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新論 張濤

　　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全球金融資本流動速度的加快，大型跨國產業資本對生產要素全球化配置程度的提高，跨國商業資本對全球市場整合程度的加深，都對中國今后實現和保持又好又快的發展提出新的挑戰，都需要我們用新思維來審視全球經濟結構失衡背景下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對此，筆者認為值此發展的戰略機遇期，要積極穩妥地推進“中國資本”的戰略布局。

　　中國經濟：從“棋局”到“沙盤”

　　社會經濟發展問題的解決之道無外乎兩點：資源配置與利益分配，而且兩者是互相作用，交織在一起的，只是在不同客觀環境下，解題之道的表現不同。

　　計劃經濟時期，政府是資源的惟一控制者(實際上的擁有者)，經濟的布局和發展如同政府手中的一盤“棋”，而下棋者也只有政府一人，因此規則的制定、決策的執行和風險的承擔自然都集中在政府身上。一個人的棋局嚴重制約了每粒棋子的活性，剪刀差、價格控制、利潤上交、戶籍等一系列政策及制度構成了高積累、低消費的發展模式，其副產品則是總量短缺和效率難以持續提高。

　　與之相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更像一盤“沙”，但是盤中的沙粒不是處于無序的原生狀態，而是在前期形成的體系基礎上，由市場——看不見的手——配置形成一種秩序(結構)。在打破原有利益格局的同時，極大地激發了沙粒的活性，帶來的是總量短缺局面的結束和個體效率的提高。在此發展模式中，政府變為了“沙盤”的維護者、引導者。可以說，中國的改革正是遵循“先破后立”的思維逐步推進，即破除舊體制的束縛，激發市場的活性，采取的路徑則是以增量帶動存量，解決總量不足的矛盾和進行結構調整。

　　經過近30年的改革，我們基本完成了從“棋局”到“沙盤”的轉變。

　　資源稀缺和知識有限雙重約束下的資本矛盾外化為內外經濟結構失衡

　　經濟全球化進程快速推進，數以萬億的已分不清國界、民族性的產業、商業、金融資本不斷擴大全球的配置范圍，現代工業化發展模式得以在全球范圍內普遍推廣，帶來的副產品就是在種族主義、宗教信仰、意識形態、文明差異等外衣遮蔽之下的資本矛盾的凸顯，突出表現為世界格局多極化和美國化之間的沖突。

　　對于中國而言，這種矛盾對外表現為以中國威脅論、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確認、貿易摩擦、人民幣升值等問題為形式的“中”、“外”資本之間的矛盾激化；對內則表現為以環境惡化、分配不公、失業增加、福利缺失等為形式的“大”、“小”資本之間的矛盾激化，歸結為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經濟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內外之間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因此，對于在資源稀缺和知識有限雙重約束下的資本矛盾外化為內外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反思。

　　(一)改革早期因體制變革帶來的“帕累托改進”到“希克斯改進”變革下由生產要素瓶頸制約引發的生產力方面的重新思考

　　一直以來，通過調整生產關系(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來解放生產力的思路主導著改革路徑的選擇。改革初期，在體制變革因素的推動之下，各生產要素擬合度快速提升，實現了“帕累托改進”。但是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速，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分配機制的調整，改革路徑逐漸向“希克斯改進”轉變。在此種背景之下，單純的僅靠體制性變革帶動內部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提高，能否完成發展戰略機遇期的各項任務，需要重新思考。

　　(二)工業化路徑下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并存引發的對可持續發展的重新思考

　　一直以來，通過有效吸收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的各種經驗和教訓，縮短發展初期的迂回周期，即所謂的后發優勢，被發展中國家所稱道；但鑒于風險防范、管理機制以及人文素養難以在短時期內產生質變，致使社會發展部分環節產生脫節，即出現所謂的后發劣勢。面對工業化路徑下的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并存的局面，如何實現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需要重新思考。

　　(三)利益格局調整引發的對利益訴求機制的重新思考

　　隨著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機制改變，我們已完成了由貧窮的“公平”到差距擴大的“效率”轉變，但如何從“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則是今后發展必須面臨的問題。資源市場化配置程度的不斷加深，經濟蛋糕不斷做大，低層次的總量問題得以扭轉，國人已從單純的對自身經濟利益訴求，上升為公民各項權利訴求。同時，隨著威權時代的結束，人們的自主意識、參與意識、利益意識日益增強，特別是利益格局逐漸多元化，使得傳統的訴求機制已經不能滿足多元主體的發展需求。正如鄧小平先生所言，“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而“窮人的富國”同樣也不是社會主義。因此，對利益格局調整引發的利益訴求機制的修正，需要重新思考。

　　(四)對經濟全球化和世界新格局變化引發的抵御內外重大危機機制的重新思考

　　全球金融深化帶來的金融危機、工業化模式擴張帶來的能源危機、資源全球配置加深帶來的民族沖突以及現代民主進程的推進帶來的公共安全危機等，都需要現代國家構建強大的應急機制。雖然我們已從1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6年前的“9·11”事件、4年前的SARS風波等危機的傷痛走出，但是對于經濟全球化和世界新格局變化背景下抵御內外重大危機的機制，需要重新思考。

　　盡快實現“中國資本”的戰略布局

　　如何化解資源短缺和知識有限的雙重約束下資本矛盾的不斷激化？筆者認為，僅僅依靠內部體制性變革已不能適應當前新環境的變化，必須積極穩妥地謀求“中國資本”的戰略布局，以實現生產力方面的突破和大發展，抓住發展戰略機遇期內新的增長點，進而助推外部生產關系朝有利于內部發展的方向調整，方可真正解決內外結構性失衡問題。

　　(一)謀求“中國資本”的內部戰略布局

　　一是通過西部開發、

中部崛起、東北振興和濱海新區建設來化解區域之間矛盾；二是通過劃定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為國有經濟絕對控制領域，來推進產業升級和企業核心

競爭力的提升；三是通過劃分四大主體功能區、提高環保技術標準、環境成本企業內部化等策略，來化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四是通過加大財力支持提高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加強稅收二次分配和調控經濟的功能，來化解分配不公的矛盾。

　　(二)謀求“中國資本”的外部戰略布局

　　一是通過類似“中非論壇”、區域性緊密合作等策略，來加強“南南合作”，提升中國在“南北對話”中的分量；二是通過增加石油、天然氣、礦產的外部獲取，來建立資源儲備池；三是通過積極開拓

外匯儲備的運用渠道，來提高中、外部資本的融合度；四是通過調整貿易伙伴、轉變貿易方式等策略，來平衡外部經濟結構。

　　(三)謀求內外戰略布局的連通

　　一是積極塑造和培養本土跨國公司，并積極推進“走出去”的戰略，通過股權并購、綠地投資等方式，不斷提高中外產業資本的融合度，搭建連通內外產業鏈的實業經濟平臺，實現我國在世界產業鏈條中位置的前移和高端化；二是通過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為代表的“主權資本”的商業化運作，搭建連通內外的金融平臺，不斷提高中外金融資本的融合度；三是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促進境外戰略投資者進入和境內戰略投資者走出的雙向互動，實現內外金融市場互通互連。

　　當然，中國資本的戰略布局依然面臨著許多障礙，尤其是在外部布局方面，發達國家的干涉(中石油收購美國尤尼科及兩次收購俄羅斯石油資源未果)、東道國家的民族情緒、競爭對手的干擾(安大線事件)以及中印之間的“龍象之爭”，都會成為這一進程的障礙因素。但隨著包括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在內的“中國資本”戰略布局的展開，率先抓住下一輪世界經濟新增長點，相信外部約束會隨著內外各類資本的逐漸融合而弱化；通過內外互動的調整，結構性失衡問題將會得到遏制和化解。

　　(作者單位：中國建設銀行金融市場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