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07年7月19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最新一批的統計數據。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無疑是經濟總量和通貨膨脹的數據。根據報道，中國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達106768億元，同比增長11.5%，即使按照中國最近幾年10%的速度來看，這一數值也是有些出乎意料的高。消費物價指數(CPI)上半年同比增3.2%，6月份更是達到了4.4%，已經超過了央行3%的警戒線，一時間加息、取消利息稅等緊縮性政策的傳言再次興起。相對來說，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5.9%的數字就不那么顯眼了。

　　面對已經數年高速發展的實體經濟和正在高位震蕩的股市，人們對宏觀經濟的運行極為關注。GDP和CPI超出預期的數據一方面表明

中國經濟仍在快速發展，另一方面也不由得使大家產生了對經濟過熱，甚至失控的擔憂。伴隨經濟過熱而來的，往往將是一系列的調控政策。7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2007年7月21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現行的3.06%提高到3.33%；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現行的6.57%提高到6.84%；其他各檔次存貸款基準利率也相應調整。同日，國務院決定自8月15日起，將儲蓄存款利息所得

個人所得稅的適用稅率由現行的20%調減為5%。

　　在緊縮政策日益成為社會預期主流的時候，從理論和實踐上分析，這樣的一些數據和統計，是否已經構成了繼續加息或取消利息稅等措施的理由呢？或者說，這樣的論據充分嗎？近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召開了“2007年中期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研討會，并發布了相關研究報告。本報選擇其中的焦點內容，約請報告的寫作方重新就相關主題撰寫了四篇文章，希望可以拓展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文章均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課題組”撰寫，歡迎讀者來信交流，郵箱guchongqing@gmail.com。(谷重慶)

　　今年1-6月，中國宏觀經濟出現一些新特征: GDP超預期增長，平均增長速度超過11%(由于報告寫作于7月19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上半年數據之前，因此有部分數據有所滯后，上半年GDP同比增長11.5%--編者注)，達到近期最高點；CPI持續走高，超過央行通常意義上3%的底線(上半年CPI同比增長3.2%，6月為4.4%--編者注)；固定投資增長速度扭轉去年年底下滑的趨勢，增長速度重新回到25%以上(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5.9%--編者注)；貿易順差高位擴大，

外匯儲備增長額度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上半年貿易順差為1125億美元，外匯儲備總量已達1.3萬億美元--編著注)。因此有人主張2007年下半年宏觀經濟應當采取全面緊縮政策。但是，這些判斷和主張并沒有科學依據，只是傳統“數字教條”的產物。

　　2007年處于繁榮期的中期階段

　　雖然中國GDP增長速度超過11%，但是從實際產出缺口、經濟周期以及經濟增長的動態效率等標準來看，中國經濟依然保持在健康軌跡上，高增長速度并不構成全面緊縮的理由。因為經濟增長是否過快的判斷標準不是單純的數字，而是看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關系，看增長進程是否可持續，看經濟增長中資源配置在靜態和動態上是否都符合效率的標準。

　　從產出缺口角度來看，多種計量測算結果表明，2007年實際GDP增長速度雖然高于潛在GDP增長速度，但幅度并不大，且在不斷收窄。實際GDP與潛在GDP之間的產出缺口不到2%，這意味著來自實際經濟產生的通貨膨脹壓力不足1%，宏觀經濟在實體經濟層面并不存在任何過熱跡象。這種“快而不熱”的局面之所以在中國宏觀經濟中持續出現，其根本原因是本輪經濟增長的核心在于資本形成：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在本期成為有效需求，使實際GDP接近或超過潛在GDP，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但這些固定資產投資在下一期或下幾期就會成為實際生產過程中的資本，使潛在GDP或潛在供給規模不斷擴大，從而使產出缺口縮小，出現實際GDP與潛在GDP、總需求與總供給在投資的推動下先后、等速地進行高速增長。這也是中國經濟近期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通貨膨脹或經濟過熱的原因。

　　從周期運轉的角度來看，2007年依然處于本輪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經濟體系并沒有收縮性調整的動力。依據對中國經濟周期的研究，中國宏觀經濟自1997年以后出現了類似美國宏觀經濟的“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經濟周期在波幅減弱的同時，周期跨度增大，經濟高漲期得到十分明顯的延長。1997-2003年是中國宏觀經濟的蕭條期，2004年通貨緊縮結束，中國經濟開始進入繁榮期。從繁榮與高漲6-8年的期限跨度判斷，2007基本處于繁榮期的中期階段，經濟高漲將進一步持續。

　　從全要素生產效率、資本收益率以及投資率等參數指標來看，從2005年開始，我國的全要素生產效率(TFP)改變了以往負增長的格局，出現大幅度上升趨勢；資本收益率也從1990年代的低水平達到近期的15%左右。更為重要的是，按照動態最優經濟增長理論，新世紀以來我國資本收益率超過經濟增長速度，標志著中國經濟增長并沒有出現動態無效率，增長軌跡基本符合最優經濟增長的標準。

　　CPI為何持續偏高？

　　今年上半年雖然CPI增長速度達到3.2%，但導致CPI增長的核心因素分別來源于食品類和居住類價格的上漲，這兩類價格同比增長達到6.82%和3.94%，對CPI上漲的貢獻分別為78.5%和17.81%。考慮食品類價格、居住類價格上漲的持續性和前期的翹尾因素以及其他結構性因素、CPI短期變化的規律，預計今年下半年的CPI將在3.0%-3.5%區間波動。但是，這種結構性和周期性的CPI增長是否能夠成為政府啟動新一輪宏觀經濟緊縮的理由？答案是否定的。

　　雖然CPI有持續走高的趨勢，但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以及原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都擺脫了2003-2006年的高位運行狀態，進入平穩、適度的區間。今年上半年這兩項指標平均值為3.05和4.15，遠低于2003-2006年的水平，說明剔除食品類價格的核心CPI并沒有來自上游產業和生產環節的上漲壓力。

　　而且通過計量顯示，PPI向CPI傳遞的周期加長(由上周期的1年增加到本周期的2.5年)，傳遞率也大幅度下降(由上周期的85%下降到本周期的31%)。2003-2006年PPI高于CPI的格局在2007年2月被徹底打破了,CPI高于PPI平均達到0.35%。這說明來源于生產環節的價格沖擊基本得到了全面釋放，由PPI向CPI傳遞的壓力已經得到了緩解,來源于瓶頸產業和投資沖擊的價格壓力明顯緩和。

　　另外，從CPI自身結構可以看到，95%以上的CPI上漲來源于食品類和居住類的價格上漲，其中食品價格上漲主要來源于糧食替代性需求沖擊(生物燃料需求沖擊)和肉蛋供給沖擊，簡單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對這些因素無法起到任何作用，而居住類主要來源于稅制調整以及供給沖擊，緊縮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居住類價格的影響也不大。

　　因此，如果依據“CPI超過3%”的“數字教條”而啟動全面緊縮政策，不僅不能有效地抑制食品類價格和居住類價格上漲的趨勢，反而會破壞CPI指數中其他6大類商品正常的供求關系，妨礙生產類價格以及原材料價格的正常形成機制。所以，1-6月CPI的偏高并不構成啟動緊縮性政策的直接理由。

　　投資型轉向消費型經濟增長

　　中國消費增長速度雖仍低于投資增長速度，但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穩步提高的支撐下，消費增長速度擺脫了“低水平”困境，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向消費推動型經濟增長的轉變邁出了實質性的第一步，全面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利于進一步推動消費啟動政策的推行。

　　2007年中國社會消費零售總額在2006年的基礎上出現了加速增長的態勢，第一季度社會消費零售總額名義增長率為14.9%，實際增長率12.5%；第二季度名義增長率接近16%，實際增長率接近13%。按照中國傳統的消費模式變化規律和季度波動規律，預計全年名義增長水平將達到16.2%，實際增長率達到13.1%，這使我國消費實際增長率擺脫了低水平的困境。

　　2007年消費實際增長速度大幅上升，對中國宏觀經濟調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消費速度的大幅度上升與投資增長速度的回落，使2007年投資-消費增長缺口(8.7%)回到2001年較為正常的區間(10%之內)。這表明，自2004年以來的結構性調整已經開始顯現效果，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開始向消費推動型經濟增長的轉變。但是，這種轉變是否具有十分堅實的基礎，是否可以持續，并不簡單決定于人們的消費欲望，而是決定于居民實際收入水平是否持續增長，決定于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公共品的提供是否充足。因此，在消費增長剛剛得到實質性啟動的初期，馬上進行全面緊縮，將毫無疑問會制約居民實際收入水平的持續增長、阻礙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領域的改革，不利于進一步推動消費增長的啟動。

　　雖然出口與貿易順差增長速度過快，全年順差幅度較大，但貿易收支在本質上是一個世界性和結構性問題，簡單的緊縮性政策不僅難以遏制順差增長，反而會導致投資和消費等內部需求大幅度下降，不利于中國經濟在總需求與總供給相對均衡的狀態下實現“反向軟著陸”和中長期結構性調整。對于貿易順差過大和外需過旺的治理，在中短期我們需要對貿易戰略進行調整，在中長期需要在改變內部收入分配結構的基礎上，改變儲蓄結構、投資與消費結構以及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產業結構。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并不利于這些政策的推進。

　　同時，對于當前固定投資增長速度來看，認為中國投資增長速度出現了巨幅反彈的觀點是不成立的。因為扣除價格因素的2007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固定資產投資速度比2006年同期增長速度分別下降了7.3%和7.7%。同時考慮到中國投資增長往往呈現出“上半年提速，下半年緊縮”的季度波動模式，2007全年投資增長速度大幅下降已成定局。如果考慮到中國高達GDP10%的儲蓄-投資盈余、中國投資的市場基礎和效率基礎等因素，我們發現，中國目前投資速度不是過高，而是相對較低。出臺緊縮政策以遏制這種名義增速較高的投資規模，并沒有堅實的政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