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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財經觀察》：那么，資源價格信號的正確化需要如何來實現呢？
曹遠征：信號正確化，必須要從兩個方面進行，一個是微觀方面，從事金融資源供給的機構是企業化運作，不是一個行政工具，企業化的過程是公司化改造。在宏觀方面，利率
市場化，和利率市場化相配套的是匯率自由化。只有當外部信號——利率市場化，銀行、金融機構經營企業化——這時候才能說市場機制是在發揮作用，說是市場信號在正確化，才能算社會資源配置的有效性，那么我們說改革的任務是階段性的，宏觀方面是利率往市場化方面走，微觀方面是銀行、金融機構往企業化經營方向上走。而企業化的前提就是公司化改造。
《全球財經觀察》：金融機構的企業化經營究竟應該如何改革呢？現在世界上有美國和歐洲兩種不同的模式，中國應該如何選擇？
曹遠征：要談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知道，下一階段中國的金融結構如何選擇。其實，從全球的發展來看，無外乎是兩種融資結構：直接融資為主，以美國為代表；間接融資為主，以德國為代表。兩種方式半斤八兩，不分高下。
產生這兩種結構有歷史原因，歐洲地區，工業革命產生比較早，用馬克思的話說：生產社會化。生產社會化的情況下，個人資本不足以滿足生產社會化的要求，資本開始由集聚轉向集中，這種集中一個主要的表現形式，就是金融機構開始發展，從遙遠的角落把各種小錢都搜集起來，變成大錢給企業，發展工業，完成工業革命，這個過程也是商業銀行體制形成的過程。最基本業務就是存貸業務，19世紀到20世紀，股本融資的業務和債務融資的業務也開始發展，但是因為有傳統的結構限制，于是形成一個以間接融資，商業銀行貸款為主的融資結構。資本市場處于從屬的地位，表現在兩點，一是資本市場相對來說，在整個企業發展融資中不占很大比例，二是金融機構基本都附屬于商業銀行，比如UBS，德意志銀行。
相形之下，美國的情況有所區別，工業革命發生相對較晚，美國國土非常之大，需要的錢也多，其富有程度不如歐洲，商業銀行的發展基礎相對不是很好，再加上全球已經進入和直接融資并駕齊驅的階段，所以美國市場一開始直接融資占的比重就很大，最早很多大型項目都是直接融資來完成的，特別如美國鐵路，基本上是靠發債來完成，由此美國的資本市場發展比較快，間接融資處于從屬性的位置，因此美國才會出現獨立的從事非銀行金融業務的機構，比如高盛、摩根士丹利。
《全球財經觀察》：這兩種金融結構是否也造成了不同的公司治理方式？
曹遠征：這兩種結構對公司治理結構的形成影響是巨大的。公司的治理結構最重要的是股東、董事會和管理層的關系，在美國股東是最重要的，股東通過委任董事，董事通過選舉董事長，聘用管理層來管理公司，這是一個典型的結構。這反映什么？就是靠股民來監督，監督的機制反映在股價和激勵約束機制。約束在哪里，天天市場上有人在關注這個事情，如果股價跌的話，馬上有人來進行收購，經營業績一不好，就有人來收購你。
從激勵方面，設計出期權等一套機制約束經營層努力地改善業績，從而消除公司治理結構中一個最基本的局限——委托代理關系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這是美國的市場。
歐洲我們通常叫督辦銀行，監督責任在銀行，第三方利益關聯者是由銀行來代表的，它對企業有很大的發言權，告訴你應該怎么辦。從治理結構的反映上來看，在歐洲以德國最典型，德國是沒有董事會的，只有監事會。監事會由職工代表參與，是選舉的，理論上靠銀行提供信息來監督公司的治理。金融機構存在的理由是為了消除信息的不對稱性，改善治理結構。
外部制約是美國的模式，內部制約是德國模式。這兩種模式都能改善公司治理結構，消除信息不對稱，使企業更具競爭力。對中國來說，采用什么樣的金融結構就變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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