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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憲忠，無黨派, 博士研究生，山東滕州市人�，F為濟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和學術副院長，研究生導師。濟南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山東省城市發展研究基地首席教授，西南財經大學兼職教授和研究生導師，美國劍橋學院兼職教授，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經濟論壇經濟管理首席研究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特邀研究員，山東省生產力學會理事，濟南市理論工程人才。研究方向：主研市場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人口經濟學。

　　8月6日-8月12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俞憲忠。----編者按

社會科學是生產力之母     8月7日  星期二

　　摘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科學命題和普適論斷，并不僅僅指向自然科學，而更要同時涵括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同自然科學一樣，均與生產力具有極高的相關度，并對生產力狀態具有相同甚至更強的解釋力。社會科學是生產力之母，自然科學是生產力之父。社會各界長期以來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所作的完全自然科學化的偏狹認知和錯誤理解，既不符合經典作家的原本旨意和生產力發展的真實軌跡，又背離了現代化浪潮和知識經濟的內在要求。因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良性互動而共同構成的社會生產力是生產力發展的第一規律。社會生產力或第一生產力的內在結構和基本模型是：FPF = f ( Sst ， Nst )。

　　關鍵詞：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 第一生產力 社會生產力 物質生產力

　　引 言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1]既是一個十分精確的事實判斷和經驗描述，更是極其重要的科學命題和普適論斷。這一命題對生產力發展的真實軌跡作出了重要而準確的科學表述，更吻合產業革命和現代化浪潮以來生產力急劇提升的真實情景。社會各界對這一重大命題的認知判斷雖稍有差異，但其趨同性和一致性的理解是把這一命題的科學內涵和外延僅僅局限于自然科學，舍棄了社會科學的科學性質和第一生產力功能。在理論上我們對此不敢茍同，在實踐上將禍患無窮。

　　一、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誤解

　　經典作家們對科學技術在生產力發展和社會文明演進過程中的內在驅動力量均給予了高度重視。馬克思認為生產力當中也包括科學[2]，馬克思概括的決定勞動生產率高低的五個因素中就有三個與社會科學有關：勞動者的勞動技能和熟練程度就與教育制度高度相關；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及其在工藝上的應用程度就與人才和專利制度高度相關；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本身就是社會性的分工協作等管理制度[3]。恩格斯認為科學是人類歷史進步的杠桿[4]，培根認為知識就是力量[5]。鄧小平就更是高度涵括地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6]，并明確指出：“科學當然包括社會科學”[7]。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命題的科學性，已經無可置疑，但對這一命題的認知判斷，現在已經形成了很大的盲點和誤區。在理論研究層面上的表現是把“科學技術”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僅僅理解和認定為自然科學及其延伸形態的工程技術，在實踐運作層面上的表現是僅僅重視和促進自然領域中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概而言之，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基本層面上均把社會科學拒斥和舍棄在科學技術的范疇之外，從根本上否定了社會科學同生產力之間直接而高度的相關性，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命題作了完全自然科學化的偏狹認知和錯誤理解。

　　許多國人包括相當多數的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之所以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命題發生誤解和誤導，并進入誤區和誤作，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形成第一生產力的盲點和盲區，使社會科學與第一生產力之間失去了其內在固有的高強度的必然聯系，主要是由于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經濟原因，長期的物質貧窮和經濟落后，使人們在很大程度上處于不能滿足溫飽的生物饑寒狀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物資決定精神，窮久了和窮極了的國人們自然就產生出窮急了和窮怕了的精神理念及思維定勢，在行為選擇模式上自然就偏重于解決物質匱乏和經濟需要。而自然科學最突出、最顯著、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功能效應，就是通過對自然界物質資源的掠奪和加工而生產和供給物質產品，從而滿足人們生物屬性方面的經濟需求。其次是政治原因。建國以來很長時間里，中國建構起了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管理模式，極左理論盛行，政治運動迭起，對外封閉，對內禁錮，思想僵化，權利就是真理，政治就是一切。在這種特殊國情和社會環境下，不可能進行獨立、真正和活躍的社會科學研究，既沒有廣闊的學術研究空間，更沒有社會科學存在的必要。人們僅知道政治權力，但不知道社會科學；僅知道文件精神，但不知道社會科學研究；僅知道自然科學研究和研究自然科學，但不知道社會科學研究和研究社會科學；僅知道物質文明，但不知道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學術權威機構即中國社會科學院，也是在十年內亂之后才建構起來的。目前的中國科學院和科學技術部也不包括社會科學，應更名為中國自然科學院和自然科學技術部。中國的三院(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中，也只有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設有院士，而中國社會科學院則迄今仍不設院士，盡管社會科學界的呼聲很高，但仍不能得到公正同等的“國民待遇”。中國社會科學獎中也沒有規范和權威的國家獎，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也為此深感困惑和渺茫，社會科學的地位之低，足可窺見一斑。即使要改變這種不科學的長期嚴重扭曲狀態，社會各領域各層面因思維定勢和政治慣性等路徑依賴而衍生的各種社會阻力慣性也非一般。

　　由于上述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在長期中奉行重經濟輕精神、重客觀輕主觀、重物質輕人文、重自然科學輕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至上的功利主義盛行。只關注人的生物屬性，而忽視人的社會屬性，陷入了一個輕視社會科學與貧窮落后之間惡性循環的劣性均衡陷阱。人們只知道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而對愚昧就更不是社會主義則缺乏科學解讀和深刻認知。即使對貧窮的理解也只僅限于物質層面，并不知道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人文理性和創新思維的匱乏是更可怕的貧窮。于是乎，社會科學成為自然科學的奴婢，似乎是真的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實在是對科學精神的褻瀆和對社會科學的無知。把第一生產力僅僅理解為自然科學技術，是對第一生產力所作的完全功利化并極其有害的膚淺理解，其理論檔次也只是處在工業革命的初級階段。

　　中國因社會科學被舍棄在第一生產力范疇之外而形成的社會發展方面的盲區、誤解和誤導，使整個社會的產出能力畸形發展，物質文明的經濟產出能力急劇提升，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會產出能力卻相對嚴重萎縮，政治體制改革和人文精神演進顯著滯后，制度變遷不能同步，理論創新嚴重受阻，人的社會性發展需求不能滿足。在整個社會發展領域已經初露端倪地表現出有經濟增長而無政治改進和精神發展的運行態勢，或稱之為有物資產品增加而無制度變遷和人口發展的“畸態”導向，這是由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長期割裂發展所導致的新型“二元結構”或“發展陷阱”。這種第一生產力系統中長期存在的嚴重結構失衡，已經極其顯著地阻抗著當代中國社會的全面進步和可持續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因長期里不能保持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中國文化面臨著失去其先進性的災難性危險，這是中華民族陷入長期落后的最深層原因，也是中國之所以欠發達的根本解釋變量。為此，我們必須盡快走出這種無視或輕視社會科學的“發展陷阱”，進行一次把社會科學視為第一生產力的“發展革命”。

　　二、社會科學是生產力之母

　　我們并不否認自然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但如果把科學技術和第一生產力僅僅指向自然科學技術，而不同等重要地涵括社會科學技術，這將是對人類社會演進過程中生產力動力系統的極其偏狹的錯誤理解。就此定性方面而言，否定了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就其定量角度而論，也只是對第一生產力說對了一半，甚至不足一半�？茖W的內涵和外延遠比自然科學而更寬泛更廣延，中國現代化不僅需要僅包括自然科學的“小科學”，而更需要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在良性互動基礎上整體和諧發展的“大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

　　人類社會發展無非是處理好兩大基本關系：一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關系，這是自然科學的特殊任務和實效；二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配置關系，這是社會科學的專門職責和功能。社會科學是有關社會制度或游戲規則方面設計、安排、選擇、決策、演化、變遷和創新等方面的科學技術，這種社會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支持系統。經濟哲學已經證明了生產力提升和社會發展所必須依賴的三種基本資源即物質資源、制度資源和精神資源，后兩種資源就是由社會科學負責生產和供給。無形的人文精神、政治文明、法律制度、經濟規則、社會框架、民主意識、道德水準、價值判斷、行為規范和信仰理念等社會構成要件，遠比有形的物質資源和機械設備而更為重要。按照國際主流經濟學中制度學派的觀點，制度是決定經濟效率和生產力發展的首要因素，是生產力發展的內生變量而非外生變量，也是經濟增長的根本解釋變量或自變量。意大利著名經濟學家帕累托(Pareto)所提出的帕累托改進、帕累托分布和帕累托最優，也是從社會性資源配置的角度而不是從自然科學的角度，解讀了經濟效率和生產力發展問題。被國際社會所推崇的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除了包括傳統的哈羅德——多馬模型的資本積累、投資、投入產出比三個決定因素，以及索洛—斯旺模型的資本、勞動和技術外，還首次把收入分配這一重要的制度因素作為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內生變量，并認為收入分配的創新和改變，是決定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美國于1991年榮獲

諾貝爾經濟學獎殊榮的著名經濟學家科斯(Coase)認為，在現實世界中，交易成本不僅不為零，而且為正數并且非常昂貴，初始性的權利界定和制度安排決定經濟效率和生產力，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8]。制度安排是實踐形態的社會科學，而社會科學則是理論形態的制度安排，社會生產力發展首先是由制度安排所決定，其次才是自然科學技術。而制度安排的優劣則從根本上取決于社會科學水平的先進與否。我們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這樣認定：社會科學和制度安排之間的良性互動狀態是一切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真正“魔盒”。生產力發展←→制度安排變遷←→社會科學創新三者之間所內在具有的自動感應和動力傳遞關系，具有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因果關系和客觀性質。生產力發展依賴于制度變遷，而制度變遷又依賴于社會科學創新。

　　任何國家或地區的生產力發展狀況及其可持續與否，不僅取決于自然科學水平決定的生產力系統構成要素的數量和質量，而且更取決于社會科學水平決定的生產力系統內部要素間的結構層次、組合模式、關聯狀態和協同方式，也更取決于生產力系統與外部環境之間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流。用市場經濟學的專門術語表述，這是社會科學性質和制度安排領域的資源配置方式及其資源整合效果問題。為什么在市場經濟誕生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就能夠創造出比過去一切世代的總和還要多還要大的生產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場經濟從社會科學和制度創新的層面上替代了自然經濟的低效率資源配置方式，在競爭開放的架構下從根本上改進和優化了資源配置效率。為什么原來統一的民族國家分裂成幾部分后，一部分實行計劃經濟(實質上是變形的自然經濟)，另外部分實行市場經濟，長期實踐運行的結果是市場經濟在經濟效率、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增長等方面均遠勝于計劃經濟。中國的大陸與臺灣、香港、澳門，朝鮮與韓國，原東德和西德，均概莫能外，也完全是因為社會科學層面管理制度安排的差異和資源配置方式的不同。到目前為止，為什么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忍痛割愛地沖破重重阻力，放棄長期信仰和情有獨鐘的計劃經濟而選擇市場經濟，高舉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紛紛充分重建市場機制的運行框架，奉行市場化取向的發展路徑，其根本原因就是在社會科學的引領下，通過制度創新、重構、變遷和發展等動力源驅動，來解決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增長問題。只有發展才是硬道理這一科學命題，也不僅僅是自然科學性的物質資料生產的發展，而首要的是社會科學性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很明顯，自然科學技術絕對不能解決這類制度安排方面的社會問題，只有社會科學技術才能為解決這類社會問題提供主要工具，并通過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方面的路徑選擇，提高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配置效率、產出能力、創新質態和發展速率。

　　經驗實證、價值判斷和邏輯推理均充分表明：第一，社會科學同自然科學一樣都首先是科學，理應同等程度地是并事實上也均是第一生產力；第二，人類社會發展既需要自然科學也需要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同自然科學一樣都是人類社會發展所必需的稀缺資源；第三，社會科學同自然科學相比，與生產力的相關度更高，其相關性更強，對生產力狀況更富有解釋力，其功能位次最起碼不低于自然科學技術，更應當是第一位的生產力；第四，自然領域中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完成的，其發現和發明的數量、質量和速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科學方面的人文精神引導和制度安排狀態；第五，自然科學只有通過社會科學才能轉化為生產力或第一生產力，自然科學領域中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只有通過適當的制度安排和人文精神引導，才能由可能的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第六，自然科學僅僅研究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等物質要素，社會科學卻研究生產力系統中起決定作用的能動性創新主體即勞動者及其所有生產要素之間的配置關系，這是決定經濟效率的關鍵因素；第七，隨著人類需求日益升級和產品范圍愈益擴大，各種非物質性需求更加強化，決定生產力發展的因素增加，社會發展日益提速，社會更加社會，科學更加科學，社會科學這種原本對生產力發展起次要作用的隱性要素，現今已經成為決定生產力發展的顯性主導力量；第八，自然科學是一把“雙仞劍”，既可以發展現有的生產力，也可以摧毀現有的生產力，甚至毀滅人類本身(如核技術)，只有社會科學以及相應的制度安排獲得同步發展和優先創新，才能使自然科學成為有利于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生產力。概而言之，社會科學是生產力之母，自然科學是生產力之父。在現代生產力體系中，社會科學作為第一生產力序列的功能位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院士認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里科學技術包括社會科學，而且在我國目前，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更有關鍵性�！盵9](把社會科學視為第一生產力，說得過分一點，自然科學或許也只能是第二生產力。)既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均同等程度地是生產力或第一生產力，那么簡化一下，第一生產力(大科學技術)=自然科學技術+社會科學技術，大科學技術概念的提出和運用，這是人類社會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第一生產力就是社會科學技術和自然科學技術兩個根本解釋變量的函數，其相互關系、內在結構和基本模型是：

　　F P F = f ( Sst ，Nst )※

　　僅僅把自然科學視為生產力或第一生產力的生產力理論，就其歷史形態來說，實質上是工業革命初期的生產力理論，就其根本性質來說，實質上是生產力結構的實體要素論。在信息化的知識經濟創新時代，這種生產力理論所固有的內在缺陷便日益迅速凸顯。信息化知識經濟時代的生產力具有系統性和無形性，從工業化初期就形成并延續至今的傳統生產力理論，無法解釋現代生產力的運行規律。現代系統論已經從軟科學、決策科學、管理科學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或“雜交”的角度，解讀了現代生產力的結構組合及其運行規律。知識經濟時代的知識、理念、精神、制度、決策、管理、結構、組合、協調、控制和互動等，已經成為現代生產力發展的首要決定因素，已經被現代化發達國家尤其是被OECD國家視為“神奇的生產力”、“三分技術和七分管理”，“思路決定出路”表達和驗證的就是這種道理。

　　三、社會生產力與物質生產力

　　社會各界長期以來，一直把物質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力這兩個范疇，通常是當作同一內涵的同義語來使用，并未對二者加以科學區分。對物質生產力的通常理解是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能力，以物質性的生產工具作為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物質標志，并由自然領域中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以及勞動者對其掌握和運用的熟練程度所決定。對社會生產力的通常理解是一定社會發展階段和一定社會條件下的生產力，生產力總是包裹著一定歷史時代的特定社會關系的外衣。我們認為對物質生產力的認知判斷是正確的，簡而言之，其定義應該是：物質生產力是由自然科學規定的以物質化生產工具標志其發展水平的物質資料的生產能力。但社會生產力與物質生產力不同，社會生產力又有廣義社會生產力和狹義社會生產力之分，廣義社會生產力除了涵括物質生產力之外，還包括一切能夠決定社會系統發展質態的富有積極意義的社會因素和社會構件。我們的定義是：社會生產力是由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共同決定的能夠促進整個社會全面和諧發展的一切產出能力的總和。經濟制度、政治文明、法律框架、意識形態、民族精神、先進文化、道德水準、社會輿論、運行機制、游戲規則、激勵約束、人員流動和競爭程度等一切社會系統的構成部件，均決定了社會生產力的實際水平和產出狀況。廣義社會生產力的特點是不僅生產和供給有形的物質產品，而且還生產和供給無形的精神產品和制度規則，其產出能力有自然科學的功勞，更有社會科學的貢獻。廣義社會生產力與物質生產力之間不是并列關系，而是包容關系，物質生產力僅是廣義社會生產力的一個內在構成要件。狹義社會生產力是廣義社會生產力系統中非自然科學性質的生產力，即純粹由人文社會科學性質的社會性構件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和具有的產出能力。狹義社會生產力不僅生產和供給無形的制度規則和精神產品，而且還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制約著物質生產力的形成狀態和產出能力。狹義社會生產力和物質生產力一起，共同構成廣義社會生產力系統的兩大基本構成要素，兩者在廣義社會生產力系統中構成并列關系，廣義社會生產力=自然物質生產力+狹義社會生產力。從良性互動的角度分析，我們認為狹義社會生產力是物質生產力的外生變量，但卻是廣義社會生產力的內生變量。

　　從世界歷史上看，現代化浪潮發端于產業革命，而產業革命又是在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的雄起、法國啟蒙運動的勃興和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之后而爆發的。德國是充滿哲學理性思維的國度和古典哲學的故鄉，使其在國際社會中一直處于優勢地位。英國是市場經濟和古典經濟學的故鄉，使其成為世界一流強國。法國是一個空想社會主義的浪漫故鄉和產生文學大師的地方，使法國一直領先于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美國的現代化也是在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勝利之后而啟動的，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是社會科學維新和制度維新，維新之后的日本才步入了現代化的歷史軌道。新加坡、韓國、臺灣和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也是在市場精神引領和市場制度的驅動下，才成為了現代化的國家或地區。著名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李期特認為，個人生產力的大部分是從他所處的歷史環境中得出來的，“歐洲復興之父”即前西德總理艾哈德認為，

二戰后西德經濟的繁榮，“首先不是來自科技的繁榮”，而是市場制度造就的“來自競爭的繁榮”[10]。政治家、企業家和科學家們無論如何不能忽視或忽略產業革命和現代化背后深層而顯著的制度創新驅動，更不能否定或拒斥人文社會科學精神的強大動力引擎。同樣是一臺機器，為什么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的人文精神和制度框架下其經濟效率截然不同，為什么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文化理念和社會關系下其創新績效相差懸殊，理論家們必須給出科學準確和富有解釋力的答案，其答案就是人文精神、制度安排和資源配置的不同。

　　從中國歷史上看，中國對人類社會發展做出了造紙、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的四大發明，擁有如此悠久的手工業歷史、如此眾多的手工業藝人和如此發達的手工業基礎，從理論邏輯上判斷，近代產業革命首先不應該在別國發生，而理當在中國首先發生，但事實上確偏偏沒有在中國發生，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之謎”。此謎的解就是漫長而大一統的封建社會所造成的因循守舊、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和思維僵化等缺乏創新意識的人文狀態，以及重服從輕創新與崇人和抑競爭的儒家思想的束縛，還有皇權專制和吏制腐敗的社會制度安排及其路徑依賴。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改革開放，其間生產力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馬列主義極端的僵化理解和教條運用，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新中國三年困難(1959-1961)的真正成因，也是三分天災和七分人禍。從1978年至今，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也是啟動于真理標準討論的思想解放運動和相應的改革開放進程，尤其是從1992年明確開始的市場化取向的強化思想解放和深化制度創新的偉大歷史行動。而中國政府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入世，也必將對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和提升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和意義。上述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林林總總，都直接決定了生產力發展水平和提升速率。

　　21世紀的中國現代化進程所需要的并不僅僅是短期化的單純物質功利性的經濟增長，而是內涵更加豐富的社會全面進步和可持續發展。生產也不僅僅是物質文明方面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此外還有社會關系、民主自由、政治文明、法律制度、科學理性、游戲規則、道德規范、創新意識和精神文明等更重要的社會生產。單純物質生產力所提供的純經濟功利化的國民生產總值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如果沒有狹義社會生產力的相關產出對此加以規范、監督、配合、協調和矯正，也就是沒有道德自律、民主監督、政府介入和法律約束來抑制其在環保等方面溢出的負面效應，就完全有可能劣化為另外一種GNP(Gross National pollution)即國民總污染或者GNP(Gross Net pollution)即國民凈污染。與上述道理相同，國內生產總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也完全有可能劣化為另外一種GDP(Gross Domestic Pollution)即國內總污染�，F代化演進和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衍生的分配不公、貪污腐敗、治安劣化、黃賭毒黑泛濫和環境污染等這些需要社會治理的丑惡現象，就是發展經濟學家們所一再極力宣稱和警告的“惡增長現象”或“有增長無發展現象”。自然科學技術進步所必然衍生的若干負面效應的擴張，決不是對生產力發展的推動和增進，而是對原有生產力的消解和腐蝕。自然科學是

發動機，社會科學是方向盤，社會科學不僅在資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直接決定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而且還決定了生產力的運行導向，由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良性互動而共同構成的社會生產力是一切生產力發展的基本而內在的第一規律。

　　社會生產力盡管都包含著對自然力的運用，但就其實質來講，社會生產力不是人類社會之外的自然力或人生理本身的自然力，而是人類社會本身所特有的社會力。要理解我們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真實含義并提升其水平，如果離開社會科學知識，將不會有任何工具可以使用。馬克思明確指出：“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的社會知識、學問，已經在多大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已經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識的控制并根據此種知識而進行改造�！盵11]

　　四、社會科學是實現現代化的強力引擎

　　在全球化背景和知識經濟框架下興起的現代化浪潮，其實質是可持續創新浪潮�？沙掷m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和思想解放的要義，是國家興旺發達和實現現代化的不竭動力，缺乏可持續創新活力的民族，必定是落后挨打的民族，難以屹立于世界優秀民族之林�？沙掷m創新不僅要有物質生產力范圍內自然科學方面的科技創新，而更要有狹義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科學層面的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從世界范圍內現代化浪潮歷史變遷和中國改革開放演進創新的歷史腳聲中，我們都能極其振奮地領悟到社會科學創新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的前因后果的必然聯系，均可高度清晰地感受到社會科學創新對生產力發展、經濟增長、現代化演進、社會全面進步和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只要我們處在對民富國強高度負責的清醒理智的精神狀態，誰能無視社會科學的巨大動力源性質，誰能說社會科學不是第一生產力！我們迫切需要高揚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精神，而不是高擎經濟功利化的庸俗唯物主義的物質大棒，只有在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物質文明與政治文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良性互動中，社會生產力才有可能可持續性地大幅躍升。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有機整合而成的“大科學”，遠勝于僅包括自然科學的“小科學”，這是現代科學精神和科學系統的內在要求。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和沉痛的教訓而確認，不僅自然科學是第一生產力，而且社會科學更是第一生產力，甚至相對于社會科學是第一生產力而言，把自然科學稱為第二生產力并不十分過分，把社會科學當作第一生產力遠比把自然科學當作第一生產力而更有歷史根據、客觀理由、經驗實證和邏輯說服力。中西學貫通的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認為，“建國以來我們最大的失誤在于不承認社會科學是科學”，還認為“社會科學是‘帥’，自然而然科學是‘兵’”[12]，兵為帥之器，帥為兵之神，或稱之為科學的車之兩輪和鳥之兩翼，不可偏廢。美國是一個極其現代化的發達國家，但美國第一流的學生首先是研習經濟、哲學、法律、工商和管理等社會科學專業，參與阿波羅登月計劃的自然科學家中，也有80%以上的科學家具有哲學博士學位。在科學的人文精神的引領下，才可持續性的促進了其它諸方面的繁榮。中國建國以來的一切失誤中，最大的失誤在于沒有充分尊重和大力促進社會科學，缺乏東方泱泱大國的渾厚人文之風，缺乏能夠位居國際主流的社會科學大師，更缺乏能夠在國際社會中獨樹一幟和獨領風騷的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術流派。

　　縱觀橫覽當今世界上的所有發達國家或地區，絕無一個是在缺乏人文社會科學引領和支撐下而實現了現代化的。美國的自然科學先進，但社會科學也同等發達，迄今為止的大多數諾貝爾經濟學獎則為美國經濟學家所獲得，美國經濟學家已連續5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從1969—2004年36屆諾貝爾經濟學獎中共有55位經濟學家獲此殊榮，美國的經濟學家有37位獲獎，占經濟學獲獎總數的67%。而欠發達國家或地區的落后，也不僅是自然科學的落后，而更有社會科學及其按此設計的資源配置制度的落后。在18世紀第一次產業革命的現代化浪潮時期，中國處于封閉保守的封建帝國狀態，自我遠離于那次重大歷史變遷；在19世紀后半葉第二次產業革命的現代化浪潮時期，中國處在滿清封建王朝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根本不可能參與這次創新浪潮；在20世紀后半葉第三次產業革命的現代化浪潮時期，中國處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階級斗爭為綱的十年內亂狀態，又一次被邊緣于國際主流。中國社會發展在上述三次重大戰略機遇期階段均未能抓住機遇，其原因固然很多，但首先和根本的是社會性方面的原因，是我們均沒能在先進社會科學引領下及時地建構起具有新陳代謝和吐故納新功能的社會發展框架。現在我們正處在第四次產業革命的知識經濟的信息化時代，中國若要抓住這一重要戰略機遇期，在20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在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首先實現中國社會科學的現代化。只有通過社會科學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和制度創新的現代化，才能高效率地搭建起既獨具中國特色又位居國際主流的先進文化發展平臺，才能實現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良性互動狀態下的和諧發展。這時的生產力就不再僅僅是單向度、低層次、工業化和動物性的物質生產力，而是立體式、全方位、系統性和人性化的社會生產力。如果我們現在不能對中華民族為什么落后這一重大問題給出一個科學的解釋，對社會科學的功能位次不能給予準確定位，不能把社會科學視為科學、生產力、第一生產力，我們就完全有可能重蹈歷史的覆轍，永遠被國際主流社會所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