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前改革難點縱橫談(1)  -賈品榮

　　兩次改革的比較

　　如果把改革開放視角放在自鴉片戰爭后一百多年的大背景下考察，那么，今天的改革開放是一百年來志士仁人探求富民強國真理的發展和偉大的升華。

　　愛國運動戊戌變法始于1898年6月11日，雖然只經歷了103天，而且以失敗而告終，但它卻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中國第一次開啟思想解放的閘門。

　　今天的改革開放與一百多年前的改革運動相比，有何異同？個中意味深長，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分析。

　　意味之一：兩次改革都沖破舊的思想堤防，形成思想解放的新潮流

　　十九世紀末，為封建統治服務的思想體系頑固地壓抑著人們的心靈。“變法則存，不變則亡”，清末思想家大力抨擊封建專制統治，激發愛國熱情，倡導經世致用，成為點燃近代思想解放的火種。雖然變法被扼殺了，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思想的沖擊是無法阻擋的。“斯時智慧驟開，如萬流奔涌，不可遏抑也。”從這一意義上說，戊戌變法是對束縛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思想藩籬的沖擊，是探求真理的思想解放。

　　1978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擺脫了長期束縛人們頭腦的“兩個凡是”，擺脫使國家誤入歧途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一切從實際出發，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尊重歷史，尊重群眾，總結經驗，開闊思路，找到了一條市場化改革的道路。從這一意義上說，改革開放是不斷沖破“左”的束縛，是探求真理的思想解放。

　　意味之二：兩次改革都是為了中華民族之崛起而奮斗，都是具有深遠影響的愛國運動

　　戊戌變法是為了救國圖強而發起的。當時，康有為以平民布衣的身分連續7次上書，不顧“人微言輕”，憑著滿腔的愛國熱情，敲響亡國危險的警世鐘；梁啟超大聲疾呼：“列強環伺，國家萬分危險！”譚嗣同以滿腔熱血，為救國不惜殺身成仁，他呼吁，“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愛國先驅們以民族利益為重，不顧己身安危，是愛國主義思想的表現。

　　今天的改革開放是為了實現國家的現代化，為了擺脫貧窮落后的面貌，為了全體人民的安康與幸福，為了使中國真正立于世界強國之林，是一次反映億萬人民心聲的愛國運動。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吐露心跡：“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深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這是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的鮮明表達，是愛國主義的表現。

　　意味之三：兩次改革指導思想相去甚遠，這是兩次改革成敗的根源

　　戊戌變法的指導思想是康有為的理論。這一理論具有兩個明顯的局限：一是近代民族資產階級力量軟弱，其階級力量、階級基礎、社會物質基礎相當軟弱，這樣的社會基礎必然使資產階級改革先天不足，導致了失敗的命運；二是他們的變革理論是以傳統的“公羊三世說”同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思想相結合的產物，這套學說具有很大的主觀色彩，很多觀點易引起非議，這說明戊戌變法理論的薄弱。

　　改革開放近30年，最大的理論成果是鄧小平理論。創新則是鄧小平理論的特色。尤其是他的改革決心和務實作風，當時若沒有這種決心和務實作風，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是不可想象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開放方針是中國的重大轉折。鄧小平號召人們解放思想，他把問題提得很尖銳：“我們干革命幾十年，搞社會主義建設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工資只有四五十元，農村的大多數地區仍處貧窮狀態。這叫什么社會主義優越性？”鄧小平大聲疾呼：“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他強調要堅定不移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應當堅持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但是，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人們的認識總是要有一個過程的。在改革開放的10年，理論上的提法也仍然只講“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只講“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后來過渡到“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并重”的提法。當然，這比純粹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進了一大步，但總是在“姓資姓社”中爭論不休，核心的問題就在于不少人總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在總體上只能實行計劃經濟”。中國實行市場經濟，起決定作用的是1992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談話。他指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后來，鄧小平又指出，判斷姓“社”姓“資”，“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的講話和他的“三個有利于”的著名標準，為中國確立市場經濟掃清了道路。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將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目標確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此，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豁然開朗，市場經濟的中國開始起航。

　　改革前后的比較

　　據世界銀行提供的資料表明，世界各國GDP年均增長速度在上世紀50-60年代為4.8%，70年代3.4%，80年代2.9%，其中屬于發達國家的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增長率上世紀60年代為4.9%，70年代3.2%，80年代2.6%。

　　1960-1980年世界各國GDP年增長率(%)：中國臺灣9.6，南朝鮮9.1，新加坡8.6，日本8.0，泰國7.8，馬來西亞7.2，伊朗6.9，巴西6.9，墨西哥6.2，哥斯達黎加6.2，突尼斯6.1，以色列6.1，土耳其6.0，希臘5.9，南斯拉夫5.8，埃及5.8，菲律賓5.7，西班牙5.6，哥倫比亞5.5，委內瑞拉5.5，葡萄牙5.4，南非5.0，斯里蘭卡4.4，愛爾蘭3.9，印度3.5，智利3.4，阿根廷3.2。中國計劃經濟時期GDP的年均增長速度約為4%左右。

　　顯然，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與世界各國同期橫向比較，只是中下水平。改革開放近30年，中國保持了年均9.6%的經濟增長速度，GDP年增長速度，是改革前28年的兩倍多，人均GDP增長速度是前期的6-7倍。

　　2005年，中國GDP已達到183085億元，占世界經濟的份額，從1978年的1.8%提高到2005年的約5%，成為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的第四大經濟體。2006年GDP達到20萬億元，比2002年增長67%；財政收入達到3.9萬億元，比2002年增長1倍多；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1.7萬億美元，比2005年增長3000億美元。2005年，我國鋼、煤、水泥產量分別為3.5億噸、21.9億噸、10.6億噸，分別占到世界總產量的1／3左右。谷物、肉類、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等農產品產量也連續多年居世界首位。在工業制成品中，中國已有超過130種產品的產量位居世界第一。2005年，中國進出口總額達到1421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3.2%，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從1978年的0.79%提高到6.73%，貿易總量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的第29位上升為第3位，僅次于美國和德國。

　　巨大的市場潛力、低廉的要素價格以及不斷完善的投資環境，使中國成為外國投資者的一塊熱土。1979-2005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達到6224億美元，自1995年以來連續11年列發展中國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第一位。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使中國經濟的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中國的外匯儲備位居世界第一。中國日益國際化，越來越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步擴大。據世界銀行資料，2000-2004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15%，已日益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助推器。

　　事實雄辯地證明，是市場化改革使中國經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兩種變化的比較

　　GDP的變化是“實”的數字，看得見，摸得著。有些變化，難以量化，它“虛”。人們難看見，難摸著，但能實實在在地感覺到，而且影響更深遠，意義非同尋常。

　　30年前，一位病入膏肓的老人，想吃幾粒花生米，孝順的子孫為此幾乎跑遍了京城每個角落。這并非天方夜譚，而是30年前計劃經濟短缺時代的真實寫照。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學界流行一本書，叫《短缺經濟學》，其作者是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奈。他分析指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預算約束是硬的，就是說企業虧損達到資不抵債的程度，企業就會倒閉；而在計劃經濟下企業的預算約束是軟化的，就是說企業無論虧損到什么程度，由于政府的“父愛”會給它注入新的資源，企業都不會倒閉。所以，在計劃經濟時代，企業所需的投入很多，產出很少，整個社會經濟運行呈現出短缺經濟的特征。

　　在短缺經濟時代，全社會的需求是個無底洞，無論有多少供給也滿足不了需求。實際上消費需求的滿足程度很低，消費品嚴重匱乏。整個社會處在一個為滿足投資饑渴而周轉的惡性循環中，低效率吞噬了社會資源。

　　10年前，中國告別了短缺經濟時代，由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這意味著國內市場上商品豐富了，呈現供大于求的格局；意味著計劃經濟成分在減少，市場經濟成分在增大；意味著消費者在市場交易中處于有利地位，有挑選商品的主動權。這是中國改革的重要成果。

　　兩種體制的比較

　　那么，為何市場化改革可以消除國家貧窮、落后和短缺呢？因為在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下，人們為了追求利益，相互競爭，可以很好地解決效率問題。微觀經濟學中一般均衡理論中有一個論證市場最優性的定理，即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它是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正式表述，認為自由經濟可以導致社會福利的最大化。當人們追求個人利益時，如果每個經濟人對商品需求的欲望是無止境的，永不滿足，并且同時滿足一些技術性約束條件時，競爭的市場制度導致資源的有效配置。

　　資源有效配置在現代經濟學中指的是帕累托有效。帕累托有效指的是沒有任何改進余地的資源配置，即總的初始稟賦給定的情況下，不存在其他可能的資源配置，使得一部分人變好而沒有人變差。如果一個社會的資源配置不是帕累托有效，就存在資源的浪費，而一個經濟不發達和不富裕的社會是很難持續的。從這一分析可見，通過改進、完善市場經濟可以提高效率，消除貧窮、落后和短缺。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單純的市場制度在解決壟斷、教育、醫療和生態環境等問題方面會失靈，需要政府“看得見的手”共同發揮作用。當企業對生態環境可能產生破壞時，需要政府干預，通過制定稅收制度，采用規制方法，設計激勵機制，明晰產權，解決生態環境的外部性問題。當壟斷企業設置門檻，獨霸市場時，需要政府引入競爭機制，避免個別企業壟斷市場。為什么市場制度需要政府呢？因為，當產品的質量比較容易監督時，通過市場來組織生產最優；但是，當產品的質量非常難以監督時，如果通過市場，私人部門的生產者就可能犧牲質量而降低成本，這時，由政府來提供這些產品就有效。不難理解，教育、醫療之所以比較適合由政府提供，因為這類服務的質量非常難以監督。

　　那么，計劃經濟為何導致國家貧窮、落后和短缺呢？傳統的計劃經濟本質是壟斷，不僅導致經濟的低效率，而且也影響人們的道德水平。因為，在計劃經濟下，存在多層委托代理關系，會出現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等問題。同時，上級部門作決策，需要大量關于生產和消費的信息，但事實上缺乏收集、處理大量信息的能力。因此決策的失誤大幅增加。而在市場體制下，產權明晰，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代理人，或者委托代理鏈條大大縮短，所以信息不對稱減少了，生產的積極性大為提高，經濟充滿活力。

　　市場經濟給個人帶來了什么呢？一是效率高。個人負責制使動力機制發揮得淋漓盡致。二是個人產權和自由得到保障。與計劃體制比較，人們可以極大地拓展個人選擇的范圍。三是生活多樣化。在計劃經濟時代，缺乏生活多樣化是最大的損失，而市場化改革則使人們的生活豐富多彩。中國近30年的市場化改革已經深刻說明了這一點。

　　兩種模式的比較

　　漸進式改革模式被世界公認是中國改革的特點和優點。

　　首先，農民和城市中的失業人群為漸進式改革的模式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基礎，人們在體制內無法生存而被迫到體制外去尋求生存空間。這種增量改革在中國的整個改革中起著啟動的作用。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若不是從增量改革開始，而是首先從體制內的改革開始，那么，要么是無從下手，要么則是大動干戈。而大動干戈的結果便是激進的改革，便是大的社會動蕩。

　　其次，造成漸進式改革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特殊的社會心理。這種社會心理就是從大亂轉變為大治的心理，即一種渴望安定、不愿意再進行大的變動的心理。加上，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使人們會越來越趨向于漸進式改革。

　　再次，漸進式改革模式的形成，還因為改革是對利益格局的調整，是對人心的改變。我們看到：改革近30年，個人一方面渴望更多的自由和收入，另一方面也非常留戀計劃經濟的安全感和福利保障；國企經營者一方面希望獲得紅利，另一方面卻不愿為企業保值增值和經營失敗承擔責任；官員一方面熱衷于控制更大的權力、掌握更多的資源分配權，另一方面卻不想將自己置于法律約束之下。一句話：人們一意擴大自己的權利和機會，卻沒有為承擔相應的責任和風險做好準備。我們對此可以理解，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人心的改變是需要過程的。改革好比一輛車，人心的改變可以比作路面。車要靠輪子接觸路面才能獲得向前的推力。如果路面打滑，那么，再好的車也無法前進。

　　兩種態度的比較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背后有一場大論戰。

　　2005年國家確定為改革年，但正是這一年，發生了關于改革問題的大論戰，有的學者把它稱為中國改革的新論戰。這一年的改革基本上沒有大動作。進入2006年，改革的論戰愈演愈烈，從批判國企改革到批判新自由經濟學傾向，到批判國務院發布的“非公經濟36條”，到批判物權法草案，使改革又回到過去已爭論過的“姓社姓資”、“計劃與市場”之中。與此同時，一些經濟學家對這種批判進行反批判，強調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方向，不能動搖。這些爭論對改革，尤其是民營經濟的發展帶來不少干擾。2006年3月6日，胡錦濤同志在參加“兩會”上海代表團討論時強調，“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同年3月14日，溫家寶同志也指出，“前進盡管有困難，但不能停頓”，表示了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進一步堅定了改革的決心和信心。

　　那么，出現這一爭論的深層原因何在？

　　第一，當今的中國個人利益得不到尊重，個人權利得不到保障，權力機關任意否定個人利益。應該說，這恰恰是中國市場制度發育不足、個人價值未獲張揚、法制尚未生根的表現。如果市場能展開有效的競爭，則交易當事人就不可能靠機會主義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法治健全，能有效維護個人利益，則掌握公共權力的個人就不能營私舞弊，濫用權力；如果社會民主化，在競爭的篩選下，自然秩序形成，腐敗減少。因此，不能借口社會無序化而否定改革，出現的問題恰恰是改革未到位的結果。

　　第二，“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現象的出現。應該說，這種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但它不是市場體制的必然結果，恰恰是政府干預市場過多造成的。許多市場干預是有利于富人的，如果政府減少干預，財富和權勢的既有地位更易于受到挑戰，“先驅者利潤”更快地消失；同時，自由的勞動市場就可以提供大量的就業，這對于民生是最大的福利。

　　第三，對改革及增長模式的反思：一方面，由GDP來衡量的經濟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另一方面，由義務教育、基本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獲得來衡量的民生狀況卻令人堪憂。尤其是社會保障問題更是6年來首次取代下崗就業問題，成為中國城市居民關注的首要社會問題。在市場經濟中，政府應通過真正的義務教育和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通過調節稅制，通過征收遺產稅的辦法，為民眾創造一個盡可能公平競爭的起點，然后讓市場去運作，就可以達到既是公平的、也是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應當說，中共十六大以來，政府制定和出臺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增加農業基礎設施投入、免征農業稅、減免中西部地區貧困家庭學生的學雜費以及課本費，這些都是有利于建立平等起點的強有力措施，是好的征兆。

　　我們說，直面改革中出現的深層次問題，有益于改革的推進；但不能因此全面否定改革，而應該理性看待、客觀分析改革中存在的問題。警惕“左”，防止新一輪改革出現反復，或誤入歧途，或歸舊路。

　　-作者簡介

　　賈品榮，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博士，南開大學MBA畢業。中國傳媒大學公關輿情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兼任中國生產力學會副秘書長，管理學研究生導師。并擔任開達經濟學家咨詢中心理事，研究所所長。

　　出版5部經濟學專著：《思道不思貧：中國經濟熱點評說》，《第一財富規則與中國經濟戰略》，《CEO哲學》，《簡單管理學》等。在經濟學核心期刊發表論文20多篇。并擔任兩本核心期刊的編委。在本報理論版發表的"中國資本市場：十大問題不容忽視"、"改革28年后：中國制造要過什么關"、"亞洲金融危機十年后的三大警示"、"中國經濟缺乏企業家精神的驅動"、"入世五年：中國企業差距何在"等文章均引起不同程度的反響。

　　主要研究方向：公司制度與戰略，應用經濟學。作者認為："整個民族的安康、公民的幸福，是公共政策的第一目標。經濟學人要為公共利益說話。"

　　改革近30年，潮漲潮落，逶迤曲折，中國經濟創造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成為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的第四大經濟體；但另一方面，一些深層次的矛盾也隨之凸顯，需要進行深層次的探討。

　　讀者是否記得？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開前夕，本報連續刊登了《充分認識初級階段堅決防"左"》、《社會主義基本特征是社會公正＋市場經濟》、《第三次思想解放：沖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等多篇對重量級學者的專訪，對深化改革、推動第三次思想解放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撫今追昔，改革即將走過30年。"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的爭論此起彼伏；"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兩極分化現象令人擔憂；大學生就業難的現象我們無法回避，也不能回避；股市的起落牽動著眾人的心；醫療、教育、住房這新的"三座大山"壓得人們喘不過氣來……

　　由此可見，中國必須繼續改革，現在比任何時候更需要改，因為，中國現在取得的成就只是改革釋放了13億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巨大力量而已；因為，我們剛剛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待完善。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應該有否定自己的勇氣，應該有居安思危的理智。中國現在需要主動、積極、全面規劃具有長遠思考的、全民參與的改革。中國改革的最終目標只能是讓全體國民的各種自由和權利得以拓展，讓每個公民的幸福指數都能有所提高，而不是相反。

　　到底我們該如何客觀地評介過去的改革？中國改革又將何去何從？在中共十七大今秋召開前夕，這些問題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當然也觸發著我們對中國改革30年后如何繼續有效推動良性改革的思考。為此，從即日起，《新視點》特辟"十七大前改革難點縱橫談"專欄，約請專家從公共利益的視角，對改革難點問題作系統的、深入淺出的分析，旨在引起更多人參與對中國改革進程的反思和對改革走向的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