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他的說法，“我比別人錯得少，是因為我思想很簡單。”大約天才是這樣的，在想法上專注而簡單

　　本刊記者 曾繁旭 傅小永

　　訪張五常是與他的太太——蘇老師約的。采訪當天，天正藍。遠遠看見他太太向我們招手，然后指了指前方——張五常在三四米開外，背過身去，一襲黑色風衣，白發蓬松，風掠過，白發也隨著輕輕飄動。

　　張五常是不寒暄的，握手，然后就是沉默。等到采訪開始，才發現他講的全是粵語，聲音低沉，語速很快。而一旁的蘇老師穩穩接住，幾乎是同聲傳譯，轉成普通話，而且神情兼備：張五常說到憤怒時，她表情沉重；張五常說到歡快時，她也邊翻譯邊笑出聲來。蘇老師是澳門人，在臺灣長大，在臺大畢業后赴美留學，幾種語言都等于母語。據說，也只有她的翻譯才能讓張五常放心。

　　說話的時候，張五常不太看著你，常常是望著一個方向，不停地說，像是出了神。大概他平日里也經常是這樣。記者第二次采訪他的時候，跟他走過一片鬧市區，品牌店的叫賣聲、CD店的音樂聲，嘈雜不堪，空氣中還飄散著炒板栗一類的香味，但這一切似乎都沒有吸引張五常離開自己的內心。他還是低著頭，一板一眼走路。

　　按照他的說法，“我比別人錯得少，是因為我思想很簡單。”大約天才是這樣的，在想法上專注而簡單。

　　但他也會突然盯著你，手上也做起動作來。比如，記者問他，80年代是不是你對中國最用心的時候，他馬上激動起來，抬高聲調，“現在我更用心”，頓了頓，望著你，表情認真。讓你突然覺得：他其實很想和人交流，他其實渴望自己的想法被理解。

　　但很多人恐怕是很難理解他的。他對福利制度、最低工資這樣一些人們為之歡呼的制度是那么反對；當一部分人對市場化改革表示懷疑的時候，他對市場的推進是那么堅定；好像公平、正義等等詞匯都沒有納入他的思考。他是典型的經濟學家思維，只看結果的。如同他說，“習慣上，誰說農民苦，好像誰就更關心農民，所以大家爭相說農民苦。”他也說，“有時候看起來是好心，但好心可以做壞事。”多么冷靜，冷靜得會讓很多人受不了。

　　有人批評他，說他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言，他卻說根本不知道新自由主義是什么；記者問他關于權貴資本主義的問題，他的第一反應是“什么是權貴資本主義？”讓你覺得，大陸知識分子們常用的一套語匯在他那里完全不起作用——所以，干脆也懶得回應別人的各種批評。

　　盡管他毫不諱言，“對中國的經濟制度，跟蹤了那么多年，可以不謙虛地說，我比我認識的所有人都知道得多”；盡管他對中國的解釋被很多理論家認可；盡管他對中國的進程曾經有無比精準的推斷；但畢竟他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海外，他對中國的判斷是不是因此有些和民眾的常識脫離？比如，他反對福利制度，是因為“西方的福利經濟——例如最低工資、工會保護、勞工法例、綜援政策、社會醫療等——搞得一團糟”，但問題是，目前中國的福利是太多還是太少？政府在承擔公共責任方面是太多還是太少？

　　公開反對福利制度，私底下自己卻做慈善。他捐了兩筆錢，一筆給美國大學，送中國的學生到美國最好的大學讀書；另一筆捐給中國，比如捐給一些大學的學生。他說，他是知道底層辛苦的，但他更愿意拿現狀和歷史比，而不是與理想的境界比，因為已經比過去好太多了。

　　似乎是出于對智力的驕傲，他喜歡說某個人是“很蠢的”，但也沒有特別貶低的意思。他笑一些海外的經濟學家，“很蠢的，我對中國很樂觀的時候，他們悲觀；當我感到擔心的時候，他們又認為一片大好。他們搞數學的，他們不懂，不懂的。”

　　“對于中國，我開始有些看不清了。”他說。一個71歲的老人，如此焦慮地討論國家、討論人民，讓人有一種肅穆的感覺。

　　他點評國內的經濟學家，聽他說起來，一些聲名赫赫的經濟學家好像都是小后生。他也說起老一輩的經濟學家，比如杜潤生，“他是好的，中國真的是有一些好的學者，他們是中國的希望。”當聽說杜潤生老來身體不好，他馬上說，“他需要錢嗎？我有。我真希望能幫助他。”

　　張五常的興趣廣泛是眾所周知的，

　　采訪結束的時候，他圍繞著咖啡廳的鋼琴轉了幾圈，他的太太蘇老師悄悄對記者說，“他很喜歡鋼琴的。”

　　“他興趣這么多，跟他一起生活會很開心吧？”記者問蘇老師。

　　“和天才在一起都是累的，”蘇老師笑起來，“要不然你試試。”

　　話音剛落，張五常牽住她的手，一起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