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兩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合作潛力是巨大的。當然，中美之間存在的矛盾和沖突也不容忽視。但是，在這些矛盾和沖突中，匯率問題并不是最重要的。美國過分關注人民幣匯率問題，是瞄準了一個錯誤的目標。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與否，對美國的經濟利益沒有顯著的影響。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美之間存在很多需要迫切加強合作的領域，如果美國過分關注中國的匯率問題，會妨礙兩國在更重要、更寬廣的領域進行合作。

　　美國之所以關注匯率問題，主要的理由是：(1)美國日益積累的貿易逆差達到了不可持續的狀態。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增長迅猛，因此有的美國人懷疑中國刻意保持匯率低估，有低價傾銷出口商品的嫌疑，中國的出口導致了美國貿易逆差擴大。(2)美國制造業的就業狀況一直不容樂觀。即使是在過去幾年美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其制造業的失業率還是居高不下，這引起了很多美國工人的不滿。有些美國人聲稱，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競爭導致了美國人失去就業機會。由于中國的出口產品主要是制成品，所以很多美國人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搶走了美國工人的就業崗位。

　　然而，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的經濟學家，都無法認同這些觀點：(1)從美國貿易逆差的來源來看，2006年起石油出口國已經超過了東亞，成為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確實有所增加，但這主要是由于原來東亞國家和地區出口到美國的產品轉移到中國來生產，只是美國進口的來源地發生了調整，對美國貿易順差規模的擴大并沒有影響。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在對美國出口擴大的同時，還進口了越來越多的美國產品。中國從美國的進口，從1995年的161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487億美元，增長了202%，與此同時，日本從美國的進口減少了13%。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美國貿易逆差的擴大是因為美國的國內儲蓄率太低，換言之，是美國國內的宏觀失衡導致了其外在的貿易失衡。(2)貿易逆差沒有導致失業率增加，恰恰相反，美國貿易逆差較多的時候，失業率相對較低。這是因為，貿易逆差意味著內需旺盛，反映出國內經濟處于繁榮時期，就業機會自然較多。當然，美國制造業的萎縮、制造業就業崗位的減少是不可否認的，但這是美國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結果。美國是最早進入后工業化社會的國家，居民的消費結構中服務品所占比重增加而制造品比重減少，這樣的消費格局的變化導致了經濟結構的轉變，服務業興旺而制造業衰退，這才是導致美國制造業就業機會減少的根源。

　　如果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美國會從中獲利嗎？不會。人民幣大幅度升值會減少中國的對外出口，但是不會減少美國的進口。美國從中國進口的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其價格彈性并不高，也就是說價格的高低不會影響其消費的多少。

人民幣升值之后，美國人可能會轉而購買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如果這些國家的產品比中國產品的價格更貴，美國的貿易逆差不僅不會減少，反而會擴大。如果生活必需品的進口價格提高，勢必會擠占美國人的其他消費支出，可能會減少國內總需求，失業狀況會更加惡化。中國出口銳減后，經濟增長也會放緩，對美國產品的進口也會減少，同樣不利于美國減少貿易逆差，同樣會導致美國就業狀況惡化。由于美國有大量在中國的直接投資，人民幣的大幅度升值會影響這些美國投資的贏利狀況、減少美國對外投資的利潤匯回。由于中國人民銀行的負債主要是人民幣計價，資產卻有一半以上是美元計價，人民幣升值會導致人民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惡化，中國可能被迫拋售其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導致美元急劇貶值。事實上，人民幣不升值更有利于美國：一方面，美國從中國進口了廉價的產品，在把這些產品的生產轉移到中國的同時，也把生產這些產品過程中對資源和能源的消耗、對環境的污染轉移到了中國；另一方面，中國對美國出口產品之后，外匯儲備相應增加，中國的外匯儲備中仍然以美元資產為主，尤其是中國持有大量美國的國庫券，這相當于為美國的貿易逆差進行了融資，有助于維持美國的低利率和穩定增長。最近幾年，包括俄羅斯、瑞士等國家紛紛調整其外匯儲備的資產結構，大量減持美元，中國仍然保持著美元為主的資產結構，這對維持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是一種極大的支持。

　　中國政府根據自己的國情，已經確立了逐步調整

人民幣匯率政策的目標。這是一個綜合的政策組合：(1)人民幣會逐漸升值；(2)人民幣匯率制度會從過去的釘住美元匯率制度轉為真正意義上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3)逐步建立一個有效的外匯市場，通過市場供求反映匯率水平。中國政府之所以要考慮調整匯率政策，主要是考慮到：(1)釘住美元匯率制度會影響到中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2)匯率低估不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出口部門可能會出現惡性和低水平的競爭。

　　必須強調的是，匯率政策改革是中國政府調整發展戰略的宏大計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不能忽視其他政策措施，過分強調匯率政策改革本身：(1)匯率政策改革本身無法解決中國的貿易順差。中國的出口產品對匯率缺乏彈性，即使人民幣升值，也無法立竿見影地減少中國的出口。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貿易順差基本上是由加工貿易創造的，而加工貿易對匯率變動并不敏感。根據日本和中國臺灣省的經驗，即使本幣持續升值，順差仍然可能繼續存在。(2)匯率政策改革本身也無法糾正中國的產業結構失衡。匯率是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因此匯率調整會有助于非貿易品的發展，這從理論上講是完全成立的。但是，中國服務業的不發達還有其他原因，如基礎設施投資不足、人才缺乏等，所以單靠匯率調整是無法撬動產業結構調整這樣一個巨大的目標的。

　　匯率改革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匯率改革卻是萬萬不能的。匯率改革是對價格的調整，價格會影響到資源配置，因此匯率改革是其他改革的催化劑。基于這樣的考慮，中國政府在匯率改革方面是有決心的，也是有自己的全局安排的。美國不能把匯率改革的任務簡單化、政治化。如果把匯率改革簡單地等同于人民幣升值，那么就會忽視更重要的改革目標。人民幣升值的幅度究竟需要多大，完全取決于其他配套改革的進展程度，沒有人能夠確定是否是合適的升值幅度。一個外國政府，通過一種政治程序，要求中國政府改變一種重要的價格變量，這才是違反市場經濟原則的。這種做法在政治上也是不明智的。

　　美國政府對中國匯率政策的關注還表現在要求中國擴大人民幣日交易波動區間，擴大人民幣日交易量。這也是中國政府匯率政策調整的一個方面，而且，從2005年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逐漸擴大，尤其是出現了雙向的波動。這種雙向的波動非常有利于打擊市場上對人民幣的投機，因為對人民幣的投機是基于人民幣必然升值的單邊預期。如果市場上對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出現了雙邊預期，有人預測人民幣升值，有人預測人民幣貶值，央行就有更加靈活的政策操作空間。但是，由于人民幣匯率長期保持穩定，中國的外貿和國際借貸80%以上是以美元計價，外匯市場上避險工具缺乏，所以中國的企業和金融結構承受外匯風險的能力是脆弱的。提高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承受外匯風險的能力，是一個“從干中學”的進程。

　　美國要求中國采取釘住一攬子貨幣、直至完全浮動的匯率制度。這種要求是模糊而令人費解的。在匯率制度的光譜上，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制度更接近固定匯率制度這一極，而完全浮動的匯率制度則是在另外一極。中國2005年匯率改革的時候稱將以一攬子貨幣為參考，這是因為公開貨幣籃子的構成，以透明化的方式釘住一攬子貨幣是非常困難的。根據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在1973到1999年間，曾經有48個國家先后宣布采用釘住透明性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制度，但是大部分國家連續釘住的時間都不超過5年，平均的掛鉤成功率只有49%。20世紀70年代，美國單方面廢除了美元和黃金掛鉤的承諾之后，國際金融體系進入沒有統一的國際規則的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各國只能按照本國的國情選擇適宜的匯率制度。中國當前能夠選擇的匯率制度只能是過渡性的，但是未來的發展方向是逐漸擴大靈活性。

　　中美戰略對話機制是一個非常富有建設性的創新，其目的應該是消除雙方的誤解，確立具有戰略意義的目標，最大化兩國間的合作收益。將匯率問題放在日程表中的優先地位是不妥當的。要求中國在較短的時期完成長期的目標也是不現實的。匯率問題的政治化會變成中美之間一個打不開的死結，當美國糾纏在這個打不開的死結時，更重要的議題將被忽視，政治的短視會導致合作機會的喪失。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