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清泰

　　“十一五”規劃第一次將節約資源與計劃生育等并列為“基本國策”。這是一項重大政策調整。2006年第一次將降低能耗強度和污染物排放作為“約束性指標”列入年度規劃。盡管有多種原因，但這項任務沒有完成。

　　在盤點第十個五年計劃輝煌業績的時候，我們發現，在增長速度、投資規模、進出口總額等“量”的擴張方面，都是以較大的比例超目標增長；而在結構優化、技術進步、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直至體制改革等改善經濟質量方面的目標，很多卻沒有實現。種種跡象表明，現在還在重復“十五”計劃的情景，即量的指標全面超額，而質的轉變卻比較遲緩。這種情況已經引起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關注。

　　中國長期維持資源密集、投資密集、勞動密集和高污染增長方式的重要原因，是生產要素低價格政策和環境監管不到位提供了“資源依賴型”發展環境。能源低效率是這種發展模式最重要的特征。按照一般規律，資源需求增加，資源價格上升，各個市場主體要么提高資源效率，要么尋找替代資源，要么放棄資源消耗量大的產業或生產方式，使過量的資源需求受到抑制。同樣，有效的環境監管迫使企業環境成本內部化，越來越高的環境成本迫使企業要么投資治理污染，要么采用新工藝實現清潔生產，要么退出高污染行業，使環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伴隨這一過程，就是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

　　現在，資源環境的壓力已經變得十分強勁。例如土地資源稀缺的壓力、能源價格上漲的壓力、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壓力、

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水和礦產資源稅費價上調的壓力、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以及人民幣升值、國際反傾銷等的壓力都在迅速上升，能量在不斷聚集。但這些壓力大多隔離在了政府層面，沒有及時轉變為價格信號向社會傳遞。當各地政府和企業依據扭曲的經濟信號各自決策時，就不斷地重復出現土地管理失控、投資過熱、高耗能產業和產品快速增長、環境惡化等突出矛盾�，F在，企業可以輕易獲得廉價生產要素，環境監管也不到位，利潤還在增長。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地方還是企業，誰也不會平白無故地“轉變增長方式”，誰也不愿冒險技術創新。在資源的低價政策下，誰多消耗了資源誰就多分享了經濟利益；在環境監管不到位的情況下，哪家企業認真治理污染，就會降低自己的競爭力。

　　實踐“節約優先”、“環境友好”、“建設

節約型社會”等這些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離不開政府的努力。為實現“十一五”的能源環境目標，政府應以政策工具調控市場，以強大的市場力量“逼迫”市場主體選擇節能環保的發展模式。就“經濟政策節能”方面，至少有以下幾點是值得注意的：

　　1、工業化、城市化是對能源需求最旺盛的時期。如果說這一發展時期能源需求高增長帶有客觀必然性，實際上發達國家都曾經歷了這一過程的話，那么對能源的高需求與低效率相疊加則是不能容忍的。不能以“重

化工業階段”掩蓋能源的低效率。這是政策不到位、結構不合理和技術低級化三重作用的結果，是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解決的問題。

　　2、降低能耗強度的根本途徑是改善產業結構和提高能源效率。實際上政府早已看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重要性，但多數市場主體依然沿著高消耗、低效率、重污染的道路前進。實踐證明，我們有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但不改變“資源依賴型”發展環境、速度導向型增長方式，就不能建立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機制。

　　3、“十一五”《規劃綱要》第一次“把節約資源作為基本國策”，提出“從源頭上防止污染和保護生態”、“實行有利于資源節約的價格和財稅政策”、“實行燃油稅”等�！毒V要》還提出未來五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20%左右的目標，可見政府推進可持續能源戰略的決心。驅使國家下定決心的是能源的稀缺性和環境遭破壞的程度。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全社會的行動，但各個市場主體的行為主要受經濟力量的驅動。

　　4、面對能源環境的嚴峻形勢，通過分解節能指標、嚴格政績考核是實現節能目標的一種重要措施。但面對不同企業、不同產業、不同地區的極其復雜狀況，以政府人員的判斷層層下達指標，很難做到科學合理。過度使用行政性工具，不僅有技術難度和增加管理成本，而且會帶來社會不公，還可能制造假象和傷害經濟發展。重要的是使政府的政策，包括價格、技術標準、法規、經濟激勵等措施，通過市場起作用，著重建立全社會的節能環保機制，實現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5、市場主體的節能環保，是一種經濟行為；實現節能目標，要素價格和環境監管起著關鍵的作用。按現有要素價格，低效企業利潤還在增長的情況下，無論是調整結構，還是節能降耗都很難進行；當要素的市場價格使那些低效率的產業和企業無利可圖時，轉變增長方式就將成為市場主體必然的選擇。因此，生產要素價格通過市場充分地反映稀缺程度和嚴格的“環境成本內部化”監管、輔以稅費的激勵，是實現節能環保目標最重要的經濟驅動力。

　　轉變增長方式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沒有強大的經濟驅動力，誰也不會為之所動。優越的環境會助長惰性；危機的形勢才會調動人們的潛能。1973年世界石油危機，對于能源對外依存度超過90%的日本，是巨大的打擊。但日本企業潛心開發節能技術，不僅生產過程節能降耗取得了大的突破，而且以汽車為代表的節能產品一舉成為世界搶手貨，反而成為石油危機的一個贏家；上世紀80年代前期，短短的幾年日元升值超過40%。對于外貿依存度很高的日本企業是巨大的挑戰。結果，一批企業倒閉了，但產業結構迅速調整，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國家競爭力反而上了一個新臺階。這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

　　(作者為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來源：《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