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賈華強　曾繁勝

　　亞洲金融危機晃眼過去十年了。其波及范圍之廣，破壞程度之深，影響之遠，實屬近幾十年來金融危機中少有。近年來，每到七月，經濟界人士都舊事重提，希望從再反思這場危機中總結點教訓。分析每一次危機的原因以及總結教訓是必要的，因為在以信用為基礎、以資本為核心的現代市場經濟運行中，各國國家經濟實力相差懸殊，各國發展速度有快有慢，國際經濟舊秩序也極不合理，由此造成的世界經濟不平衡還仍有可能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爆發。　

　　亞洲金融危機之前不久曾爆發過南美金融危機和墨西哥金融危機，這兩場危機主要是由財政赤字、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等原因造成的。而由

索羅斯為首的對沖基金引爆的亞洲金融危機，其原因的復雜性則遠遠超出了這 兩次危機。細細考察，不妨用“內憂外患”來概括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 　

　　形成亞洲金融危機的“外患”

　　從外部因素看，經濟大國與經濟小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不平衡和矛盾，可以看作是這次危機爆發和加深的最主要原因。1990年以前，日本一直是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其經濟規模占世界第二位，GDP一度超過亞洲其他國家的GDP總和，對亞洲其他國家，尤其是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的影響非常大。但1985年在美國的壓力下被迫簽署“廣場協議”后，隨著日元對美元和英鎊、馬克等主要貨幣不斷升值，日本經濟活力和競爭力便相對下降，在1990年代甚至出現了通貨緊縮和經濟停滯不前。為了刺激國內經濟發展，緩解日元不斷升值的壓力，日本政府一方面實行積極的貨幣政策，將利率逐漸下調，在1996年僅為0.5%；另一方面則以對外直接投資、銀行貸款和證券投資等多種形式大量輸出日元。與之相對應的是，東南亞國家和韓國的經濟卻持續高速增長，被譽為“東亞奇跡”。但事實上泰國等國家在1990年代初對外貿易的經常賬戶已經是逆差了。為了保持國內經濟的高速增長，這些國家開放金融市場，依靠借貸國外資本來維持這種高增長；同時，國內資本的缺乏，也導致了泰國銀行利率居高不下。由于存在高套利的機會，來自日本的大量熱錢迅速流向泰國等東南亞國家。通過資本的跨國流動，使日本實現了轉嫁經濟衰退風險、阻止日元繼續升值的目的，而東南亞國家卻根本沒有認識到巨額游資帶來的危害以及自身固定

匯率制承擔了熱錢帶來的所有風險，反而“飲鴆止渴”，以達到經濟持續增長的目的，雙方皆大歡喜。事實證明，這些數量巨大的涌入東南亞國家的私人資本無疑就是金融危機發生的載體，這些熱錢的大進大出是危機加深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當泰國等國家正陷入危機之時，這些國家紛紛向美國和IMF求助，但美國為了維持其自身利益和世界經濟霸主地位，斷然拒絕了這些國家的援助請求，反而要求泰國等繼續推進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改革的方向雖然是對的，但建議一個經濟正處在崩潰的國家的緊要任務是推進金融自由化改革，這簡直就是給一個身體極度虛弱的病人開一個大補的處方，不死才怪呢！當日本提出設立亞洲貨幣基金來援助亞洲各國的建議后，盡管這個建議得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絕大多數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的支持，但為了維護IMF和自身的利益，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否決了這一有利于地區經濟穩定和發展的建議。只有當經濟危機即將危害到美國的切身利益時，美國和IMF才為韓國、印尼提供了貸款和援助。因此，從這次危機的過程來看，大國的強勢、主動性和小國的弱勢、被動性之間的不平衡與矛盾，才是金融危機最深層的外在因素。　　

　　另一個主要的外在原因，就是國際金融的一體化和國際金融本身的不穩定性。這次金融危機能夠在短時間內波及到東南亞國家、韓國、日本以及俄羅斯等國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國際金融的一體化。國際金融的一體化為大量的熱錢在世界各國之間自由隨意進出大開了方便之門。另外，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國際金融，其運行有獨立的規律，本身就蘊含著巨大的風險。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即便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非常健康，國際收支和經常賬戶也基本平衡，比如香港，一旦稍有風吹草動，投資者的收益預期和信心都有可能出現急劇逆轉，致使游資和短期資本紛紛外逃。據估計，1997年和1996年相比，泰國、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五國的私人資本外流量的凈值超過830億元美元。在幾個經濟小國，如此多的資金外逃，必然導致一些銀行、企業關閉破產，加重危機的危害。

　　形成亞洲金融危機的“內憂”

　　需要我們清醒的是，從這些陷入危機的國家和地區看，它們自身也存在不少問題。西方那些鼓吹金融自由化的經濟學家認為，亞洲金融危機都是這些國家自身的體制弱點。如裙帶資本主義、金融監管不健全、金融市場競爭力不足、不靈活的匯率制度等等所造成的。這些西方經濟學家有點事后諸葛亮的味道，而他們所提出的危機原因也不過是一些表層現象，并且有點“強人所難”，沒有考慮到這些國家的特殊實際情況。還有一些經濟學者認為，貿易條件惡化和經常賬戶逆差、經濟增長對外資的高依附、大量短期債務以及房地產和股市存在的大量泡沫，是金融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應該說，這些原因只是危機爆發前存在的一些客觀現象、靜態的事實或者說是結果，也并不是直接原因。事實上，以前被美譽為“東亞奇跡”的國家通通陷入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中，并非一日之寒，與此前繁榮背后的陰影、暗藏的漩渦密切相關。因此，要想真正找到危機的原因，還需拋開這些現象，站在這些國家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來分析隱藏在這些現象背后的原因和決策人的動機。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東南亞各國和韓國的經濟一直是欣欣向榮的景象，持續30年的經濟高增長引起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紛紛分析所謂的“東亞奇跡”的原因，總結經驗。盡管經濟學家對“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解釋多種多樣，有的甚至截然相反。但大家一致認同的是，所謂的“東亞經濟發展模式”有兩個主要特征，一個是政府主導，再一個是出口導向。在筆者看來，東南亞和韓國在1997年之前經濟高速增長和此后陷入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可謂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是由于這兩個特征所致。　　

　　首先說政府主導。從歷史上看，這些國家飽受殖民統治之苦，經濟基礎差，人民迫切希望迅速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在資本匱乏、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情下，依靠私人資本在自由競爭市場的單打獨斗，顯然難以實現經濟的騰飛，而政府可以實施不均衡發展的戰略，采用計劃手段廣泛動員社會資源，按照自身的意愿投資到少數行業，推動經濟的發展。當然，這種不平衡發展戰略，有的切合當時國家經濟實際，能夠充分發揮自身的資源、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彌補資本不足的缺陷，促進了經濟發展；也有的脫離了本國的國情，實施了沒有經濟后勁的趕超戰略，不帶利器卻偏向虎山行，反而致使經濟陷入更嚴重的困境。就東南亞各國和韓國而言，基本上是遵循了比較優勢理論的，所以經濟不斷發展。但是，經濟發展模式往往存在慣性，不及時進行改革的話，容易陷入路徑依賴，一些經濟關系會自動強化與加深。當外在經濟條件變化后，這種自動加深的經濟關系往往會帶來危害。這種情況在韓國和東南亞國家表現得非常明顯。一方面是經濟快速發展，國內外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另一方面是政府干預經濟的行為并沒有弱化，政企關系越來越緊密，銀企關系越來越緊密。到了1980年代后期，為了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政府往往提供稅收減免、財政支持等優惠政策，干預銀行對企業的貸款。而對于企業來講，長期與政府的聯系也增添了它們獲取政府各項優惠政策與財稅支持的能力，輕而易舉地獲取了大量轉移支付。這種賺錢的途徑遠比通過自主創新提高企業自生能力賺錢來得容易，于是裙帶資本主義的出現和迅速蔓延也就不可避免。在這些國家，銀行業一直屬于國有或者國有主導，在事實上屬于政府機構的組成部分，成為落實國家產業政策的工具，不具有現代企業制度。從銀行管理者角度看，這些國家有政府對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負債提供實際上的擔保。比如說，泰國的金融公司負債實際上受政府擔保，韓國銀行往往把自身債務視為國家債務，他們就從自身利益出發，有從事高風險投資的沖動。從政府角度講，為了支持不符合當時國情的產業政策，在政府和企業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也強迫銀行向這些政府支持產業內的企業提供貸款。由于自生能力不強，給這些行業的貸款大部分成為了不良貸款，給銀行帶來了大量的不良資產。這樣，為了支持不適當的產業發展戰略，政府、銀行和企業之間形成了緊密的惡性關系，不良貸款不斷增加，企業自生能力并未提高，進而阻礙了金融監管的健全和金融市場競爭力的提高。　　　

　　從長期看，裙帶資本主義必然導致企業自生能力的降低，生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沒有競爭力，使企業在市場上獲利的能力較差，經常賬戶不斷出現逆差也就不可避免。經常賬戶出現逆差，對這些小國而言，平衡國際收支又顯得極為重要，亟需吸引外國資本的進入。同時，政府也希望保持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既需要幫助處于困境中的企業融資，也需要壯大企業規模，推動企業改造升級，但當時泰國等國家的金融市場不發達，企業很難從金融市場直接融資，國內金融機構能貸出的資金規模有限，難以滿足企業的需求，因此企業越來越需要依靠從國外借款來支撐。為了達到“一石二鳥”的目的，在比較完善的金融體系尚未建立起來的情況下，泰國倉促取消了對資本市場的管制，使短期資金的流動暢通無阻，為外國炒家炒作泰銖提供了條件。　　

　　上面已經說到，取消對資本市場的管制，以及相對國際資本市場而言較高的利率政策，吸引了國際資金、特別是日本資金的進入。同時，上面也已經說明，泰國等國家的企業的自生能力不強，長期盈利能力相對較差，所以進入泰國等國家的資金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率，更傾向于投資在流動性較強的股市和生產周期短的房地產上。這兩種情況疊加的結果就是，給泰國等國家帶來了表面的繁榮和GDP的高速增長，但也給這些國家帶來了更為嚴重的麻煩：經濟持續過熱，證券市場泡沫和房地產泡沫膨脹，短期外債過量。 　　

　　下面說出口導向。從理論上講，“出口替代”型模式只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它既不能保證采用它的國家的經濟一定快速發展，也并不必然使得一個國家經濟陷入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它是一個工具，就像一把刀，具有兩面性，可以傷人，也可以救人，關鍵是誰持有這把刀，怎樣使用這把刀。當然，持刀亂舞畢竟傷人的可能性大一些。“出口替代”型模式對經濟發展的兩面性在泰國等東南亞國家體現得淋漓盡致。1960年代東南亞國家還很窮，資金稀缺，這些國家順應世界經濟潮流，充分發揮資源、勞動力優勢，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積累了寶貴的資本，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但是到了1980、1990年代，這些國家的技術進步并不明顯，產業結構升級緩慢，再加上中國等勞動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國家也開始實施出口導向型戰略，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出口產品既沒有技術上的優勢，也沒有成本上的優勢，進而導致產品競爭力逐步喪失，出口受到的阻力越來越大，企業的生存壓力越來越大，負債越來越多，以致在金融危機前不堪一擊。此外，泰國等國家經濟實力本來就有限，在國際市場上只能算是小國經濟，實行出口導向發展模式后，與國際市場的聯系也更加緊密，因此，國際市場上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給這些國家帶來巨大的挑戰。這次危機本來始發于泰國，但迅速波及東南亞其他國家，以及韓國和俄羅斯，這與這些國家都實施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也存在一定的聯系。 　

　　在吸取教訓中促進發展的“理性繁榮”

　　總結上面的分析，我們不難得出以下結論：雖然導致1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的國內直接原因很多，但深層次的原因主要是兩個。在微觀層面，是因為這些國家的企業和政府形成了惡性的路徑依賴，企業發展更多依靠高投入的外延式擴大再生產，而不是依靠技術進步的內涵式的擴大再生產，在世界其他同類企業技術不斷進步的情況下，這些國家的企業的自生能力相對較弱。在宏觀層面是因為長期未變的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和盲目追求GDP高速增長的經濟戰略。具體說來，在1980、1990年代，在東南亞這些國家經濟有了較好的基礎，政府就應該將發揮作用的重點放在制定完善保障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制度和法律法規上來，而不是政企形成裙帶關系，過多干預企業經營行為。政府為了盲目追求眼前GDP的高速增長，錯誤制定了經濟政策，在金融監管體系尚不健全的情況下又放松了對資本的管制。

　　亞洲金融危機過去十年了。雖然在我國當前出現這種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但那些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外在幽靈，甚至更為嚴重的幽靈，依然在我們周邊徘徊，而單憑一己之力尚難以消除它們。因此我們更重要的是強練內功，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提高抵御風險的能力。

　　從國家的發展戰略上看，核心是在實踐中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不要唯GDP至上，要追求理性繁榮，健康的繁榮。從政府角度看，要實現理性繁榮，首先是要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完善監管體系。我國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政府官員更容易形成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慣性，所以各級政府必須要減少對企業經營行為的干預，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健全管理體制上來。

　　要完善金融監管體制，加強對外資進入的管理，實施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穩健的金融開放。其次是要通過財稅、產業等政策，激勵企業轉變增長方式，由高投入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轉到依靠科技進步的集約型經濟發展模式上來。　

　　要理順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當前，我國外貿順差、外匯儲備不斷增加的局面沒有得到有效遏制，

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還很大。應該說，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錯綜復雜的，但主要是我們長期以來政府和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利益關系沒有得到理順。比如說，當前企業儲蓄占國家儲蓄的比重越來越大，但這種不斷增大的企業儲蓄是在資源稅過低、國有企業利潤自留的情況下出現的。如果我們提高資源稅率，那么國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會增強，也客觀上迫使企業提高自生能力；如果把這些本應該屬于國家所有的那部分企業利潤轉移支付給消費傾向更高的國內居民，那么就會真正擴大內需，降低貿易順差壓力。從這個意義上說，要實現理性繁榮，從企業角度看，核心是要提高自生能力。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