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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財經

低成本框架下的區域競爭與合作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02日 01:44 光明網-光明日報

  低成本框架下的區域競爭與合作

  ——以京津冀為例

  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課題組

  對于轉型經濟而言,把要素組織起來的制度與要素一樣重要。從經濟增長的本質看,判斷經濟體的競爭力,主要從生產要素成本、要素質量和制度(組織)成本的角度來考察。其邏輯是:生產要素須經過經濟組織或經濟制度才能變成產品參加市場競爭。如果要素很便宜,但生產的組織成本或制度成本非常昂貴,那么經濟還是沒有競爭力;如果要素價格低,組織和制度成本也不高,但是要素的質量乏善可陳,經濟也不會有競爭力。正如有學者所總結的,經濟增長就是從要素價格低、要素素質差、經濟組織和制度成本高昂,轉為要素成本上升、要素質量提高,同時大幅降低經濟制度和組織的成本。根據低成本發展框架,地區經濟增長自然依賴于區位條件、自然資源、人造資產、人力資本以及組織或制度因素。要素的重要性,取決于其稀缺程度。在所有發展要素中,哪種或哪幾種要素是影響地區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就需要采取措施重點突破。

  滿足地區對瓶頸要素的需求,有兩個途徑:一是遵循“價高者得”的買方競爭原則,從市場上獲取資本、技術、勞動力以及企業家才能等要素。因此,要素在區域之間的自由流動與組合就是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關鍵。另一個途徑,就是通過區域合作的方式,在某些關鍵領域和環節淡化原先的地區本位利益訴求,在更為廣闊的區域范圍內謀劃產業布局和產業政策,實現新的“區域合作單位”與各個地區的激勵相容。比如相鄰地區治理環境污染,如果相關行政主體采取區域合作的方式,協商確立大區域產業布局調整與利益補償機制,就能妥善解決各地對清潔空氣和優質生態的需求問題。

  從低成本視角看,給定要素成本與要素質量,區際競爭與合作激發了制度創新的活力,降低了區域的組織或制度成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財政分權體制下地區間的激烈競爭功不可沒。但競爭與合作并非水火不容,區域經濟協作與區域競爭密不可分。在資源和環境支持條件日益趨緊的條件下,要素成本大幅度上升,各地必須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更加注重發揮技術和制度上的后發優勢,節能降耗,提高資源利用率,推進資源和環境生態的綜合平衡。

  不同的省、市、縣,無時無刻不在競爭,也沒有停止各種不同形式的合作。本質上,競爭與合作是不同區域實現各自發展目標的低成本化的利益關系在不同條件下的表現形式。區域競爭激烈,主要指向成本之間的競爭;區域合作的形成,也是為了降低兩個或兩個以上區域單元聯合起來的成本。地區間的要素流動與產業轉移,以市場機制為基礎,利益引導為核心,政府協調為輔助。引入產業和外商投資,自然會有勞力、技術和資本進入,促進了后起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改善人力資本結構,提高管理水平和生產效率。從區域競爭與合作的核心——降低發展成本的角度看,這就是把原來區域內部商務成本攤薄的出路,也是區域

競爭力提高的必然選擇。

  從競爭到合作,是各個行政主體在追求本地利益最大化目標下的需求轉變過程。按照上述的低成本框架看待京津冀一體化問題,就會超越流行的爭議,從新的高度看待三地過去和現在的競爭和沖突。當前,在工業化加速推進、京津城市功能重新定位的背景下,加快要素流動、加強產業聯合、擴大地區協作,以降低區域發展成本、分享合作溢出效應日益成為京津冀的共識。這也是對本文發展的低成本區域競爭與合作的理論框架的初步驗證。

  ——分享合作發展收益,促進要素流動。京津冀、珠三角與長三角之間的大區域競爭態勢已經明朗,京津冀三地自顧自地獨立發展的成本大為增加,要素流動與整合、產業轉移與融合、環境共治與共享、城鄉統籌與共富的共識已經初步達成。實現京津冀一體化發展,共享合作發展的收益,最重要的是推動要素自由流動。處于高梯度的京津地區應當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增強就業吸納能力;河北應當提高城市、事業和制度環境對人才的吸引力,讓人才留得住、用得起,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和高素質人才收入水平的提高,創新技術專業人才使用模式,實現人才使用與產業發展的良性互動。

  ——立足區域比較優勢,發展產業集群。在低成本框架下,京津冀調整產業結構和進行產業布局,一方面要從京津冀的區域整體優勢出發,結合各地的資源基礎和產業優勢,明確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另一方面要著眼于國際市場,以更寬廣的視野看待區域內部分產業趨同和競爭,推進中心城市的傳統產業向腹地轉移,提高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與周邊地區協同打造產業鏈和產業集群。

  ——增強主體自生能力,降低商務成本。在京津冀這一重

化工業占比較高的地區,民營經濟發展不強,不利于區域產業自生能力的提高;制度創新不夠,行政干預較多,不利于激活市場活力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因此,京津冀各地政府應走超常規躍遷之路,推進法治政府、責任政府和服務政府建設;積極轉變政府職能,打破地方和部門利益剛性,強化對企業和個人的產權保護,加快行政壟斷行業改革,加快發展民營經濟,充分激發、調動市場、企業和民間資本的活力和主動性,培育市場主體的自生能力,構筑低成本商務環境。

  ——健全補償交易機制,提高環境承載能力。從根本上提高京津冀地區的生態環境承載能力,推進京津冀生態環境治理的一體化,必須切實保護生態上游地區居民的發展權。確立以產業換生態的機制,即京津利用自己的要素品質和數量優勢,發揮科技、專業人力資源豐富的優勢,通過產業轉移、產業扶持、產業投資等合作方式,幫助擴大生態涵養地區勞動力就業、扶持發展低污染產業,促進冀北及河北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同時,加快京津冀地區城市化合作步伐,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協調推進京津冀地區新農村建設,實現先行地區與后起地區、中心城市與周邊地區、城市與農村的均衡協調發展。

  —確立領導機構,統籌深化合作。將京津冀的合作推進到深層次、高水平、互動共贏階段,轉變長期各自為戰的低協作度局面,應考慮在國家層面設立超脫于京津冀地區利益的區域協調發展領導機構,統籌解決京津冀地區資源、土地、基礎設施、

城市規劃、重大產業布局和環境治理的長期規劃中的重大問題,促進優勢產業集聚,提高產業布局的效率,降低各地合作協調成本。(執筆人:田學斌)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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