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頤

　　“劉易斯拐點”的到來，預示著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即將結束，“比較優勢”正在逐漸喪失，“人口紅利”正在慢慢消失。數目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在當下的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這個重要角色出現市場短缺，對于整個經濟的挑戰是巨大的。那種粗放的、低水平的、勞動力密集的經濟增長點，將面臨嚴重的萎縮——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不久前發布的2007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8：劉易斯轉折點及其政策挑戰》中,有關“劉易斯拐點”引出了許多爭議。關于出現“劉易斯拐點”的“確切時間”是否是2009年？是否這么快就會到來？人們見仁見智。但“劉易斯拐點”終究會到來已是不爭的事實。撇開對“拐點”到來時間的爭論，這個“拐點”對于現實有何意義，會產生哪些影響，倒是我們必須認真關注的。

　　必須考慮與“人口紅利”相伴隨的勞動力“比較優勢陷阱”——當過分依賴廉價勞動力優勢時，久而久之便會失去創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紅利”枯竭時，處于不可持續發展的境地

　　蔡昉教授的“人口紅利即將耗竭”的警示，足以讓我們從新的角度重新審視

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邏輯。人口紅利時代之后必然要遭受相應的人口老齡化之苦，然而這并不足以杞人憂天。關鍵是，我們在“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前的人口紅利時代究竟是否在飲鴆止渴？

　　回顧過去，我國沒有很好地利用人口紅利，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口紅利是依仗著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來支撐經濟的粗放式發展的。當一個國家勞動力優勢如此明顯之時，其蘊涵的風險也將越來越大。就外貿來看，中國出口產品價格之低近乎“白給”，大部分利潤被外商拿走了。盡管如此，因為勞動力成本過低還時常被享受低價的國家斥之為“傾銷”。就國內企業而言，低勞動力成本已開始制約企業運轉，當勞動者收入低得不足以維持勞動力本身的簡單再生產時，勞動力的社會供給必然失衡。由于長期漲利潤不漲工資、缺少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和勞動條件惡劣等原因，“民工荒”與大學生就業難就成了社會的“詭異”現象，值得深思。

　　認為必須建立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來解決就業難題，尤其是認為“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利于就業機會的增加”這個所謂的“充分利用比較優勢”的觀點，在當前是值得商榷的

　　獲取競爭優勢的辦法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加大經濟活動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國人民福利的情況下，提高經濟活動的生產率;而另外一種辦法則是，以剝奪各種勞動保障，人為壓低工資，放任自然環境的損害為代價，利用廉價的勞動力贏得競爭中的價格優勢。后一種辦法被形象地稱為“打到底線的競爭”(racetothebottom)。許多專家學者倡導就業優先，認為必須建立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來解決就業難題，這一點值得商榷。

　　首先，從國內經濟發展來看，人口紅利時期，中國經濟增長形成了過分依賴生產要素投入的慣性，尚未形成生產率提高驅動的增長方式。由于勞動力數量、質量和價格具有明顯的優勢，并得以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儲蓄水平和資本積累率，使得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長方式足以支撐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然而，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適合于吸納18-40歲、低教育程度的就業人口，而這部分人口在中國總人口中的比例已顯著下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下，不能長久地解決就業問題，反而由于經濟資源片面流向該領域而抑制知識型服務業的發展，導致“白領就業難”的新型人口危機。長遠來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一種缺乏長遠眼光的行為，無異于寅吃卯糧。隨著人口結構、勞動力供求關系和勞動力成本的變化，“劉易斯轉折點”終將到來，傳統增長方式賴以作用的條件將會發生變化，經濟增長方式向主要依靠生產率提高的轉變迫在眉睫。

　　其次，從國際貿易發展來看，中國只是所謂的貿易大國，而非強國。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建立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假設前提下,產品是同質的,不存在非價格競爭,比較優勢直接體現為價格競爭優勢,并形成對外貿易的有利條件。長期以來,受國際貿易中“比較優勢”理論的影響,我們一直把“勞動力成本優勢”視為對外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勞動力數量成為了競爭優勢發揮的保障，并相應地大力發展眾多以出口為導向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但在現實中,國際貿易市場結構往往是不完全競爭的,而且越來越表現為非價格因素方面的競爭。隨著高新技術產品日益成為世界貿易的主要品種,加之國際市場上勞動密集型產品嚴重供過于求,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正日漸下降,它們賴以生存的低成本“比較優勢”逐漸失去了“優勢”。縱觀近年來中國曾經遭遇和正在經歷的貿易摩擦,絕大部分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從全球范圍看,大凡貿易保護的對象,大都集中于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品。隨著全球經濟逐漸進入以智力資源和知識要素占有、分配、生產和消費的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總量、人才素質和科技實力將代替資本成為競爭的根本要素,智力資源的豐富程度將成為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決定性因素,以自然資源為中心的分工體系逐漸被以知識技術為中心的國際分工體系所代替,科技知識將成為國際貿易發展新的重要動因。在這種情況下,規模經濟、技術進步成為引發國際貿易的重要因素,傳統勞動密集型比較優勢難以形成競爭優勢。如果我們僅強調勞動力數量與成本優勢,忽略非價格因素,就會陷入“比較優勢陷阱”。

　　有專家認為“一種產業的要素密集，和它這個產業是集約化的發展，還是粗放型的發展，并不是等價的，并不是說資本密集型一定等價于集約型，勞動密集型一定等于粗放型”。這也是一個值得質疑的觀點。從界定上說，粗放型增長模式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那么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不是就具備了其中的“高投入”(過分依賴勞動力的大量投入)和“低效益”(生產率無顯著提高，勞動者工資低廉)兩個特征呢？從某個角度說，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解決的是“藍領”勞動力的就業，卻使“白領”面臨就業困難，總的就業狀況還是沒有得到根本改善。

　　一般來講，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利于就業機會的增加。但從經驗上看，世界經濟發展史的事例削弱了“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利于就業機會增加”的可信度。相關研究證實，20世紀全世界新增就業崗位20多億，其中一半以上是科技進步提供的。僅從20世紀后半期的經驗判斷，像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技術進步很快，但它們都在長達20年甚至更長時間內維持了充分就業，經濟的就業彈性在大多數年份幾乎是我們的2-3倍。即便是20世紀90年代以高技術和新經濟著稱的美國，其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也明顯高于中國，形成了“高增長、高就業、低通脹”的局面。另外，就中國的國情和經濟增長軌跡而言，20世紀90年代并未出現明顯的技術飛躍，經濟增長依然是依賴生產要素大量投入和消耗來支撐的，在粗放式增長模式中始終未能看到就業率提高的明顯證據。因此，“鼓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觀點就值得商榷了。

　　技術密集型產業能夠通過“產業鏈”帶動產業結構的調整，是有利于就業增長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卻無法帶動高端產業的發展，它只是解決低層次產業就業的增加

　　經濟增長在不同階段對就業有不同的影響，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升級，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斥勞動力的，造成就業率無提高，這是用資本代替勞動的結果，但這并不是必然趨勢。從國外的情況看，產業結構升級，GDP增長加快，失業率則會下降。不可否認，技術進步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肯定會在一個時期內對就業產生沖擊，使經濟增長對勞動力吸納能力減弱，形成經濟高增長、低就業的局面。但這一思路不能全面充分地解釋問題。

　　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是雙重的。短期內，技術進步提高了產出效率，導致生產同量產品的要素(資本、勞動、土地)投入減少，似乎是排擠就業的；但長期看來，技術進步一方面提高產出和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擴張社會總需求，另一方面又創造出新產品，引發新的需求，當兩個因素共同作用時就會通過諸如“產業鏈”等各種渠道加速產業結構的演進，尤其是帶動具有勞動密集型特征的第三產業的發展。綜觀韓國、日本等所有重

化工業國家，一般的，如果國內產業鏈條在增加，投資在增加，就會帶動中間需求增加，企業的供給也會增加，這會帶動就業的增長。因而技術密集型產業通過“產業鏈”帶動產業結構的調整，是有利于就業增長的；相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無法帶動高端產業的發展，只能解決低層次產業就業的增加，到頭來經濟只是增長，卻沒有發展。

　　不管是從實證經驗上還是從理論邏輯上看，“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利于就業機會的增加”這個所謂的“充分利用比較優勢”的觀點是值得質疑的。那些粗放而低技術含量的增長點，該萎縮的盡管讓它萎縮；那些僅看重廉價勞動力的資本，該走的盡管讓它走——這些并不是我們發展經濟的支撐和方向，發展經濟需要實現產業升級，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高產品附加值，把傳統制造業改造為先進制造業，提高核心競爭力。“劉易斯拐點”是形成一個健康的勞動力市場的良好契機，它將擯棄此前不論有多少新增就業工資都不會漲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在這一拐點后，勞動供給不再無限、工資上漲、人均收入得到實質性增長，這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經濟發展模式。(作者單位：廈門大學人口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