁禍首。貨幣當局過多地緊縮了貨幣供給。貨幣主義者最近把1979年和1982年的下降歸咎于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斯蒂格利茨，1997，P350)。“簡而言之，作為一種保證企業良好經營的方法，投票機制不如利潤動機可靠。” (曼昆，1999，P334)。而后者則因立足于市場失靈而過分地強調了國家干預的優點和經濟自由的缺點。國家干預主義者認為：市場機制有很長時間的時滯，單憑市場機制的調節會存在長期的失業，政府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會抵消和減弱經濟周期的內在沖擊力量，因此，政府要對經濟周期進行全程干預。但兩者的一個共同之處在于，都力圖用單一的理論主張和政策導向來覆蓋市場經濟運行的不同周期階段，或者說，都是在用藥方相同而劑量不同的處方來醫治程度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經濟病癥。兩種單一理論主張和政策導向的“單邊主義”，都包含了不適應經濟周期變化的明顯缺陷。

　　市場經濟發展史上多次出現的經濟大幅衰退、長期停滯、資源配置浪費和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證明了國家介入干預的必要性。但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低效率、無效率和負效率，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家干預主義所導致的經濟滯脹(stagflation)，也從另一方面證明了政府過度介入干預所導致的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市場機制和國家干預的單一功能都不是完美的，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調節系統，既不是完美的市場機制和完美的國家干預之間的組合，又不是完美的市場機制和不完美的國家干預之間的組合，也不是不完美的市場機制和完美的國家干預之間的組合，而是不完美的市場機制和不完美的國家干預之間的組合。國家干預主義的全程干預模式的顯著缺陷就是在不能有效地削弱內生性市場失靈的同時，又伴生和強化了現代市場經濟所特有的外生性政府失靈。.因此，政府如何介入干預以及介入干預到什么程度，就成為長期以來困擾經濟學家和宏觀決策者的重大問題。“選擇最優的政策工具組合因此而成為政策制定者的一項重要工作。 ”。(斯蒂格利茨，1997，P356) 現代市場經濟是自由市場機制與國家政府力量相結合的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政府之所以要介入干預經濟活動，就是因為客觀存在著從經濟衰退(recession)到經濟蕭條(depression)到經濟復蘇(recovery)到繁榮(boom)再到經濟衰退的市場經濟運行周期。凱恩斯學派的國家干預主義實質是反周期理論，試圖通過國家介入干預的外在力量來熨平市場經濟的內在力量所引發的經濟周期大幅波動，使市場經濟的運行微波化，正如人工塑料大棚生產的反季節瓜果蔬菜是對自然季節生產的瓜果蔬菜的外在調節一樣。在任何一個經濟周期內，衰退和蕭條時期所特有的經濟挫折和過度失業等巨大負面效應，都是政府和公眾所不愿看到的現象，也都是最為嚴重困擾并集中力量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而相反，恢復尤其是繁榮時期所特有的快速增長及充分就業等巨大正面效應，卻正是政府和公眾所期望的事情。因此，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國家干預的力度和向度，自然就會具有巨大差異，這也是相機抉擇理論反周期的核心所在。

　　但是，迄今為止的一切國家干預主義的理論主張和政策導向，所明含或暗含的一個共同原則就是對經濟周期所有階段的全程干預，其不同的理論體系和政策組合間的內部差異，僅在于國家干預的力度、程度和向度的不同，并沒有對某個階段的干預和不干預的性質分野。我們認為，由于存在著市場失靈，國家干預是必要的，但必須介入干預得適度，過度介入干預則會導致政府失靈。何為適度介入干預，決不是對經濟周期的一切階段進行全程介入干預，而是有時介入干預，有時不介入干預，是否介入干預的根本標準在于資源配置效率的狀況以及對理性預期需要的滿足程度。當市場經濟運行狀態沒有達到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的程度，不符合國家和公眾的預期目標時，這時則表明資源配置狀況需要帕累托改進(pareto improvement)，政府則要及時介入干預，并根據資源配置效率低于帕累托最優的程度，來決定介入干預的力度和向度，否則，則會引起市場失靈。當市場經濟運行狀態符合國家和公眾的預期目標時，這時的資源配置效率達到了帕累托最優的程度，政府則要袖手旁觀，不要介入干預，否則，則會導致政府失靈。概而言之就是：當市場經濟運行狀態處在經濟周期的衰退、蕭條和復蘇三個階段時，政府要及時介入干預，并根據三個階段的具體特點決定介入干預的力度和向度；當市場經濟的運行狀態處在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時，政府則要袖手旁觀，不要介入干預，采取不作為的應對策略。我們把這種介入干預模式稱為繁榮高漲時期政府不作為的宏觀政策命題。或者說是階段性有限介入干預的一個宏觀調控理論假說。在經濟周期的衰退、蕭條和復蘇三個階段上，我們主張國家干預主義；在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上，我們主張經濟自由主義 。我們的理由是：

　　二、繁榮高漲時期政府不作為的理由

　　1. 政府對社會經濟活動歷來就有管理者的職能，進行適度的介入干預具有必要性。完全自由放任和政府全程干預都具有顯著的缺陷，完全自由放任必定會導致市場失靈，國家政

　　府全程干預則會引起政府失靈，兩者都會偏離帕累托最優。完全自由放任是政府瀆職，政府該做的事情一點都沒有做，政府全程干預是濫用職權，政府做了不該做的事情。政府支配和占用了大量國民稀缺資源，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宏觀運行質量負責，應當做到有所作為，不應該無所作為。但政府在履行其職能時，由于可供支配的資源有限，既沒必要也沒可能對經濟周期進行全程干預，又必須做到有所不為，不應當一切皆為。要想有所為必須有所不為，只有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政府在履行其職能時只能是有所為和有所不為的某種政策組合，既不可能做到完全有所為，也不可能完全有所不為。

　　2. 政府宏觀調控的主要政策目標之一，就是保持國民資源得到高效率的充分利用，使國民經濟在生產可能性曲線(production-possibility curve PPC)上運行，從而使國民經濟獲得可持續增長。衰退、蕭條和復蘇三個周期階段的資源配置狀態，均處在具有一定距離的生產可能性曲線的里邊，國民經濟沒有獲得高效率的最大產出，完全有必要通過政府的介入干預，將其產出點調整到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從而實現帕累托改進和經濟繁榮。當國民經濟的運行處在繁榮階段時，政府應當及時退出場外，因為國民經濟已在生產可能性曲線上運行，國民經濟獲得了預期的最優增長，政府無論怎么介入干預，都不可能將其產出點移向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外邊。已有的問題現已全部解決，不要再繼續停留在場內干擾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否則，就是在沒有問題的時候而人為地制造新的麻煩，無事生非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3. 政府的另一個主要政策目標就是實現充分就業。當國民經濟的運行處在大幅衰退和長期蕭條的經濟周期階段時，或者是處在初期復蘇的經濟周期階段時，將會導致過度失業，實際失業率將會大大高于充分就業時的自然失業率，實際失業率高于自然失業率的程度表現為：衰退和停滯時最大，初期復蘇時次之，并會引發不利于社會穩定的其他一系列問題，這正是政府和公眾所要力圖避免的事情，同時也是政府介入干預的最佳時機。相反，當國民經濟處在繁榮的經濟周期階段時，有勞動能力而且又愿意工作的人都找到了符合自己意愿偏好(收益和興趣等)的就業崗位，實現了充分就業，人力資源已經得到了充分利用，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目標已經實現，該方面的任務已經完成，應當及時地退出場外，不要繼續介入干預。

　　4. 政府和公眾一個重要的理性預期目標就是實現穩定而較快的經濟增長。當國民經濟處在衰退或蕭條的經濟周期階段時，理性預期目標沒有得到實現，這時就迫切需要政府通過較有力度的介入干預而啟動和刺激經濟。在復蘇的經濟周期階段上，國民經濟已經被啟動和刺激起來，但經濟增長速度還低于理性預期目標，仍然存在著一定的提升空間，仍舊需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介入干預。在繁榮的經濟周期階段上理性預期目標得到實現，這時的政府只是在經濟通道上充當嚴格執法的交通警察角色，只要駕車的經濟行為人不違背政府制定的交通法規，處在正常的行使狀態，不違章和不撞車，不導致交通堵塞，政府就不要介入干預。正如孩子一切均好時，就不要對孩子進行管教，只有出現不良問題時，才進行父愛主義的管教一樣。

　　5. 政府的宏觀調控不應該堅持介入導向，而應該堅持穩健務實的問題導向，在任何經濟周期階段上只做有利無害的事情，而不做有害無利的事情。在經濟衰退、蕭條和復蘇的三個經濟周期階段上，需要盡快解決的經濟問題很多或較多，政府為解決問題而及時介入干預是完全必要的，這是在做有利無害的事情。如果在繁榮的經濟周期階段上進行介入干預，事實上是在干預已經進入理性預期狀態的不存在問題的最優經濟，很可能是在做有害無利的事情，很有可能會使好事情變成壞事情，弄不好則會使經濟走勢逆轉，從而引致新的衰退和蕭條。可以這樣講：當國民經濟處在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時，最好的政府就是不介入政府，最好的政策就是不干預政策。相反，當國民經濟處在衰退、蕭條和復蘇的經濟周期階段時，最好的政府就是為啟動和刺激經濟增長而及時介入的政府，最好的政策就是為盡快實現充分就業而及時干預的政策。

　　6. 當國民經濟處在繁榮的周期階段時，根據傳統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提供的解釋，在肯定經濟繁榮能夠提供充分就業的正面效應的同時，也同時會伴隨著通貨膨脹(inflation)的負面效應，也即失業率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著交替性的負相關關系。但是，通貨膨脹的出現只是一種可能，因為菲力普斯曲線存在的前提條件是短期(short run)中科學技術條件、產業結構狀況、國民產出規模和潛在經濟能力不變，但從長期(long run)看，在現代創新性的新知識經濟體系中，經濟的繁榮是以科技創新日新月異和高新經濟產業群的急劇興起為支撐系統的，由于投資乘數——加速原理的作用、生產能力的新生和擴張，供給和產出的增加、生產費用的不斷降低，導致通貨膨脹的可能性很小，至多只是一種可能。現代的觀點是：在短期內存在著通脹與失業之間的交替關系，“在長期，在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不存在值得一提的交替關系。在長期里，失業率基本上不取決于長期的通貨膨脹率。”(多恩布什等，1997)， 即使出現通貨膨脹也只是一個統計指數問題，也不會有太大的害處，人們擔心的應該是衰退和蕭條，而不是持續的繁榮。經濟學家們習慣于將持續的經濟繁榮稱為“過熱”，力主用政府介入干預的方式而對經濟進行“降溫”的慣用伎倆，實在不太恰當，害處多多。美國“格林斯潘時期”新經濟的顯著特征，就是新經濟繁榮框架下低失業率與低通脹率并存；這就是明顯的例證。中國經濟二十余年來一直保持著令世界瞻目的高速增長，也基本上沒有出現菲力普斯曲線提供的通貨膨脹，這又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7. 即使菲利普斯曲線提供的傳統解釋是正確的，或者說確實存在著失業與通脹之間的交替關系，任何國家政府尤其是中國政府也應當首先選擇繁榮時期的充分就業。因為繁榮時期的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正是我們所最需要的理性預期目標，如果相反，國民經濟處在衰退和蕭條狀態，通貨膨脹問題是解決了，但更嚴重的問題卻出現了，大量的各種稀缺資源尤其是寶貴的人力資源處在無業的閑置狀態，大量的失業人口到處游蕩，將會引發一系列令人擔心的社會問題。人的需要是至高無上的，中國首先是一個人口大國，盡快實現由計劃經濟“充分就業”到市場經濟充分就業的社會轉變，對于處在轉型期的中國來說，其意義將極其重大，應該成為我們理智和首選的根本方略。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之所以較前明顯減緩，失業人口漸增，社會問題多多，一個首選的理論解釋就是對處在繁榮階段的中國經濟誤認為“過熱”(實則溫度適宜)，而不適宜地采取了通貨緊縮的政策。在應該讓盛滿開水的經濟保溫瓶自行保溫的時候，卻采取了不應該采取的拿掉瓶蓋的人為“降溫”措施。我們應該盡快地從傳統凱恩斯主義全程介入干預的陷阱里走出來，奉行繁榮時期政府不作為的政策主張，采取階段性有限介入干預的應對策略。

　　8. 政府既不能對某些經濟狀態和周期階段進行過度的介入干預，也不能對所有的經濟狀態和周期階段進行某些介入干預，更不能對所有的經濟狀態和所有的周期階段進行過度的介入干預，而只能是(最好是)對某些經濟狀態和周期階段進行某些適度的介入干預。世界上從來就沒有絕對的事情，衰退、蕭條和復蘇三個階段的干預效果是利大于弊，政府和公眾會得到正收益，相反，繁榮時期的干預效果則是弊大于利，政府和公眾只能得到負收益，這一點對所有領域和所有政策幾乎都是通用的。根據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的選擇原則，運用兩利相權取其重和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原理，衰退、蕭條和復蘇三個經濟周期階段的政府應當是有所作為的政府，而繁榮時期的政府應當是不作為政府。

　　9. 繁榮階段的顯著特征就是能夠實現及時和全部的市場出清(clearing market)。在這一階段上，無論是消費需求還是投資需求都非常旺盛，信息較為充分，價格調節機制較為靈敏，資源配置效率處在帕累托最優分布狀態。政府介入干預的目標在前期介入干預而現在不介入干預的情況下就由市場調節而自動實現，總量均衡已經形成。無論是新古典學派還是新凱恩斯主義，都力求做到如此。美國是一個自由競爭程度最高的國家也即政府介入干預得最少的國家，其生產始終是實際GDP或GNP總是貼近潛在產出或充分就業曲線，國民產出總是處在生產可能性曲線的最大邊緣的附近。只有在這時，產業結構、就業水平、產出狀況和資源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才能得到靈敏、快速、準確的動態調整，從而能夠實現帕累托改進和帕累托最適度。

　　10. 市場經濟系統運行的周期性特征，使得繁榮階段具有一種自動走向衰退的“內在自然力”在起作用，如果政府將經濟的持續繁榮誤認為經濟“過熱”而需要“降溫”，并通過介入干預的方式，采取通貨緊縮的應對策略，將會使經濟周期本身具有的“內在自然力(看不見的手)”與國家介入干預的“外在政府力(看得見的手)”結合在一起，加速度地將經濟系統推向衰退和崩潰。市場經濟系統內部在繁榮階段自動內生的走向衰退的“內在自然力”這一內生變量的功能變化向度，與國家政府為給經濟系統降溫而介入干預的“外在政府力”這一外生變量的功能變化向度是相同的，兩種性質相同的力量疊加在一起，將會帶來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共同交織的嚴重惡果。如果這時沒有“外在政府力”這一外生變量的出現，將會使繁榮具有一定的可持續性或持續更長一些的時間。“外在政府力”應是促進和保持而不是阻止和削弱繁榮，也許正是國家政府的過度介入干預孕育了導致現代市場失靈的一個重要外生變量，譬如，滯脹問題就是如此。

　　11. 中國是一個長期奉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真正確立明確而權威的市場經濟發展導向是在1992年底，僅僅才有不到十五的時間。在中國既有因市場經濟不發達所導致的市場失靈，也更有因政府過度干預所造成的政府失靈，而且是政府失靈導致了市場失靈，中國經濟的欠發達是兩種失靈疊加的惡性互動所導致的必然后果。由于中國長期奉行計劃經濟而使中國并不缺乏政府介入干預，通常的情況是政府過度介入干預，市場化取向經濟體制改革一個重要的成功通道，就是停止、減少和弱化某些方面和某些階段的政府過度介入干預。也由于中國是一個剛剛進入小康社會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只有加快發展才是硬道理，而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正是加快發展的最佳時期，不應當盲目模仿傳統凱恩斯學派的政府全程介入干預的國家干預主義思路。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渡的歷史進程中，只能停止、減少和弱化某些方面和某些階段的政府過度介入干預，特別應當強調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宏觀經濟學家們應當致力于如何將廠商從政府的捆綁中解放出來，生產力、創造力、創新力只有從解放中才能得到發展。

　　三、政府適度介入和相機抉擇的政策含義

　　從規范經濟學的角度對市場經濟運行周期的四個階段進行價值判斷，蕭條是最壞，衰退是次壞，復蘇是次優，繁榮是最優。政府對市場經濟運行進行介入干預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在進行反周期運作，旨在熨平由市場經濟系統內在具有的“自然破壞力”所導致的經濟大幅波動，使國民經濟在保持較高速度增長的基礎上實現可持續性的微波化運行。因此，政府對市場經濟系統實施介入干預的反周期運作，在對象上所要“反”的決不是每個經濟周期四個階段的全過程，而是沒有實現資源配置帕累托最優分布的衰退、蕭條、復蘇這三個特殊階段，在目的上所要“反”的是衰退和蕭條(復蘇階段具有二重性)，而決不是繁榮，恰恰相反，繁榮正是國家和公眾所要力圖建構和達到的最優狀態。在經濟周期的衰退、蕭條、復蘇的這三個階段，政府可以把渴望喝水的經濟這匹馬牽到繁榮的河邊，讓其自由自在地暢飲繁榮的河水，至于何時離開繁榮的河邊，則取決于馬胃本身的自然生理容量。國家干預性質很強的財政政策是把馬牽到河邊，不僅強制其飲水，而且馬還沒有飲足水就把馬強制性地趕離河邊，而市場經濟性質很強的貨幣政策則是把馬牽到河邊，讓其自愿飲水和自愿離開，飲多長時間由馬自己決定。根據帕累托定律(pareto law)的經驗性論證，無論各個國家的平均收入水平如何，收入分配的格局都具有相同性，這一定律所提供的政策含義是，“由于收入分配格局的不變性，要想改變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狀態是困難的，只有通過提高整個國家的國民收入，才能使一國貧困階層的收入提高。” 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利于各種投資，從而有利于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為防止通貨膨脹的出現，可以再配之以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并有利于政府開支的減少和私人稅負的減輕。因此，我們主張寬貨幣緊財政的政策搭配，這一點與當前流行的理論主張和政策導向不太吻合。政府對經濟周期進行相機抉擇性的適度介入干預(或稱之為階段性有限介入干預)的基本內涵，主要包含下述幾個方面：

　　首先是國家政府是否介入干預的階段選擇。在經濟周期的衰退、蕭條、復蘇這三個階段，政府要及時介入干預。由于這三個階段存在的問題很多，對此加以解決的要求也很迫切，政府應采取大有作為的積極性應對策略。這時的資源配置效率需要進行帕累托改進，沒有實現充分就業，供求關系沒有調整到均衡狀態，市場沒有出清，通過國家政府的介入干預，充分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可以使經濟盡快步入繁榮的良性發展階段。在繁榮階段已經沒有了再將事情做得更好的任何潛在空間，根本不可能將處在生產可能性曲線上的實際產出點移到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外邊，相反，卻客觀地存在著由于政府介入干預而將事情做壞的很大潛在空間，看得見的手完全有可能將處在生產可能性曲線上的實際產出點移到遠離生產可能性曲線的里邊。這時的國家政府不要有任何的介入干預，國家政府要采取有所不為或不作為的應對策略，但同時要對已經持續了一段時期的較高速度增長的經濟系統，做好由于經濟系統本身的“內在自然力”的作用而使經濟走向衰退時進行介入干預的準備。

　　其次是國家政府介入干預的成本選擇。在經濟周期的衰退、蕭條和復蘇階段上，沒有實現充分就業，人們面臨的嚴重問題是實際就業率大大低于充分就業率，而實際失業率則大大高于自然失業率，政府在這時進行介入干預，只要不傷害市場機制的正常調節作用，“外在政府力”對經濟的撬動效應就會與“內在市場力”的反彈效應一起，較快地將經濟推向繁榮，會得到正效益，而且經濟成本低經濟效益高。在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已經實現了充分就業，國民資源已經得到充分利用，實際就業率等于充分就業率，而實際失業率則等于自然失業率，即使出現了通貨膨脹，如果政府繼續介入干預，則已經沒有多少正效益可以獲得，如果弄不好，加速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則很大，這純粹是資源配置的浪費，只能得到負效益，而且經濟效益低經濟成本高。概而言之，“通貨膨脹的成本明顯地低于失業的成本。在失業的情況下，潛在的產出得不到實現，正因為如此，減少失業才明顯地合人心意。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不存在明顯的產出損失。” (多恩布什等，1997，P16)結論只能是政府在繁榮階段應及時地退出場外。

　　再次是國家政府介入干預的力度選擇。就干預力度而言，對衰退和蕭條兩個階段的介入干預力度最大，因為這時的資源配置狀況表現為低效率、無效率和負效率，就象對待不會走路或生病的孩子一樣，需要進行全力以赴的呵護和照顧，這時的政府是大有作為的政府。對復蘇階段的介入干預力度次之，因為這時的經濟已走出低谷，孩子正在健康的成長，給以必要的輔助和監護即可，這時的政府是小有作為的政府。對繁榮階段的介入干預力度為零，這時的政府應該是不作為政府 ，因為，這時的經濟處在人們期望的良性發展的帕累托最優分布狀態，就象對待已長大成人而且健康強壯的青年人一樣，最好是不要介入干預，以便讓其自由充分的全面發展，使經濟能夠較長時期地在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可持續性運行，以便能夠獲得接近潛在產出的最大產出，從而能夠實現國民經濟餡餅的最大化，坐收漁人之利。

　　復次是國家政府介入干預的向度選擇。在經濟大幅衰退的周期階段上，由于問題極其嚴重，國家政府介入干預的政策向度必須與日益萎縮和疲軟的經濟形勢的實際走向相反，對經濟走勢弱化采取介入干預強化的逆向介入的反衰退應對策略，以便盡快扭轉經濟運行的惡性化態勢。在經濟蕭條的周期階段上，日益惡化或不斷劣化的經濟態勢已被阻止，大幅衰退的經濟列車已經停住，但這時的實際產出處在遠離生產可能性曲線的里邊，為了盡快將經濟列車朝著良性發展的方向啟動起來，政府必須采取全力啟動的應對策略。在經濟復蘇的周期階段上，經濟形勢日益好轉，但經濟增長速度較慢，尚未實現充分就業，政府必須采取順向推進的應對策略。在經濟繁榮的周期階段上，由于經濟處在充分就業和最大產出的最佳狀態，政府應當退出場外，最好放棄介入干預，采取袖手旁觀的應對策略，以不變應萬變，靜觀其變，放虎歸山，不要作為。

　　最后是政府介入干預的目標選擇。經濟周期的衰退階段是投資大幅減少的階段，經濟周期的蕭條階段是投資低水平停止的階段，經濟周期的復蘇階段是投資啟動的階段，為了實現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單靠時滯性很強的市場機制的內在調節力量，無法較快地實現宏觀預期目標，這三個階段都需要政府的介入干預。而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既正是市場需求旺盛和投資最為強勁的階段，也正是經濟快速增長和實現充分就業的階段，政府宏觀調控的預期目標已經達到，不再需要政府的介入干預，政府應當盡快擺脫前三個階段介入干預的慣性力量，迅速撤出場外。否則，正向的繼續介入干預勢必導致通貨膨脹，負向的繼續介入干預勢必導致經濟衰退的快些到來。這時的政府“牧羊人”已經把私人廠商的“羊群”趕到了“水清草肥的牧場”上，就不要再將“羊群”趕來趕去，現在需要的是讓“羊群”自由自在地“吃草”，政府“牧羊人”站在“牧場”旁邊即可，只要經濟衰退的“狼群”沒有出現，政府“牧羊人”就不要進入“牧場”進行介入干預。“當經濟遠離充分就業，穩定政策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且必定起作用。然而，當經濟接近充分就業時，企圖穩定經濟的政策卻易出差錯。” (多恩布什等，1997，P374)。即使宏觀決策者的決策是理性和正確的，但也由于宏觀決策者的認識時滯、決策時滯、行動時滯和效果時滯，“穩定政策實際上可能使經濟不穩定。” (多恩布什等，1997，P385)。如果宏觀決策者的決策是錯誤的，則必定會導致經濟運行的更大波動和更大麻煩。

　　圖-1表示在市場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政府介入干預空間和力度為零，政府的介

　　入干預空間及其力度，從繁榮的0處到復蘇A到衰退B+C到蕭條D+E+F，政府介入干預力度依次加大到G，蕭條階段介入干預的空間和力度最大。倒過來看，則是介入干預空間和力度依次減小，到了繁榮階段減至為零。在繁榮階段政府沒有介入干預的運作空間，政府介入干預的全部運作空間ABCDEF，都分布在從復蘇階段到衰退階段再到蕭條階段的三個時段上。

圖-1政府階段性適度有限介入示意圖 (介入干預程度)

　　政府既不能對某些周期階段進行過度介入干預，也不能對所有周期階段進行全程介入干預，更不能對一切周期階段均進行過度介入干預，而只能對某些周期階段進行適度介入干預。概而言之，國家政府職能在應對經濟周期政策策略方面，只能采取衰退、蕭條、復蘇三個階段有力度、向度等差別的適度介入干預與繁榮階段不介入干預的復合應對策略，也就是有所為和有所不為的政策組合。國家政府在繁榮時期奉行不作為的基本政策原則，從更深、更高和更大的意義上說，將會起到大有作為的政策效果。繁榮時期政府不作為的政策命題或階段性有限介入干預的理論假說，其實質在于自在自發的市場調節機制與自覺自為的政府宏觀調控之間的最佳組合，一個極其具有運作價值的理論預期就是，將能夠非常有效地削弱現代市場經濟所特有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兩者疊加的巨大負面效應，從而在長期中能夠收到促進和保障國民經濟高質量地可持續發展的理性預期效果。“以標榜‘自由主義’而選上美國總統的克林頓，在競選連任時的口號是‘要使政府變小’。” (高希均等，2000，P101)，他也的確創造了一個充分就業與低通脹率并存的“非菲利普斯曲線”的新經濟時代。中國政府也應當及時地收縮和停止在經濟繁榮階段的介入干預職能，盡快消除全程過度介入干預的計劃經濟傳統慣性，以便給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提供一個廣闊的發展空間，盡快地創造出一個小政府大經濟的經濟快速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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