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至23日，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在華盛頓舉行。分別作為胡錦濤主席和布什總統的特別代表，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和美國財長保爾森共同主持了本次對話。談判首日，中國代表團的17位部長級要員和美方的10位內閣部長級人物悉數登場，規格之高令世界為之矚目。

　　會談所取得的最終成果包括了民航、金融服務業開放、能源環境合作等多個方面。如保爾森財長所言“如果沒有對話，我們永遠不會取得這些成就。”然而，由于在美國最關心的問題——人民幣匯率和貿易不平衡問題上，本次對話并未產生系統、具體的解決方案，這不免令美方多少感到有些沮喪。

　　5月23日的華盛頓郵報以 “降低了期望”為題，對保爾森上任以來只取得了幾個極小的成績，但卻在與中國的談判中沒有取得足夠的進展表示“失望”。

　　這樣的情況并非出人意料。盡管美國

商務部部長古鐵雷斯早先曾提醒人們，戰略經濟對話并不需要短期、可見的成果，而應著眼于長期，將“更具體的事項留給中美商貿聯委會、中美高科技貿易工作組等會談來解決”。但美國政壇輪流坐莊的制度使政界人士把傾向于將短期問題視為至要，急于事功，而對于具有長期性、基礎性的戰略問題則顯得興趣缺缺。

　　問題在于，中美經貿關系，正如吳儀副總理所言，是當今最為復雜的經貿關系之一，其聯系之深、范圍之廣，為當前任何經貿關系所無法比擬。面對盤根錯節復雜的利益格局，企望通過一次政府間對話，在短時間內對中美貿易各個領域的諸多復雜問題作一攬子的解決，顯然缺乏現實層面的可能性。

　　眼下，對于美方而言需要認真考量的是，究竟應該從短期利益出發采取報復性單邊行動，抑或將中美經濟發展和經貿關系放在全球發展的視野之下、立足兩國長遠利益而繼續進行戰略性協商？

　　現代博弈論表明，最優均衡可以在不同利益主體的長期重復博弈中產生。重復次數之所以重要，緣于參與者需要在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之間權衡。當博弈只進行一次時，每個參與者都只關心短期內的一次性收益；而如果博弈重復多次，參與者則會為著長遠利益而犧牲眼前利益，從而選擇不同的均衡戰略。多次重復是消除分歧和建立互信的必由之路，而構建一個公正的利益博弈平臺，則為主體之間從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提供了前提。中美經濟戰略對話機制建立的初衷正于此。

　　中美經濟戰略對話機制確立的意義，即通過對全局性戰略性長期性問題的討論，加強彼此的溝通和了解，促進戰略上的共識互信，以規避短期政策的盲目和過激行為，從而為中美經貿的長期穩定奠定基礎。

　　過去幾年間，中美兩國已經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雙引擎，兩大經濟體在過去5年內創造了全球GDP一半以上的增長。如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所言，今天的中美關系對全球化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既是對全球化所需的國家義務的考驗，也將為世界其他國家如何解決逐步升級的貿易爭端提供重要的經驗和先例。就此而言，中美經濟戰略對話機制的重要性，已然遠遠超越了包括

匯率問題在內的議題本身。

　　如果看不到這一點，以短期利益未達預期而低估對話機制的重要性，繼而挑起和發動貿易戰，非但將造成兩敗俱傷的后果，也必然給艱難復蘇中的全球經濟投下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