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焱

　　當前我國整體經濟發展形勢良好，經濟增長動力強勁，消費增長喜人，通貨膨脹在可控范圍之內。但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由偏快轉向過熱的種種跡象也引發人們擔憂。應該如何看待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下一步宏觀調控應如何著力？帶著這些問題本報特對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徐明棋進行了采訪。

　　諸多原因導致當前經濟過熱

　　記者：當前中國經濟由偏快轉向過熱的趨勢引發各界的普遍關注，您認為應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

　　徐明棋：

中國經濟過熱的跡象已經越來越明顯，只是有一些人不愿意承認。衡量經濟過熱有一系列的指標，其中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是最重要的指標之一。CPI今年7月份同比已經上漲到5.6%，1至7月份累計上漲了3.5%。雖然這一漲幅還在可控范圍之內，很多人不愿承認這是通貨膨脹，想強調結構性的因素。我認為，盡管物價上漲中有結構性的因素，但是貨幣供應過松，信貸擴張過快是無法否認的重要因素。今年7月末廣義貨幣余額同比增長了18.48%，貸款同比增長了16.52%，是近幾年比較高的增長幅度。另外，從經濟增長速度看，今年上半年加快到11.5%，這也是近幾年比較高的一個增長速度。現在不少人不愿意承認經濟過熱，提出我國經濟潛在的增長率就在11%至12%，試圖證明我國目前的經濟不存在過熱。其實，問題的核心是：這樣的高增長是否能夠在避免結構失衡的條件下持續，能否在沒有通脹的條件下維持。如果能夠，就不能認為是過熱。但是物價上漲的加快否定了這種判斷，物價上漲中的結構性因素正說明已經出現了結構的失衡。我們不能在金融資產價格膨脹時說CPI代表的物價處于穩定的區間，經濟沒有過熱，在CPI上漲后又說只是農副產品價格上漲，物價還沒有全面上漲，還不是通貨膨脹。這樣隨便定義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是不利于宏觀調控，防患于未然的。如果要等到物價全面上漲，再來治理，我們要付出的代價就會比現在大得多。我傾向于認為，我們的經濟已經出現了過熱的跡象，需要及時地通過宏觀經濟政策來調節。中央銀行于8月21日再次提高利率，給出收緊銀根的信息是正確的。

　　記者：您認為導致當前經濟過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應如何看待前一階段宏觀調控的成效？下一階段宏觀調控應如何著力？

　　徐明棋：經濟過熱產生的原因比較復雜，投資增長過快、投資結構失衡、消費相對不足、雙順差等都對經濟過熱有影響。其中人們一直在討論的流動性過剩也是主要根源之一，而導致流動性過剩的原因則主要是國際收支順差所導致的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由外匯儲備引發的基礎貨幣投放是目前我國貨幣供應的主要渠道之一。雖然

人民銀行在外匯市場干預的同時進行了巨額的貨幣市場對沖，但是無法避免基礎貨幣的投放。從今年頭5個月的數據看，央行發行票據的凈規模達到8150億，約合1060億美元，而同期外匯儲備增加了2200億美元，超過50%的外匯儲備占款還是無法通過貨幣市場上的沖銷來回籠，需要通過貨幣政策的其他手段來調節。2006年以來，中央銀行已經9次提高了存款準備金率，并6次提高了利率。雖然有效地控制了流動性過快的擴張，但是，2007年上半年基礎貨幣仍然同比增加了22%。因此，我個人認為，當前宏觀調控的關鍵課題就是如何抑制外匯儲備過快的增長勢頭，它是調節經濟過熱的一個關鍵環節。抑制外匯儲備快速增長，除了要控制國外套匯資金流入，加大監控假出口力度等投機性資本流入外，就是要開口子讓國內的資金也流出去。加快資本市場開放，尤其是放松對資本流出的管制，是目前緩解宏觀調控壓力最有效的方法。當然，研究減少經常賬戶順差的方法也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人為地減少出口，不利于我國經濟發展和就業，是不能為也不該為的，這也是我反對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的主要原因。增加進口，尤其是資源性商品和技術含量高的裝備是可為之舉，但這不是短期內可以迅速奏效的，因為必須要由企業作為最終的需求者從其本身的經營角度來判斷和啟動。因此，通過資本賬戶的途徑，將流入中國的資本重新導入世界金融體系是當前十分有必要采取的措施之一。

　　加快資本市場開放是目前緩解宏觀調控壓力最有效的方法

　　記者：我們注意到，您提出“加快資本市場開放，尤其是放松對資本流出的管制，是目前緩解宏觀調控壓力最有效的方法”，請問提出這一觀點的依據是什么？您是否考慮到了其中潛藏的金融風險，這與我們從亞洲金融危機中所形成的“金融安全觀”是否有所背離？

　　徐明棋：我提出這一觀點的依據就是我們所面臨的新的宏觀經濟形勢。當前我們一方面經濟出現過熱，另一方面，由于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海外各種形式的套匯投機資金紛紛涌入中國，進一步加劇了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可能有人要問，既然資本流入是問題，我們需要加強資本管制，而不是加快開放。問題是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市場一體化不斷發展的大背景下，單個國家的金融管制措施面臨著成本不斷增加，效率不斷遞減的風險。事實已經證明，我國的外匯管制措施難以抑制投機資本流入境內，也無法杜絕非法資本的外逃。大量的境外投機資本正通過非資本賬戶進入我國，我國證券市場上外國機構的境內子公司或代理人可以合法地參與證券的買賣；而境內試圖外逃的資本也幾乎不存在真正的障礙。嚴格的資本管制，尤其是對私人的境外投資限制實際上只是限制了合法的、試圖分散投資風險的境內資本。因此，對境內居民開放境外金融資產投資，可以有效地將一部分資金導入世界金融體系，分享世界經濟增長的利益。當然，資本開放后如果出現集中、大規模地流出，是會對我國金融體系和經濟產生沖擊的，我們需要采取措施預防。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我個人認為現在是我們適當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的最佳時機，因為在國際收支順差，人民幣存在升值壓力的背景下，資本蜂擁而出的風險會很小。可能有人還會問，既然海外資金都在往中國涌，資本市場開放后國內居民對外進行證券投資的需求未必會很旺，這可能對緩解順差的壓力沒有作用。其實，中國民間對外投資的需求一直是存在的。海外金融資產長期投資的系統風險較低，而且與國內金融資產風險的相關度低，通過組合可以有效降低市場的風險。因此，放松這方面的管制，肯定可以使一部分資金流出。

　　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我們曾獲得一個共識，即資本賬戶開放不能過快、過早，否則會發生金融危機。這在當時對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是正確的，對國際收支處在逆差狀況下的國家也是正確的。但是，10年之后，東亞和我們中國所面臨的主要風險已經變成了資金流入過多，流動性過剩，資產泡沫擴張，潛在的銀行壞賬在積累所構成的復合性風險。如果還是將金融安全的重點放在資本管制上，不僅不能奏效，還可能引發新形式的風險。我在2005年《新金融》第3期曾經發表過一篇新金融安全觀的文章，提出在金融開放條件下，原有的金融穩定狀態會發生變化,影響金融安全的因素也會改變，此時真正能夠保障金融安全的是金融體系的資金配置效率和金融機構的運行效率。不失時機地開放資本市場，既對于降低宏觀風險，防止資產泡沫的擴張有積極意義，也對減少微觀層面的風險，促進我國金融機構的跨國經營有積極的影響。

　　加快我國資本市場的開放步伐要遵循有序漸進的原則

　　記者：您認為，加快我國資本市場的開放步伐，應遵循什么原則？采取什么措施？

　　徐明棋：當然，不失時機地加快我國資本市場開放是相對于原先比較嚴格的管制而言的，在實施開放的過程中，我們仍然還需要遵循有序漸進的原則，不是一下子完全放開，取消所有的管制。我提出適當放寬居民對海外金融資產投資的限制，也不是一下子在投資規模、投資范圍、投資形式、稅收管理等方面完全放開，而是可以通過試點不斷擴大。在具體措施上，我還提出讓國外大型企業到國內證券交易所上市，讓海外公司、政府到國內來發行債券。實施這些政策的好處和原因我曾提到了兩點，一是可以提高我們的上市公司的整體質量，改善我們資本市場的結構，包括促進債券市場發展等；二是可以緩解國內外匯資金過多，讓資本賬戶順差減少。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資本市場開放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了對海外投資者開放方面，QFII的實施和投資額度的增加就是這方面的措施，未來還可以繼續增加額度，擴大QFII的數量。但是，開放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對融資者的開放，兩方面應該均衡推進。在中國國際收支順差加大，已經成為凈金融資本輸出國的時候，如果還不及時開放資本市場讓海外融資者進入，就不能提升中國金融市場的國際競爭力。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改變一些原有的觀念，即認為國內資本市場是我們自己的資源，不能外流，而到海外上市是利用別人的金融資源。隨著時間的推移，上市公司支付的紅利和其他費用，將大大超過股票發行所籌措的資金，對海外融資者開放市場獲得的好處將大大超過封閉的好處。當然，這也是一個需要通過試點逐步推進的過程。

　　記者：日前，外匯局已批準在天津開展個人境外直接證券投資試點，您如何看待這一政策的意義和作用？

　　徐明棋：對于外管局批準在天津濱海新區開展個人直接進行證券投資的試點，我非常高興，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開放舉措，它預示著中國資本賬戶進一步開放的進程在加快。居民個人海外金融資產的投資，通常是一個國家資本賬戶管制的最后內容，開放了這一內容，我們離人民幣資本賬戶的自由兌換就不遠了。個人投資于海外金融資產，只要不出現集中的資本外逃，對一個國家而言可以達到財富和金融資產組合的目的。因為不同個體決策的結果，對于對整個國家而言，就會形成不同的資產組合，根據資產組合理論，這是降低市場風險的最佳辦法。因此，個人對海外金融資產的投資，可以彌補國有外匯投資公司對外投資的不足，既可以分散市場風險，也能夠減少國外因政治原因對我國國有外匯投資公司歧視而引起的政治風險。

　　所以，我期待著相關的措施在天津試點的基礎上能夠迅速在其他地區推開，投資的范圍也能夠從香港的股市擴大到世界主要資本市場。尤其是，我認為也應該在浦東同時進行試點，畢竟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是國家既定的戰略，而上海金融市場的國際化是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大瓶頸。開放上海金融市場對于中國金融體系參與國際競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上海已經具有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能夠很好地服務于我國金融對外開放的目標，我期待著浦東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能夠得到發揮，上海能夠在我國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中做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