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不平衡產生的原因和對策

　　實現中美雙邊貿易相對平衡的基本條件是促進貨物、服務和投資的自由貿易。沒有雙邊的自由貿易，就不可能實現雙邊貿易持續的相對平衡

　　文/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陳東琪

　　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貿易不平衡成為一種常態，各國能夠做的只能是控制不平衡程度，實現相對平衡。目前中美貿易不平衡程度較高，基本特征是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逆差。在全球產業鏈和分工體系的快速變革中，雖然過時的國際貨物貿易統計體系放大了中美貨物貿易的不平衡程度，但仍然存在較嚴重的不平衡。實現中美雙邊貿易相對平衡的基本條件是促進貨物、服務和投資的自由貿易。沒有雙邊的自由貿易，就不可能實現雙邊貿易持續的相對平衡。

　　一、從全球化看中美貿易發展的現狀

　　世界各國之間的貿易從來就不是絕對平衡的，即使經濟全球化對各國貿易流量分布有某種均衡效應，也不可能形成各國同時滿意的絕對平衡格局，國際貿易不平衡是一種常態。從1985年到2005年，世界主要國家貨物進出口貿易增長5.8倍，各年逆差呈現逐漸增加趨勢，總額從756.5億美元增加到3600億美元。這說明，全球化并沒有停止國際貿易的不平衡趨勢。

　　全球化既使貨物貿易流量快速增長，也使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勢頭。隨著全球需求結構變化，在產業發展中，依賴土地、地礦和能源資源的農業和工業所占比重逐漸下降，依賴知識、技能和其他勞動服務的比重逐漸提高。隨著全球產業鏈和產業分工的重新調整，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不斷擴大，資本流動由單向(發達國家的過剩資本流入到發展中國家)向雙向(資本既從發達國家流入發展中國家，又從發展中國家流入發達國家)變化。在這種形勢下，衡量各國之間的貿易是否平衡不能沿襲傳統的貿易思維，不能只看貨物貿易流量的變化，還要看服務和資本貿易流量的變化。

　　中國“入世”以來，中美之間的總體貿易格局一直表現為“交互逆差”或“交互順差”。就是說，雙方中的任何一方既不是單純的順差，也不是單純的逆差，而是既有順差又有逆差。在貨物貿易方面，中國是順差，美國是逆差;在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方面，美國是順差，中國是逆差。

　　去年，美國對華的貨物貿易逆差按美方口徑為2325億美元。在這個數字中，實際上有大約60%是由美國公司或其他第三國(地區)企業在中國加工出口的產品,這是在中國的美國資本獲取利潤的載體。如果將這部分剔除掉，那么美國對華貨物貿易的實際逆差就只有1000多億美元。如果將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考慮進來,近幾年美國對華的“總體貿易逆差”實際上明顯低于美國媒體宣傳的數字。

　　隨著“入世”過渡期結束，今年以來中國不僅擴大了工農業等實體性產業的市場開放，外商在這些領域的股權投資門檻大幅度降低，而且也加快了金融、保險、科技信息、公用事業和其他服務領域的市場開放，比如允許外商以QFII方式進入資本市場，增加包括吸收人民幣存款在內的銀行業務，允許外商投資交通設施和公用事業等等。預計今年美國對華的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的順差將會顯著增加，從而美國對華的“總體貿易逆差”也會明顯減少。

　　二、中國貿易快速增長:誰是貢獻者？誰是受益者？

　　中國近30年對外貨物貿易增長經歷了從逆差到順差的周期性變化。從1978年到1988年的11年中共有408.5億美元貿易逆差。這個階段快速進行進口替代，以非常低廉的價格換取價格高昂的制造技術和設備。隨著進口替代帶來生產能力的提高，技術進步加快，進出口貿易結構逐步改善，貿易體制改革增加外貿活力，要素生產率提高，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被迫選擇出口導向戰略，促使進出口貿易出現了由逆差向順差的轉換。

　　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引擎。近5年，中國貨物進出口貿易年均增長28%，占世界貿易比重從3.6%提高到7.7%。中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給世界市場提供了價廉物美的商品，使歐、美、日等主要貿易伙伴獲得了類似于上個世紀60年代“高增長、低通脹”的成就。把工廠搬到中國的美國公司，利用廉價的土地、勞動力、緊缺資源和巨大的需求市場，獲得了巨額利潤。而中國以寶貴的資源和環境為代價在全球產業鏈的加工、組裝環節只是賺了一點加工費和勞務費，掙了一點辛苦錢。

　　在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融入世界市場體系的過程中，中國不僅實現了出口貨物貿易快速增長，而且也使進口貨物貿易保持持續強勁增長的勢頭。從2001年到2006年，中國的貨物進口額從2435.5億美元增加到7916.1億美元，5年增加2.25倍,年均遞增27%;中國的貨物進口額占世界貨物進口總額的比重從3.35%提高到6.81%。在這個基礎上，今年頭4個月的進口增長速度仍然接近20%。可見，中國不僅為世界創造了價廉物美的供給市場，也為世界創造了容量巨大的需求市場，為美國和其他貿易伙伴創造了很多的就業機會。對外貿易快速增長，中國既是貢獻者，也是受益者，而中國的貿易伙伴是更大的受益者。

　　但應當客觀地看到，在勞動力供給處于高峰時期，中國這個巨大的進口市場需要有強勁的出口市場來支持。如果外部力量對其出口市場過分限制和打壓，就有可能打破中國進口高速增長的慣性。其結果，既會損害中國的利益，也會損害中國貿易伙伴的利益。

　　三、中美貨物貿易不平衡是多個原因造成的

　　從2000年到2005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占全球貨物貿易逆差的比重從8.83%提高到28.33%，而同期德國和日本的貨物貿易順差占全球比重從56.52%提高到76.75%。實際上，歐洲和中國以外的亞洲經濟體是美國和世界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地。

　　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女士和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羅奇教授，對美國貿易逆差的解釋比較符合現實。巴爾舍夫斯基女士指出，美國逆差“是多個原因造成的，并不僅僅由匯率決定”，“美國人消費欲望過于旺盛”，沒有儲蓄的習慣。羅奇教授也說:“美國貿易的真正的問題在于投資與儲蓄之間的失衡”，“進口飆升更多是美國所處在的國內消費過剩特殊時期的產物”。他們一致認為，美國人的過度消費和儲蓄不足造成了過度進口和貿易逆差。

　　造成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原因，既有外因又有內因，相對于外因，內因起主導作用。這個內因，除了“過度消費引起過度進口”以外，還與“美國的市場不夠開放和出口不足”有關。

　　第一，面對全球產業結構和全球市場格局的變化，美國沒有主動調整過時的貿易戰略和政策，而推行“出口保護主義”和“市場限制主義”，限制能源資源、高端技術和科技產品的出口，甚至對中國繼續采取一些違背WTO精神的歧視性措施和禁售。這樣做的直接結果是讓那些政策彈性較大的國家如德國可以獲得更多的對華出口，美國對華出口的一部分被德國等國家獲得，這種“國家賣方競爭”無疑會對美國產生“擠出效應”，減少美國的出口機會。

　　第二，面對全球化浪潮，美國“害怕與貧窮國家競爭”，“提高準入標準進而提高外國企業的成本，以削弱外國企業的競爭力”。比如，在能源、航空、農業和先進制造等領域，美國對外國特別是中國資本的限制有增無減。這樣做的結果是可出口商品減少，使得美國在全球出口總規模中的相對比重降低。

　　第三，美聯儲在較長時期內實行膨脹性貨幣政策，以低利率方式創造過剩的美元流動性，從而人為地造成美國資產升值和“財富效應”。在貸款利率很低的情況下，理性的美國人當然愿意大量刷卡消費;在財政債券融資利率很低的情況下，財政部會不加節制地發行公債以滿足五角大樓的支出需要。在美國國內中低端產業出現空心化的背景下，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美國消費品和公共投資品需求無限制擴大，它們中的很大一部分要靠進口來滿足。

　　第四，美國用超額發行的美元紙幣大量購買并囤積石油和其他稀缺程度較高的物資，加劇了內外需失衡。近幾年，美國和全球市場存在一個重要的循環:美國石油儲備增加-全球石油漲價-美國囤積更多的石油……石油儲備不斷增加和油價上升，必然花費越來越多的美元，使美國進口額顯著增加。

　　第五，無節制的對外戰爭和全球擴張使得美國政府的公共開支不斷膨脹。2004財年聯邦財政赤字達到歷史最高紀錄的4130億美元，去年仍然高達2482億美元。政府公共開支膨脹必然造成公共品需求膨脹，在國內一般公共品供給增長一定的條件下，只有靠進口來填補供求缺口，從而擴大對外貿易赤字。

　　在分析中美貿易不平衡產生的原因時，中美雙方都應當采取客觀而又理性的態度，應當更多重視像巴爾舍夫斯基女士和羅奇教授這樣的務實人士的看法，找到妥善解決的方案。只有這樣，才能取得雙贏的良好效果，并繼續推動中美貿易健康快速增長。

　　四、解決中美貿易問題，美國和中國能夠做什么？

　　美國如果把雙邊貿易不平衡的原因簡單地推給對方，不重視自己的內因，不重視控制本國的過度消費和過度進口的欲望，不努力擴大市場的對外開放和增加出口，不僅對對方不公平，而且也會使貿易不平衡問題更加嚴重。因此，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最好途徑是雙方共同致力于消除產生這些問題的因素，在雙邊市場共同促進自由貿易。

　　美國方面應該控制過度進口，實現自由出口。控制過度進口的首要措施是: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削減美元在全球的供應量和流動性;提高國民儲蓄率，逐步扭轉投資和儲蓄失衡的格局，限制高負債下過度的私人消費;緊縮聯邦政府開支，特別是通過改變全球擴張戰略緊縮美國在全球的軍費開支，國會應當停止不斷放寬債務發行限額標準的做法，嚴格限制國債發行，減少政府在高負債下過度的公共消費。只要家庭赤字和政府赤字控制住了，促使家庭和政府均做到收支基本平衡，不斷改善消費和儲蓄的關系，就可以為解決貿易赤字問題提供基本保障。

　　為了擴大出口，美國需要調整與全球化和WTO規則不夠和諧的貿易政策和體制，修改已經不合時宜的國內貿易法案，擴大產業和技術市場的對外開放。在中低端制造業和一般加工業不斷向外轉移的背景下，美國的優勢產業越來越縮小在“產業寶塔”的尖端位置上，比如高端信息技術工業、現代軍事工業、航天航空和鐵路交通業、新能源產業、生物制藥產業、環境保護以及金融和保險等現代服務業等。如果美國全面開放這些產業和市場，并實現出口貿易的自由化，可望為解決美國貿易問題做出直接貢獻。

　　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在理論上可以緩解中美貿易問題，但實際效果甚微。從2005年7月21日到今年5月25日，人民幣兌美元累計升值超過8%，但這期間中國對美順差或美國對華逆差并沒有減少，這說明匯率

人民幣升值和順差減少并沒有明顯相對的關系。正如羅奇所說，匯率調整不可能解決中美和全球的貿易失衡問題，“匯率絕非當前全球失衡的‘靈丹妙藥’”。

　　中國方面應該從內外兩方面采取措施。對內主要是:逐步調整國民財富分配的政策和制度，特別是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工資和農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改善消費與投資和儲蓄之間的關系，逐步改變工資增長慢于利潤增長、政府稅收增長和GDP增長的現實狀況，給中低收入者減稅，逐步降低國民儲蓄率，促使全社會消費需求持續較快增長。對外主要是:適當擴大進口，合理控制出口，促使

人民幣匯率水平漸進提高以實現其合理均衡。擴大進口的重點是增加政府采購，增加有利于緩解國內能源資源供求矛盾、改進經濟結構、促進自主創新的資源和技術產品的進口。合理控制出口的重點是進一步調整出口導向政策，繼續較大幅度降低高能耗、高污染和資源加工產品的

出口退稅率，加強其出口資質管理，嚴格限制出口擴張勢頭。今年以來，為了實現“減順差”目標，中國政府多次派采購團到美國直接采購商品和技術設備，增加即期進口;對農、林、畜牧、漁、煤炭開采等81個行業實現鼓勵技術引進的政策，擴大長期進口;對高能耗、高污染和產能過剩行業降低出口退稅率或提高關稅稅率，限制過度出口。從煤炭進出口貿易最新變化情況來看，這些措施的效果正在逐步顯現出來。

　　隨著中國人的消費能力不斷提高，未來中國高端商品市場規模將快速擴大，金融、保險和信息等服務業發展進入“快車道”，節能環保產業的拓展需要引進先進的技術，而美國在這些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優勢，它可以搭上中國這輛“快車”，增加美國的對華出口。但要達此目的，美國應當更加開放對華出口市場，清除對華出口貿易的所有歧視性條款.特別是解除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等方面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