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東 王士卿

　　為了探索綜合改革的經驗，國務院分別于2005、2006年批準在上海浦東和天津濱海新區設立“國家綜合改革試驗區”；今年6月國務院又批準在成都、重慶兩市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當然，國家在金融、土地、稅收、財政等方面對試驗區給予優惠政策。不少人將這些優惠政策視為“經濟特權”，為了獲得它，近年來各地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有的請專家論證，有的發表文章宣傳，有的跑部委游說，有的向中央領導呼吁，可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制約區域發展的主客觀因素

　　縱觀我國改革開放近30年的實踐，筆者認為，制約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有客觀與主觀兩個方面。客觀方面：一是區位優勢。如廣東毗鄰港澳，

福建毗鄰臺灣，再如長三角、環渤海地區，均有程度不同的區位優勢。粵、閩地區先行一步、發展較快，首先得益于區位優勢。二是優惠政策。為了吸引外資、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九十年代，國家出臺了多項給予特定地區的優惠政策，如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地設立經濟特區，批準上海、天津、廣州等14個市為沿海開放城市，在天津、大連、青島等地設立經濟技術開發區、保稅區、高新技術園區等。毋庸諱言，國家的優惠政策對上述地區的發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必須看到，隨著經濟體制的轉軌、市場秩序和法制環境的不斷完善，市場調節的作用在日益增強，優惠政策的作用在日益遞減。三是文化積淀。這里講的文化是大文化，是包括教育、科技、衛生、環境、歷史傳統等豐富內涵的文明程度。江蘇、浙江的區位優勢和政策優勢并不比其他地方明顯，但是兩省的發展卻相當快，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那里的文化積淀比較深厚。

　　主觀方面：一是領導水平。誠如毛澤東同志所言：“只有落后的領導，沒有落后的群眾。”在我國的現行體制下，一個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快慢，關鍵取決于領導班子尤其是黨政一把手的能力大小、水平高低�？偼顿Y200億美元的中國·新加坡工業園區剛開始啟動時有眾多城市激烈競爭，最后花落蘇州，充分展示了蘇州市黨政領導的大智大勇。二是思想觀念。思想是行為的先導，觀念支配行為。人們的思想觀念是解放還是保守、超前還是滯后，直接影響其行為和結果。當東南沿海地區的人們埋頭掙錢、發家致富的時候，北方人還在討論“姓資姓社”；當沿海地區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時候，內地還在對慘淡經營的國有企業抱殘守缺；當先進地區大力發展微電子、信息產業、生物工程等高新技術產業的時候，后進地區還在發展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小鋼鐵、小水泥、小造紙等落后產業。三是人的素質。包括干部隊伍素質、勞動力素質、居民素質。一個地方人的整體素質高低與其經濟社會發展速度成正比，因此，人的素質是一個地方發展快慢的根本因素。此外，一個地方即使過去缺乏人才優勢，但如果領導高明，他們會制定優惠政策吸引外地乃至外國的高素質人才和勞動力；相反，在不重視人才的地方，不僅吸引不來外地人才，原本稀少的本地人才也會流失。

　　把勁用在“練內功”上

　　對于地方領導來說，地理位置、文化積淀等客觀條件是歷史給定的、不能選擇的；并且客觀條件并非發展區域經濟的決定性因素，否則就無法解釋有些客觀條件相似的地方經濟發展的差距為什么那么大。這再次證明了毛澤東同志的論斷：“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辫b于此，地方領導班子應當把主要精力放在“練內功”上，在改善主觀條件上花大力氣。首先，要盡快提高黨政領導干部的領導能力和水平，提高駕馭市場經濟、發展民主政治、建設先進文化、構建

和諧社會的執政能力，提高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能力。其次，領導干部要不斷更新觀念，緊跟時代前進的步伐。再次，大力提高人的素質。切實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科學安排地方寶貴的財政資金，充分利用中央轉移支付資金，加大對教育、科技的有效投入。制定鼓勵創新、吸引高層次人才的獎勵政策，切實改善投資軟硬環境，“栽好梧桐樹，鳳凰自然來”。

　　(作者單位：唐山市委黨校)

　　來源：中國改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