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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財經

汪丁丁:正確的生活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28日 10:32 財經雜志網絡版

  汪丁丁/文《財經》網絡版

  被人們追求著的最高財富形式,它應當符合人性而不是違背人性。這就是“正確的”人生,每一個人應當享有的正確的生活

  與艱澀的倫理學巨著不同,《道德的基本概念》是一本小冊子,相當通俗,恰符合“基本概念”的標題。作者羅伯特·施佩曼,是德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天主教哲學家和倫理哲學家,剛剛過了他的八十壽辰。

  或許是根據電視系列演說的原稿整理的原因,這本書有一種“常見的親切對話”風格。施佩曼的敘事從摩爾和維特根斯坦關于倫理學的演講開始,娓娓道來;以德文敘事,卻與英文的倫理學敘事相接。

  例如,他首先接著摩爾和維特根斯坦的英語倫理學敘事:當我們使用“好”這一語詞時,發生兩種涵義。其一是指對當事者自身利益有好處的行動方案,其二是指利益沖突的更好的解決方案。前者是經濟學的理性——個體關于個體的理性,后者是倫理學的理性——個體關于群體的理性。

  仔細回憶,難道摩爾在1912年的《倫理學》里提到過“群體”理性嗎?再想想,維特根斯坦在1930年的倫理學演講中提到“好”的兩種英語涵義——有限的“好”和作為絕對標準的“善”,他并未提及群體意義的“好”。這樣,施佩曼的敘事把我們帶入社會學和倫理學最初的論域——嚴復曾譯為“群學”,或者“群己權界論”。

  接下來,作者介紹了兩種倫理態度。其一是絕對主義的,即相信并尋求一套普世價值和相應的倫理規則。其二是相對主義的,即不相信任何普世價值從而只信賴每一個人自由選擇的價值與倫理。

  在這一問題上的常識是這樣的:那些宣稱可以隨意殺死自己母親的人,不僅在過去而且在未來,不僅在一地而且在各地,普遍地遭到我們的唾棄;那些殘暴虐待自己的親生子女的母親,不僅在過去而且在未來,不僅在一地而且在各地,普遍地遭到我們的譴責。這一常識意味著,倫理相對主義態度是錯誤的。

  再回去探討個體理性與個體倫理之間的關系,因為那是施佩曼一定要回應的一種批評——對絕對主義倫理立場的批評。事實上,新任教宗本篤十六世,長期以來深受施佩曼思想的影響。依照多年的慣例,由教宗本篤十六世于20世紀70年代創立的私人研討會,施佩曼總是出席的。這位當代最重要的天主教哲學家,怎可不回應以摩爾和維特根斯坦為首的英美學派對天主教神學一般立場的批評呢?

  于是,在第二章里,我們與施佩曼一起行走在峭壁和深淵之間。左面是倫理相對主義的深淵,從那里,撒旦向我們每一個人內心隱藏著的邪惡呼喚,企圖讓我們完全服從貪婪與私利——追求“快感人生”。右面是倫理絕對主義的峭壁,在高不可攀的上方,柏拉圖的理念王國閃耀著迷人但危險的光芒。什么是“正確的生活”?這一蘇格拉底問題困擾著我們,以及與我們同行的西方人,在過去2500年里,并延伸到未來可能無限遠的時間。

  按照坎南的考證,斯密第一個把“財富”闡釋為個人的財富,從而在政治經濟學領域消解了“君主的財富”這一曾為歐洲帶來長期戰亂的危險概念。在古希臘時期,財富原本是個人的財富。施佩曼指出,關鍵在于,希臘人和羅馬人希望知道個人財富的最高形式是什么。健康、富有、慷慨、友誼、正直、誠實、勇敢、美麗、仁慈、智慧等等這些“善”的東西,都屬于“個人財富”。那么,什么是我們追求的最終目標?

  被人們追求著的最高財富形式,它應當符合人性而不是違背人性。這就是“正確的”人生,每一個人應當享有的正確的生活。這里,與漢語表達有了細微但關鍵性的差異,英文中“正確的”是“right”,它有實然的和應然的雙重意義。

  事實上,字源學考證表明,在“印度-歐羅巴”語言傳統里,“正確”(梵文“Ritam”)意味著正確認識宇宙本質是道德行為的前提。這一傳統延伸至蘇格拉底和斯多亞學派時,轉而表達為“幸福的前提是道德”這樣的命題。從此,同體的實然(知識的)與應然(道德的),被西方人分離為兩項——在這里,我只好沿著自己的思路走到文章結尾,把施佩曼的思路留給讀者們。

  幸福不是快感,它比快感更高級,它是個體價值的最高形式。價值,就是意義的實現,常依照個人的評價準則表現為“價值排序”。后者隨個人的氣質、教養、經驗而演化,指導個人日常行為并產生幸福感。

  盡管人生的演化路徑千差萬別,但過去數千年的觀察與思考顯示出,西方人的“幸福人生”通常包含這些價值——健康、富有、慷慨、友誼、正直、誠實、勇敢、美麗、仁慈、智慧。不要問我“自由在哪里”這樣的傻問題,因為這些品格的合取就意味著“自由”。就中國傳統而言,有價值的是仁、義、禮、智、信這些品格。但它們是否使個人達到“幸福”和“自由”?我覺得這是一個有待回答的問題,它要與中國社會的“個人”的定義問題一起回答。

  西方人與中國人的價值排序共同具有的,是“良心”這一價值本體——它是最初的也是最高的。最初的,因為它是“仁之端也”。最高的,因為它是人的尊嚴感的內在根據。我稱良心為“本體”,不僅因為想到了陽明學派,而且想到了康德。

  這一本體從何而來?這是知識論問題也是本體論問題,它恰好帶我們回到古代印度吠陀學派那里,去追求“正確的生活”。 -

  《道德的基本概念》,(德)羅伯特·施佩曼著,沈國琴、杜幸之、勵潔丹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

  本文作者為本刊學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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