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劉巍

　　中國經濟連續多年的高速增長，為世界經濟史再創奇跡。究其原因，歸功于改革開放后一直堅持的比較優勢戰略，似乎并不為過。

　　然行走至今天，往日被兩位數的GDP增速所覆蓋的結構性問題一一顯現。在外，有中國巨額貿易順差所帶來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中美、中歐持續不斷的貿易摩擦；在內，有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帶來的流動性過剩，股市、樓市的飛速上漲。比較優勢戰略越來越受到質疑。

　　帶著社會各界的諸多質疑，本報專訪了最早把比較優勢引入中國、并堅定擁護該理論至今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聽聽林先生對中國目前面臨的經濟問題如何看待，而這些又是否是比較優勢之過？

　　編者按：

　　上周本報刊登了對杜克大學社會學系高柏教授的專訪(2007年6月25日29版《“中國發展模式必須從比較優勢走向競爭優勢”》)。高教授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基于比較優勢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自主創新戰略的提出，以及奇瑞、華為等公司的發展，充分證明了原有發展模式已經無法進一步支撐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但比較優勢真的已經到了要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刻嗎？至少北京大學的林毅夫教授不這么認為。林認為目前中國的諸多問題是由于改革不到位、比較優勢沒有獲得充分發揮所致，所以中國未來應該根據現實情況不斷調整比較優勢戰略，以實現經濟的后發趕超。為此，本報本期特刊登對林的專訪，以饗讀者。

　　1.順差并非比較優勢之過

　　《21世紀》：比較優勢戰略曾為中國帶來改革開放后2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但現在也有越來越多人對比較優勢產生質疑，認為中國的出口導向戰略導致了經濟結構失衡，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等一系列問題，這些是不是比較優勢戰略所引發的必然結果？

　　林毅夫：與趕超戰略相比，遵循比較優勢戰略一定會使該國貿易依存度(即進出口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比較高。因為如果一個欠發達國家選擇趕超戰略，就意味著一些沒有比較優勢的、資本比較密集型的產品本應該進口，但卻要自己生產，于是進口減少。另一方面，由于國內資本有限，把有限的資本用來發展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后，就導致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得到的資本較少，發展緩慢，出口也就比較少。這樣該進口的不進口，可以出口的得不到資本，發展不起來，也會出不了，最終就導致進口和出口都明顯減少。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國在1979年之前，勞動密集型產業基本上得不到發展，進出口的比重都很小。

　　而根據比較優勢戰略，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產品就要進口，而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能夠獲得資本和其他資源，得到較好發展，所以出口也比較多。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即是如此。但是，進口或出口是內生決定于其要素稟賦結構的，而非人為拔苗助長地去增加出口，所以，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的國家雖然出口會比推行趕超戰略的國家多，但是，把比較優勢戰略混同于鼓勵出口的戰略是不正確的。

　　其實，比較優勢是比較而來的，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一個國家在可貿易的產業中，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和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應該正好各占一半，所以，一個國家如果真正地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其貿易依存度雖然會比趕超戰略下的貿易依存度高，但其進口和出口一定是平衡的，如果不平衡只會是產業結構調整時的短期現象。

　　《21世紀》：既然根據比較優勢戰略，一國進出口會基本平衡，那為什么中國現在外貿順差如此之大，難道不是出口導向型戰略導致的么？

　　林毅夫：中國現在外貿順差這么大，我想有幾方面原因。一是前一段時間投資過熱，造成生產能力過剩。

　　其次，中國貿易盈余如此之大，也與美國有關。我們知道，美國居民儲蓄率非常低，而且有財政赤字，這代表美國國內的需求過多，而國內需求過多一定會表現為貿易逆差不斷加大。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占全世界經濟的1/3，它的貿易逆差加大以后，一定會變成其它國家的貿易盈余。根據統計，美國1990年代中期，貿易逆差占全國生產總值的比重大概只有1%，但現在已經增加到6%以上。所以，必然有其他國家的貿易盈余會越來越大，其實，日本、德國在這段時間里也出現同樣的貿易盈余劇增的情形。

　　第三方面原因，有些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資本密集型產品，本應該是我們的主要進口品，但是他們除了飛機以外很多東西都對我們封鎖，這樣我們想進口就進不來；但我們出口的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不涉及國家安全，障礙較少，所以這種局面也不是由我們造成的。

　　第四，對人民幣升值的投機造成貿易盈余虛高。實際上從2003年開始，人民幣升值壓力一直很大，投機者普遍預計人民幣可能會升值20～30%，而我國資本賬戶還沒有開放，就以隱蔽的方式利用高報出口價值，低報進口價值，來投機人民幣升值。這是在任何資本賬戶受到管制的國家，當出現匯率大幅升值的預期時都會出現的情形。日本在1985～1987年日元大幅升值時期，經常賬戶盈余、外匯儲備也同樣出現快速增加。我想中國現在經常賬戶盈余如此大，這是一個主要原因。

　　《21世紀》：也就是說順差擴大并不是比較優勢或者出口導向戰略導致的，而是國內外的各種因素綜合在一起的結果。

　　林毅夫：對。如果真的按照比較優勢，沒有這些內外部因素，進出口一定是大致平衡的。

　　2.“貿易摩擦實際上是政治秀”

　　《21世紀》：比較優勢理論的一個必要假設是，國際間商品自由流動，但現實可能并非如此。尤其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其不斷增加的出口額對國際市場影響巨大，這與四小龍的出口導向戰略所引起反應不能同日而語，因而從反傾銷到施壓人民幣升值，再到反補貼，中國面臨越來越多的國際壓力。中國這樣規模巨大的經濟體，是否能復制四小龍的模式？

　　林毅夫：回頭看改革開放以后的這28年，1979年我國出口約136.6億美元，進口約156.7億美元；到2004年，出口約5933.2億美元，進口約5612.3億美元，進出口的增加幅度基本上是相當的。2005年以后，我剛才分析過因為投機資金的影響，貿易盈余數據不準。

　　綜合來看，我國出口固然增加了，給國外帶來競爭壓力，可是同時進口增加也給國外創造了市場。當然這種壓力可能會有些不同，因為我們出口的是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產品，而進口的是資本比較密集的產品，也就是說我們的出口品的就業含量較大，而進口的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就業含量相對較少。

　　說到貿易摩擦，從1995年以來，我國確實是遭受反傾銷控訴最多的國家。但實際上，雷聲大，雨點小。比如2005年我國遭遇反傾銷調查51起，占全世界反傾銷控訴案件的一半，但涉案金額才17.9億美元，只占當年出口7619.5億美元當中的0.2%。所以我想說，現在貿易摩擦問題看起來好像很嚴重，但實際上是政治秀。

　　《21世紀》：除了貿易摩擦外，現在全球經濟增長有放緩趨勢也是很多人的擔憂，中國是不是還具備當年日本崛起時有美國廣大市場帶動的情形？

　　林毅夫：如果全球經濟放緩，那也仍然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最好。首先，我們的出口產品是勞動力比較密集的，接近于生活必需品，不管收入高低總是要消費，而且，人口增長，消費就要增長。其次，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我們的產品價格會最低，競爭力最大，即使經濟放緩，市場的規模還可能擴大。第三，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面對的會是全世界的市場，而不只是美國的而已。

　　有兩個最好的例子。一個是1930年代全世界經濟大蕭條，但是在那一段時間日本的出口是增加的，為什么？日本當時出口就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另一個例子就是2001年以后，互聯網泡沫的破滅帶來美國和世界經濟放緩，但是從2001年以后我國出口一直在快速增加，為什么？因為我們出口的同樣是勞動密集型產品。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不管國際的經濟形勢如何，按照我國當前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都是最有利的選擇。

　　《21世紀》：我曾經讀過您對于競爭優勢的一些看法，記得您一篇文章中提到“與比較優勢相比，市場規模顯然不那么重要。從歷史實證來看，美國是一個大國，當然有其國內市場規模大的優勢，但是在發達國家中，也有國內經濟規模非常小的國家，比如瑞士、瑞典、比利時、荷蘭等，都是很小的國家，國內市場規模很小，但也發展得非常好”。但我想可否從另一角度理解，正是這些國家國內市場太小，才不得不依靠國際貿易，但中國國內尚有廣大未開拓的市場，同時外部貿易摩擦問題加重，中國應該如何對待國內市場和國際貿易間的關系？

　　林毅夫：既然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面對的必然會是全世界的市場，包括國內、國際的市場，國內的市場大固然有一定的好處，國內的市場小也沒有多大的缺憾。只要產品符合比較優勢，在國內、國際市場應該都是有競爭力的。

　　而且，從擴大國內市場需求的角度來看，相比而言，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國內的消費傾向也會最高，市場需求的規模會最大。首先，因為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收入分配最公平。如果采用“趕超”戰略，投資到資本密集型產業的一定是有錢人，而且資本密集的產業創造的就業機會相對較少，大量只能憑勞動力賺取收入的窮人無法進入，難以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更何況這些產業的發展需要國家補貼，補貼的錢一定是從不能投資到這個產業的人手中擠出來，而這些人恰恰又是比較窮的，于是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公平。我們知道，有錢人的消費傾向低，如果財富集中到少數有錢人手中，那么整個社會消費傾向就會比較低，市場需求就會受到限制。

　　第二，中小企業是我國最有競爭力，且能提供較多就業機會的一部分。但是在我國的大銀行制體系下，中小企業很難通過銀行融資，只能靠自我積累，這又增加了儲蓄，限制了市場需求。我國現在為什么是大銀行制？這是過去推行趕超戰略所遺留下來的，趕超一定要用大銀行才能支持大項目。

　　第三，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我國經濟才會最有競爭力，最有競爭力當然最穩定，大家也就對未來收益更有信心，于是就比較敢消費。如果我們進行趕超，經濟周期波動會很厲害。

　　最后，政府不用保護、補貼沒有自生能力的趕超企業，可以更多地以公共財政來支持社保、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的發展，這樣會進一步減少每個人增加儲蓄以自我保障的需要。

　　3.“比較優勢始終是比較出來的”

　　《21世紀》：您多次強調，欠發達國家為了實行“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必須保護和扶持這些沒有自生能力的戰略性企業，包括降低稅收、給予補貼甚至是使用扭曲價格機制等方式，將帶來不良影響。但中國面臨的現實是，為保證出口競爭力，也人為造成了價格機制扭曲，比如能源資源價格行政管制等，這不是一種人為構建出來的比較優勢？

　　林毅夫：我們現在確實存在土地價格、資金價格等被壓低的情況，但這恰恰是計劃經濟時代，為了保護和補貼不具備比較優勢的趕超產業的發展所遺留下來的制度扭曲，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我們江浙沿海那些出口企業、鄉鎮企業，一直到1990年代都是在不利的政策環境下生長起來的，哪有刻意的補貼？例如，我們資金價格是低，可是符合我國比較優勢的勞動力密集型中小企業能拿到多少資金？所以說來說去，稅收優惠、價格扭曲等是為了保護、補貼那些大的、沒有比較優勢的國企，而不是為了增加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企業的出口競爭力。

　　《21世紀》：人民幣升值速度緩慢，不就是擔憂出口企業受影響么，這不也是一種有意保護？

　　林毅夫：所有企業都是在現有的價格水平和政策環境之下進行決策的，決定雇傭多少勞動，使用多少機器設備，形成多少產能，如果突然大幅提高匯率或是投入要素的價格，許多企業會承受不了，產能會過剩，造成通貨緊縮，所以，即使要改變，也需要給企業有一定的調整時間。但無論如何改變，當前我國勞動力的成本總還是比發達國家低，我們的優勢還是在勞動力上，比較優勢永遠是比較的。

　　《21世紀》：以勞動力成本或天然資源為優勢的產業，通常都是進入門檻不高的產業，因而會吸引更多的進入者。當越來越多的企業、地區、國家被這類產業所吸引時，我們的優勢會不會日漸削弱乃至消失？

　　林毅夫：那就代表我們該進行產業升級了，事實上我們也是在不斷地升級。改革開放這20幾年，資本已經不再像1980年代那么緊張。比如深圳、東部沿海城市，現在資本已經積累到一定程度，勞動力價格也已經較高，那么這些城市就應該采取產業升級，從已經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退出。

　　比較優勢始終是比較出來的，只要比較，永遠有我們的優勢所在。比如，現在越南勞動力比我們更便宜，有人說他們會奪走我們的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但這個奪走的前提就是我們的資本比他們多。既然我們資本比較多，就不應該再做那種勞動力極端密集的產業了，如果繼續生產，反過來我們得進行補貼，可是我們干嗎要去補貼那些已經不符合比較優勢的企業呢？

　　《21世紀》：也就是說比較優勢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要素稟賦結構的改變，比較優勢也在不斷調整。

　　林毅夫：完全正確，當然會不斷調整。但在每一個階段，都仍然要堅持比較優勢戰略，這樣的經濟才能最具競爭力。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二戰后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差無幾，但經過二三十年，到了1970年代已經成為少數幾個縮小了與發達國家差距的非西歐、非北美的國家和地區。日本1987年人均收入就已經超過美國。這些國家和地區在1950年代并沒有和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去發展重工業、汽車工業等資本密集型產業，而是等積累了資金和技術，才逐漸把失去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出去，同時提高自己產業的技術和資本密集度。

　　現在的關鍵就是我們怎么樣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系，只要我們市場經濟體系是完善的，那么競爭的市場就會導致企業不斷地進行產業和技術升級。

　　4.“技術創新：能引進則引進”

　　《21世紀》：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發達國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始終占據產業鏈的高附加值一端，而廣大發展中國家處于低附加值的一端，那么如果各國都偏向于生產自己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會不會使原有的比較優勢不斷強化，發展中國家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了呢？

　　林毅夫：由于一個國家的產業、技術結構是內生決定于其要素稟賦結構的，能否趕上發達國家的關鍵在于是否能夠在要素稟賦結構上提高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是完全有可能趕上發達國家的，有幾方面原因。第一，發展中國家資本相對比較短缺，所以資本回報率會比較高，資本積累的積極性也更高。以2000年為例，經濟發展得比較好的發展中國家，資本的積累率可以達到GDP的30～40%，而發達國家的平均積累率只有22%。第二，資本積累以后，產業結構要升級。發達國家的資本積累以后，產業結構也要升級，而它們的技術只能靠自己研發，成功概率非常低。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全世界的專利都是發達國家的，但是相對于他們現有的技術存量而言，每年新的技術進步很少。資本積累時期，如果技術不進步或進步很慢，資本回報會越來越低，資本積累也會越來越慢。而我們發展中國家可以大量的模仿引進發達國家的技術，技術創新成本比較低，創新的速度快，資本積累的回報率就可以維持在較高的水平。

　　鑒于以上兩點，遵循比較優勢發展的發展中國家，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速度會快于發達國家。要素稟賦結構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后，整個產業、技術和收入水平也就可能趕上發達國家了。

　　《21世紀》：提到技術升級，我想到近兩年我國對于自主創新越來越重視，那么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看待技術引進和自主創新？

　　林毅夫：我的看法是能夠引進技術時，當然是要引進技術，這比自己研發的成本低得多。但按照比較優勢，也不見得就不需要創新。

　　首先，從國外引進的技術自動化程度比較高，不一定適合國內，所以我們需要流程創新，否則會“淮南為桔，淮北為枳”。舉一個神龍富康和本田雅閣的例子。照理說，本田雅閣檔次比神龍富康略高。我國當時和法國合資時，要求生產線全自動化，一條生產線的投資就要100多億人民幣。而本田雅閣，在日本的生產線全部都是自動化，但在中國大量用勞動力替代，結果每條生產線的成本只有20多億人民幣。可想而知，富康虧損，而雅閣盈利。所以要讓國外引進技術能在中國適應，必須要根據中國要素稟賦重新調整，有一些并不需要完全自動化，就要用勞動力替代。真正使你有競爭力的不是技術，而是成本。

　　除了生產流程上面要創新之外，有一些關于國防安全的，當然也要自己研發。還有一些我國有比較優勢，但已經沒有比我國更發達的國家在同樣產業里有比較優勢，必須自己研發。重慶的摩托車產業就是如此。

　　再者，如果整個生產鏈中，只是剩下一兩個關鍵技術人家不賣給你，這時候也需要自己研發。但只剩下一兩個關鍵技術的時候，研發就很容易了。

　　還有一些產品，國內市場很大，而且生產技術相對來講不是很復雜，創新很容易，當然應該自己創新，比如DVD。但要是像IBM或者是英特爾那樣一年研發投入40幾億美元，去開發一兩個芯片，我們現在還是做不起的。新技術不是天堂掉下來的餡餅，拔苗助長不會形成競爭力，水到渠成才會有競爭力。

　　《21世紀》：可是有些技術創新雖然在初期投入很多，但未來收益很大啊？

　　林毅夫：其實，這是觀察上的偏失造成的印象，最前沿的技術創新，有一個規律，投入非常巨大，動輒幾億、幾十億美元，而且，成功的概率很低，通常每100個項目的投入，能夠獲得過關去申請專利的只有不到5項，在申請了專利的技術中最后用在生產上，有商業價值的，10個專利中也僅有一兩項。對有商業價值的新技術創新來說，確實收益會很大，但是，把失敗的研發、以及沒有商業價值的專利的研發成本也算進去，那么，在最前沿技術研發的未來收益并不高。

　　歸納一下，我認為中國當前存在的諸多問題主要是改革未到位、比較優勢沒得到充分發揮造成的，我們對比較優勢應更加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