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江 長江商學院教授，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卡爾森學院教授ywang@csom.umn.edu

　　當前的財政，至少有三大問題，使之不能最有效地促進社會和諧，為經濟與社會的科學發展服務。

　　問題1：自我膨脹過快。從1993-2005年的13個年份中，國家財政名義收入每年增長都超過了14%，其中6年增長接近或超過20%，5年超過15%。更能說明問題的是，這一時期，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的10%稍多，增加到2005年的超過17%，2005年后更是直逼20%。

　　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和自我膨脹的速度，大大超過了整個經濟發展的速度，其所反映的趨勢是，大政府愈大，小社會愈小，政府與民爭利，錢袋子快速膨脹、民眾從經濟發展中獲益相對減少。

　　問題2：財政支出以GDP和自我為中心。財政收入增加后，國家在教育、扶貧、社保、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雖然有所增加，但這些支出在財政支出總額中所占比重仍非常小。比如，國家2005年撫恤和福利支出的總和為716億元，占整個財政支出的2.1%，加上政府的社會保障補助支出1817億元和各種價格補貼收入不足1000億元，三項支出的總額約為3530億元，僅占當年整個財政支出33930億元的10.4%。同年，國家的經濟建設費為9317億元，國家行政管理費(即政府為維持自身運作所花的錢)為6512億元。從1993至2005年，國家的撫恤和福利這項支出增加了9.5倍，同期行政管理費支出則增加了10.26倍。

　　這些數字說明，當前財政不僅是大政府財政，而且是以GDP和自我為中心的大政府財政，而非發達國家那種福利型大政府財政。因此，雖然財政支出在大幅度增加，但關系到社會和諧的，與千千萬萬老百姓生活有著重大關系的很多問題，均非政府財政關注的重點。難怪老百姓總在問：我納稅的錢都干嘛了？

　　問題3：中等收入者稅負過重。世界發展的經驗說明，中產階級是保障和促進社會和諧與發展的最重要的社會力量，中產階級的發展和壯大，是社會進步的體現，也是社會不斷進步的保障。當前中國

　　我們且將個人所得稅自我申報的起點，即個人年收入12萬元，作為中國中等收入的參考。當前中國獲得這個收入上下和數倍之內的人，都是誰呢？是保證中國大中小型國企、民企、上市公司有效運營的管理者，是掌握著知識、科學、技術、文化、藝術、從事科研、教學、培養未來各種各類人才和國家棟梁，是國家重大政治、經濟、軍事問題的決策者。這些人是國家最寶貴的財富，是中華民族知識、技能、精神和文化的載體，他們決定著民族命運，代表了民族未來。

　　這些人在承擔著巨大責任的同時，以12萬元左右或稍多的年收入過日子，其實并不寬松。在這個收入水平的人，即使完全不儲蓄，每月1萬多元上下的可支配收入，要滿足飲食、住房、出行、子女教育、自己進修提高、醫療、保險等基本需要。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樣的高消費地區，這些基本需求恐怕是要認真計劃、精打細算才能做到的。實際上，僅一輛私家車和稍微體面的住房兩項開支，很可能就占去了月支出的大部分。因此，20%或更高稅率的個人所得稅，對這個群體來說，會形成沉重的稅負。加上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中，沒有減免和退稅這些補救和緩沖措施，中等收入者所承擔的稅負，顯得更加實打實、沒有松動和緩沖的余地。

　　當然，中國有很多人年收入還遠遠低于12萬元，這使得一些人認為，為了縮小全社會的收入差距，中等收入水平的人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多交點稅，也是應該的。這個觀點貌似有理，實則包含了諸多誤導。

　　首先，中等收入者的責任和貢獻，其生活地區的消費水平，以及他們工作、學習性質所決定的基本需要，比如時間的價值和由此帶來的對交通工具的需要，與低收入者是完全不同的，二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不能簡單地用貨幣收入的差別來衡量。

　　其次，在中等收入者總體來說日子并不寬松的前提下，縮小低收入與中等收入差距的正確理念，只能是設法“拔高”低收入者，而不是“削低”中等收入者。而要盡快拔高低收入者，正需要借助中等收入者的知識、技能和決策。

　　再次，造成當今中國收入極其不公的，不是中等收入者，而是那些通過腐敗和權錢交易一夜暴富的人。將調節收入分配的重點，放在減少中等收入者的收入上，可以說是南轅北轍。

　　最后，在自我為中心的財政體制下，中等收入者的錢轉到了政府的口袋里，并不等于低收入人群會得到相應的好處。從前面介紹的當前財政支出的結構來看，中等收入者稅負的增加，更可能是財政自我消費的增加，是形象工程、大型項目開支的增加，而與此相對應的，往往是腐敗的增加和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平等。如果面對這樣的情況，再進一步增加對中等收入者的稅收來調節收入分配，財政則在調節收入分配的口號下，完成了一個壓制中等收入者，同時導致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的惡性循環。

　　針對以上問題，要體現科學的發展觀，更加有效地促進社會和諧，幫助低收入人群，調節收入分配，當前財政應該在三個方面實行根本改革：

　　一是自身改革。改變當前財政超前膨脹、自我中心的特點，實現自我約束，或通過人民代表大會立法的手段，限制財政收入增長的速度，同時在財政支出中，把大部分錢花在直接為老百姓，特別是低收入群體辦實事上，而不是把這部分社會責任轉嫁給中等收入者和企業。

　　二是增加對那些特別高收入者的實際稅收，把調節收入分配的重點，放在這部分人身上。

　　三是通過提高起征點、降低稅率、建立必要的減免和退稅制度，減輕中等收入者的稅負，使這個群體能夠更快更好地成長與壯大。

　　中等收入者稅負的增加，更可能是財政自我消費的增加，是形象工程、大型項目開支的增加，而與此相對應的，往往是腐敗的增加和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平等。如果面對這樣的情況，再進一步增加對中等收入者的稅收來調節收入分配，財政則在調節收入分配的口號下，完成了一個壓制中等收入者，同時導致收入差距卻越來越大的惡性循環。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