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率的政策是本土企業創新的關鍵

　　———專訪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

　　全球25位頂尖華人經濟學家訪談系列

　　本報記者 谷重慶 北京報道

　　·策劃語·

　　隨著

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權重日益上升，但另外還有一方面沒有得到人們充分的重視，那就是中國經濟學家作為一個整體在國際經濟學界的出現，從錢穎一、陳志武、王江到黃亞生、田國強，這一代的中國經濟學家中很大一部分在歐美的一流名校中獲得了學術的開端，受到了名師的指導，有的甚至成為了這些一流名校中的學者。

　　在中國經濟日益復雜，日益技術化的今天，上至政府決策，下至企業經營，經濟學的思想和方法對決策無疑具有很高的價值。為此，我們特別推出了“全球25位頂尖華人經濟學家訪談系列”，將就公平經濟機制、金融體系重塑和經濟模式轉變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對包括黃亞生、錢穎一和王江等學者進行訪談，希望由此可以傾聽他們對中國經濟的看法和見解。今天，我們將推出本欄目的第一期，針對內外資企業問題對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進行的訪談。

　　(谷重慶)

　　近日，關于娃哈哈與法國達能的合資與合作，由于娃哈哈老總宗慶后對達能的“炮轟”而公開化，到底是民族企業的危亡時刻，還是普通的商業糾紛？在對外開放、經濟民族主義和經濟民粹主義并存的局面中，大眾輿論已經參與其中。

　　實際上，近年來，雖然中國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數字仍然穩定在一個高位，但社會輿論對于外資的角色和作用卻發生著重新定位的爭論。過去關于外資的提高就業論、輸入資金論和技術外溢論等等都在進行重新的梳理，由此引發了對一系列個案的重大爭議，例如在社會輿論的影響下，凱雷并購徐工的方案，從85%降到50%，目前又下降到了45%，不但喪失了絕對控股的希望，連對等股份也成為了泡影；而曾經對入主建行不感興趣的花旗銀行，在經過了與法國興業銀行的多輪競購后，最終艱難的拿下了廣東發展銀行，但其突破單一外資股東入股中資銀行不得超過20%比例限制的計劃也成為了夢想。就在今年的兩會上，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并軌的議案最終獲得了通過，外資超國民待遇的問題正在從討論問題變為解決問題。與此同時，自主創新正在日益成為社會的共識和政府政策的主流。

　　在這一過程中，來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黃亞生教授始終是媒體關注的焦點，這不但是由于他任教于美國的一流高校，更是由于他多年以來，一直呼吁中國結束外資的超國民待遇，為內資民營企業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環境。黃教授本人身材瘦削，講話的時候卻是語快聲亮，感情色彩頗為強烈。

　　盡管曾經多次接受海內外媒體的采訪，但經過對話，筆者還是發現輿論對黃亞生的論點存在一些誤讀，例如黃從來不主張限制外資，而是主張給予優秀的內資企業以支持。在某種意義上，黃亞生的論述延續了東亞奇跡中對日韓企業趕超戰略的分析，而效率以及背后的機制，而非規模，再次成為了其中的核心論點。

　　為此，本報最近專訪了來華的黃亞生教授，并請他對內外資以及兩稅合并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1 政策限制創新

　　外資本身并不擠壓本國企業，而是外資企業進來以后，如果有一個不合理的制度它就會擠壓本國企業。

　　《21世紀》：在經過了多年的爭論之后，今年兩會終于統一了內外資企業的所得稅，未來將是25%的稅率，但在過去提出的時候，還曾經有數十家外資企業反對的情況，您覺得這次成功的原因何在呢？

　　黃亞生：我覺得過去的阻力并不在于外資企業方面，而在于一些政府部門的思維方式。本屆政府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和口號實際上代表了比較新的思維方式，這其中首先是強調自主創新。

　　另外，我覺得有一個容易被大家忽視的地方，實際上也是更重要的地方，那就是你真正研究外資企業在中國創造的就業，實際的效果是很小很小的�，F在的政府更強調就業，覺得增加就業對現政府來講是一個更重要的目標。而在上世紀90年代，就業的重要性明顯不如現在，當時的國營企業改革，很多都是以失業作為代價的。還有就是在當時制定的衡量地方官員業績的指標里，什么方面都有，規定得非常詳細，有經濟增長，有外資進入，也有一部分教育方面的內容，但沒有就業。如果現在更強調就業，就必須支持本國的企業，因為本國企業創造就業是最有效的，特別是民營企業，而傾向于就業是改變對內資和外資企業不同待遇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21世紀》：有人認為，外資可以帶來我們所需要的先進技術，您怎么看？

　　黃亞生：有一種觀點認為外資會帶來技術，實際上效果不是很明顯。你去看數據，像上海獲得外資很多，浙江沒有拿到很多外資，但是你要看這兩個地區企業的創新能力，我覺得上海的企業遠遠不如浙江的企業。有一個非�，F實的標準可以來衡量兩個地區創新能力的差距，就是企業申請專利的數字，上海的專利申請數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每年相當于浙江的3倍左右，現在還不如浙江。就是在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上海獲得了大規模的外資，實際上本土企業創新的能力并沒有提高。你再看浙江，浙江并沒有獲得多少外資。

　　《21世紀》：您比較的是上海的本土企業和在浙江的本土企業，不包括外資公司在中國申請的專利吧？

　　黃亞生：這不包括外國公司在中國獲得的專利�，F在的情況是，好像外資公司和內資公司每年獲得的專利數字大概是50比50的比例。可能上海有很多的外資公司在那里申請了專利，但這個問題怎么去看呢？第一，所謂專利就是一種壟斷，壟斷權在外國人手里，不在你本國人手里，所以從中國人自己獲得利益的高度來講，本國人創造的專利和外國人創造的專利是不同的。

　　第二，如果一個地區有很多的外資企業創造專利，而本國的企業卻不能創造專利，在我看來這本身就是有問題的。

　　《21世紀》：您覺得這兩者之間有必然的聯系嗎？比如說同一地方，外國企業的專利很多，而本國企業的專利不多，能不能推測，實際上外資對內資存在一定程度的擠壓？

　　黃亞生：可能有一定的擠壓，但是我覺得就上海而言，是金融和相關法規有問題。如果一個地區的金融體制和法律體制是非常公平的，是根據效益來分配它的經濟資源和金融資源的，那么外國企業很可能會刺激本國企業的創新，也不會產生抵觸的效應�，F在為什么有抵觸的效應呢？可能是因為你本地有一個不合理的金融體制或者其他法規。

　　所以我是從來不贊成限制外資的，因為我覺得外資進來以后會刺激本國企業去創新，刺激本地企業科技能力的發展。但如果我是一個外資公司來北京創業，然后刺激本國公司去改善技術，引進新的產品。但是本國企業引進新的產品，改善技術是需要資金的，要到外面去借款，如果這個地區的金融制度不合理，因為是民營企業，或者因為沒有很多固定的資產，而拿不到資金，外資也無法起到刺激內資企業提高技術的能力。所以這里面的金融制度和法律制度是非常重要的，這決定了外資企業對本國企業是一種擠壓效應，還是一種刺激效應。

　　這方面有一個例子就是廣東，廣東進入的外資也非常多，但是廣東的金融及相關法規，相對來說還是有比較有效率的，所以進入廣東的外資對本地的企業，特別是對本地的民營企業也是一種刺激效應，同樣是專利的數據，上海本地企業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對廣東的本地企業，在專利申請數量上是有巨大優勢的，但到了90年代就不行了。所以你看了上海跟浙江以及上海跟廣東的例子就非常能說明問題了。

　　外資本身并不擠壓本國企業，而是外資企業進來以后，如果有一個不合理的制度它就會擠壓本國企業。

　　2 資源是傾向于國企還是民企？

　　在中國衡量一個制度合理不合理一個非常簡單的標準，就是你的資源是傾向于民營企業，還是傾向于國有的企業。

　　《21世紀》：實際上對于這樣一個制度體系，即使沒有外資也會照樣存在相似的問題。

　　黃亞生：沒錯，照樣會存在這樣的問題。所以金融和法律體制本身合理與否，跟進來多少外資沒有什么關系。如果一個地區沒有進來外資也是歧視本國企業的話，那本國企業也沒有辦法提升自己的質量，提升自己的技術含量。所以我說關鍵的問題是在于本國的制度是合理還是不合理，如果你制度合理，沒有外資你也可以提升本土企業的技術含量和產品質量，比如浙江的企業；如果有一個合理的金融制度，即使有了外資也照樣可以提升自己的技術含量和產品質量，比如廣東的企業。我現在說的金融制度是廣義上的，包括法律等等其他的一些制度。

　　所以在我看來，中國現在講要提倡本土企業的創新，提倡本土企業發展科技的實力，主要不在于外資多還是外資少的問題，而在于本身有沒有一個有效率的環境。

　　《21世紀》：效率的標準是什么？黃亞生：標準很簡單。這是我自己的一個觀點，我覺得全世界最有效率的就是民營企業，就是私營企業。

　　在任何國家民營企業都是最有效率的。在中國民營企業窮，是因為過去這么多年是壓制他們的。過去我跟一些官員講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講發展科技實力，發展產品的更新，覺得民營企業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后來我就給他們舉出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日本的索尼，美國的微軟、戴爾和IBM，它們都是民營企業。推動技術進步的，推動經濟發展唯一的途徑就是民營企業。所以在中國衡量一個制度合理不合理一個非常簡單的標準，就是你的資源是傾向于民營企業，還是傾向于國有的企業。

　　中國的一些制度這么多年一直扶持沒有效率的國營企業，比如這個問題在上海曾是非常嚴重的，在這么一個制度環境下，民營企業當然沒有能力提高自己的技術含量和產品更新。比如說銀行的貸款是依賴于抵押，還是依賴未來的現金流，一個好的銀行制度都是看重未來的現金流，而不是看重企業此時此刻擁有的固定資產。而中國現在的銀行制度基本上是一種抵押貸款的運作形式。而抵押貸款表面上公平，任何企業如果想到銀行來貸款都需要抵押，但是實際上是扶持了國營企業，為什么呢？因為中國的資產分配大部分還是掌握在國營企業手里。當然它最有能力把它的資產作為抵押品來進行貸款，私營企業因為剛剛發展必然沒有那么多的資產，所以抵押貸款本身就是一種歧視。

　　《21世紀》：我想您更進一步的意思是政策應該有利于有效率的治理結構合理的民營企業，對嗎？

　　黃亞生：對。

　　3 公平商業環境最重要

　　如果不更積極支持民營經濟的話，即使是兩稅合一，也達不到在韓國和其他周邊國家我所看到的那種效果。

　　《21世紀》：那國內爭論多年的外資企業技術外溢論實際上的關鍵在于國內是否有一個公平有效的環境？

　　黃亞生：對。我覺得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應該這么去思考：在什么條件下更容易發生技術外溢，在什么條件下不容易發生。

　　所有關于外資和內資的討論，都不能離開中國本身的金融制度和經濟制度來討論。外資是否有技術外溢效應的問題，經濟學是有研究證明的，當一個國家的金融制度比較合理，比較有效率的時候，外資的技術外溢效應就比較大，當一個國家沒有合理的金融制度的時候，外資所起的外溢效果就比較小，甚至沒有。這是第一點。

　　第二，過去我們總是強調外國直接投資，好像給人一種印象，只有外國直接投資，才能帶來技術外溢的效果，或者才能帶來技術轉移，這種觀點是非常錯誤的。為什么呢？你看世界上到現在為止，最能夠成功的從國外吸收技術的國家是哪些？韓國和日本。它們都不是靠外國直接投資獲得技術的，而是靠合同方式來獲得的。合同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到外面去買技術。比如說一個中國的企業想從一個外國企業那里獲得技術，那么有兩種途徑。一個就是中國傳統認為的辦法，也就是說你到我這兒來搞合資，你50%，我50%，然后你交給我這個，交給我那個等等，這是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還有一種途徑，我是一個國內的企業，你有一個技術，我和你商議能不能租用你這個技術，租用多少年，然后付租金，這是一個辦法。還有就是我用高薪把你關鍵的技術人員給你搶過來，這是第二個辦法。

　　第三個辦法是我把你收購過來，這都是出口資金獲得技術，而不是進口資金獲得技術，現在為止最成功的方式都是后面的那幾種。韓國企業在上世紀70年代的時候開始搞半導體，那時候韓國不是讓英特爾公司、德州儀器來搞合資，它們到美國去把那些非常小的、搞半導體實驗的公司給買下來，把其中的技術吸收進來，把對方的技術人員雇傭過來，是用這種辦法來吸收技術的。直到現在，這還是更劃算，而且更成功的一條路子。

　　再來看日本企業，日本的汽車工業分兩種。一種是早期通過外資來獲得技術的，一種是通過合同方式獲得技術的。到現在為止最成功的日本汽車公司都是通過合同方式獲得技術的，比如說豐田公司。日本尼桑公司在上世紀30年代的時候就搞合資，豐田不搞，豐田當時認為自己一定要把這些技術學會，寧可花高薪去請外國的老師教會自己這些技術，也不跟外國公司去合資。如今，在包括業績在內的各個方面豐田絕對比尼桑優越得多。

　　我們上世紀90年代有一個非常大的誤區，認為只有合資才能獲得技術，這種看法沒有任何道理。但是話又說回來，如果你用合同方式去獲得技術的話，這對你本國企業的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21世紀》：是的，似乎這些后發的自主創新企業，往往都是在很出色的民族企業家的帶領下艱難成長起來的，國營企業可以做到這一點嗎？

　　黃亞生：說來說去最后又說到企業所有制的問題了。我們過去說學習韓國的模式，一個最關鍵的地方沒有去學他———韓國這些成功的企業全是民營企業、家族式的企業。這些人當時瞄準了日本，希望趕超日本。他們那種精神在國營企業是很難看到的。

　　像現代汽車在它剛剛開始搞汽車的時候，大概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韓國人去全世界十幾個企業買技術，然后到英國、到意大利用高薪去聘請退休的工程師來給他們搞科研。國營企業會這樣做嗎？所以怎么會產生技術外溢效應？

　　在我看來，恰恰是很多的浙江民營企業，有韓國企業的那種精神。我了解到很多的民營企業都是到國營企業去挖人，挖技術人員，甚至是廠長。但是中國大多數民營企業在上世紀80、90年代，運營環境是很艱難的。它這么做的效果是有限的，它可能頂多雇一個重慶國營企業的技術人員，但是根本不可能到美國去雇人，不可能到德國去雇人，它哪兒有這個貸款？外匯額度都拿不到。所以說到最后還是本國經濟制度的問題，所以我對兩稅合一的態度，一方面感到高興。但是第二方面我還是提出，如果不更積極支持民營經濟的話，即使是兩稅合一，也達不到在韓國和其他周邊國家我所看到的那種效果。

　　《21世紀》：過去我們經常提外商直接投資的數字，現在說要提高引入外資的質量和水平，您怎么看待這個新的說法？

　　黃亞生：我是不贊成這種說法的，如果我對中國過去的外資有所肯定的話，恰恰是因為過去中國的外資有很多是低技術的外資。我為什么這么講？這些低技術外資的資金給了民營企業，實際上起了一個非常關鍵的作用，因為中國很多生產低技術產品的企業都是民營企業，它們是無法獲得資金的，所以這些香港來的、臺灣來的生產低技術產品的資本，恰恰是給中國民營企業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資金渠道。如果我們現在片面的強調，只吸引西方的跨國公司，只吸引歐美的高技術公司，而同時又不去改變自己的金融制度，很可能受害者之一就是中國那些從事服裝業和鞋襪業的民營企業，所以我是不太贊成的。

　　這個口號我不知道具體怎么去執行，是不是又會去搞一種行政上的審批，然后審批外資技術含量，如果那么做的話我是非常不贊成的。但是如果提出這個口號是說，兩稅合一以后，改善我們自己的金融環境，改善我們的經營制度，最后外資的質量自然而然就會得到提高，那我是同意這種說法的。如果中國改善了自己的經營制度，又改善了稅收的不合理性，那么自然而然外資就會變成高技術的外資。

　　比如印度的外資，從進入的量上是遠遠不如進入中國的那么大的，但是印度外資技術含量肯定是比中國高。為什么呢？因為印度的民營企業不需要通過外資來獲得資金，本國銀行也可以給它獲得資金，所以它對低技術外資沒有這種需求，如果沒有需求，等于價格是零，價格是零的話那些外資就自然而然不會進來了。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這么去看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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