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憲容

　　從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經濟數據來看，上半年CPI上漲3.2%，6月份CPI上漲4.4%。在政府部門看來，上半年CPI變化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呈現出結構性上漲，主要原因是由于食品價格上漲所帶動，而工業品價格和服務價格基本穩定。如果控制得當，不會引發全面物價上漲。當然，他們也指出，一旦食品價格上漲得不到很好地控制，出現以房屋銷售價格的疊加及其相互地作用，居民消費價格上漲的壓力還比較大。

　　對此，有幾個問題值得思考。首先，為什么國內農產品價格一上漲就有人來質疑？其實，這是沒有道理的。隨著國內外各種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國內農產品價格上漲也是必然，而且這正好是農民增收的有效途徑。因此，政府不要人為地來壓低農產品的價格。

　　更有人說，如果從核心CPI(即不包括食品和

能源成本的CPI)來看，目前中國的CPI上漲應該是很平穩的。但是，這些人是否想過，中國CPI指數體系與發達市場體系下的CPI體系是差異甚大的，用兩個不相同的東西作比較，意義并不大。

　　目前，國內的CPI指數統一執行國家統計局規定的“八大類”體系，即指數的構成包括食品、煙酒及用品、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居住等八大類，每個大類中又包含若干個具體項目，總共有300多項。其構成權重分別是食品34%；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14%；居住13%；交通通訊10%；醫療保健個人用品10%；衣著9%；家庭設備及維修服務6%；煙酒及用品4%。

　　美國的CPI包括200多種各式各樣的商品和服務價格的平均變化值。而這些商品與服務也分為8個主要類別及不同的權重。如住宅(42.1%)、食品和飲料��15.4%　、交通運輸��16.9%　、醫療��6.1%　、服裝��4.0%　、娛樂��5.8%　、教育和交流��5.9%　、其他商品和服務��3.8%　。

　　盡管中美CPI在大類及所包括的商品與服務上差異并不大，但是實際上權重構成卻差異很大。如美國CPI權重最大的住宅及交通運輸，其比重達59%，但中國這兩類商品及服務的權重僅為23%，兩者所占的比重僅及美國的38%；而中國CPI中權重最大兩類是食品與娛樂，其權重達到48%，但是在美國這兩類商品及服務的權重只有21.2%。

　　還有，中國的CPI商品及服務的權重確定、修正是不透明的。而美國的CPI商品及服務的權重則是通過成千上萬的家庭和個人調查他們在早兩年買了哪些東西而確定的。這些權數每兩年要修正一次，以使得它們與人們改變了的消費偏好相符合。比如，美國2007年1月的CPI中各個類別的權數就反映了2004年和2005年兩年中美國居民的消費傾向或模式。

　　中國的CPI編制系統從1950年就開始。但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的計劃經濟下的經驗與歷史數據對后來市場化的數據與經驗基本上是斷裂的，完全不同經濟體制下的數據比較是沒有意義的，其連續性的意義不大。還有，即使是1978年到2007年近30年的時間里，整個經濟制度、經濟條件、經濟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官方的CPI數據編制的滯后與非科學性早就是不爭的事實。特別是，目前中國的CPI僅是根據1993國民經濟計算體系編制的，它與現在的居民消費模式已經有很大的差別了。

　　美國CPI的編制程度不僅公開透明，而且也十分細化、具體。比如，每個月的前三周，美國勞工統計局的人員會對大約23000個零售商和87個城市的其他商業機構進行電話采訪。有8萬多種商品及服務的價格被收集，每個月都會分析相同的商品與服務。而核心CPI的設定只是為了減少統計中的噪音。同時，在收集到原始數據并進行季節調整之后，職能部門還要根據兩組不同的人群來提供通貨膨脹數據，覆蓋了87%的消費者。同時，月度CPI發布也描述全國不同地區價格變化。正是這樣一個覆蓋廣泛、原始及細化、科學的數據收集及編制體系，美國的CPI才能真正地反映居民消費品及服務價格的變化，并使得美國的CPI指數體系真正成了家庭、企業及政府投資、消費、制定政策的有效工具。

　　為什么目前城市居民消費比重較大的教育、醫療保健、住房、通訊與交通等無法充分反映在中國CPI編制與權重中呢？一種不能夠反映現實居民消費生活的CPI指數編制，不僅其對經濟生活的解釋力容易弱化，而且也容易導致企業、家庭及政府決策失誤。近幾年來，我一直在強調目前國內許多經濟問題之癥結，是低利率政策所導致的結果。一是政府管制下的銀行利率嚴重低于民間信貸市場利率；二是中國的利率水平與名義GDP增速嚴重偏離(一般來說，兩者基本保持一致，即正相關；但中國利率水平與名義GDP負相關，相關系數負60%以上)；三是美國與中國同時在2004年開始加息，美國上升了17次，而中國經濟增長比美國要快幾倍，但中國利率只升5次半，不及美國升息的三分之一；四是由于中國經濟繁榮，企業利潤率高達20%以上，

房地產行業的利潤更是很高，但是目前國內銀行利率水平與其他資本及企業的投資回報率嚴重背離。因此，如果不改變國內銀行的低利率政策，種種扭曲的經濟行為要得到調整是不可能的。

　　現代央行貨幣政策調整已經不是那種逆風而動(即根據已經出來的經濟數據出臺相應的貨幣政策工具)傳統思維，而是采取中性的貨幣政策(即盡量減少貨幣政策工具的出臺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更強調的是前瞻性)，所參考的數據并非僅是CPI的變化(還包括資產價格的變化)。因此，從目前中國的CPI體系的質量來看，問題重重。我們只要看國家統計局在《中國經濟景氣月報》所公布城鎮居民家庭消費性支出的數據，就知道其中的數據與實際有多少脫節。如2006年居民的居住消費為904元(包括房租、水電、物業費、房屋修理等與居住有關的消費，自己購買房子也要算虛擬房租)、交通和通訊1147元(包括個人汽車消費、

出租車費、火車飛機等于交通工具出行費用，手機、家用電話、上網、短信等)。在此，不要說現在國內CPI體系的權重不合理，就是以這樣完全脫離實際的居民消費支出來計算CPI，得出什么結果也是可想而知了。

　　總之，重構中國CPI指數體系早就勢在必行了。可以說，舊的CPI指數體系的結束也意味著中國“高增長、低通脹”局面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