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云毅

　　在上一期專欄中，我們談到了中國的高投資率是一種長期現象。但這一結論只是一種客觀性的描述，并不包含或好或壞的價值判斷。如果要從宏觀政策分析的角度對高投資率做出是福是禍的評價，就必須進一步考察高投資率究竟給我們帶來了什么。

　　對這個問題最直接的正面回答就是較高的投資率會帶來較高的經濟增長。

　　從理論研究的角度看，經濟學界對高投資與高增長之間的密切內在聯系，即高投資帶來了高增長的認識是高度一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森教授在他的代表作《經濟學》中曾明確指出，“用宏觀經濟學語言說，相應于收入的高消費會引致低投資和慢增長；相應于收入的低消費會引致高投資和快增長。”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則直截了當地宣稱，“沒有高投資率，美國的工業將會在技術上落后。”

　　從實踐角度分析，我國在改革開放近30年中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偉大的中國奇跡，而高投資率毫無疑問應是推動這一奇跡出現的最重要經濟因素之一。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投資篇中關于各年主要產品建設規模和新增主要生產能力的記載可以見證這一點。另外，世界銀行關于一些主要國家1980-2003年期間的統計數據也表明了高投資率與高增長率之間的趨勢性聯系(參見下圖)。

　　即使質疑高投資率的人通常也不會否認高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但他們往往更多地將高投資率與社會經濟發展中某些負面的現象聯系起來，從而對高投資率憂心忡忡，因此本文將重點放在討論他們的各種疑慮上。

　　1.高投資率與生產能力過剩

　　由于投資的本質在于形成生產能力，因此高投資率與產能過剩之間的關系就非常引人注目。一些人從高投資率推導出產能過剩似乎是很自然，但這一判斷非常值得研究。

　　首先，我國當前的投資率的確很高，但是否真的存在整體性的生產能力過剩呢？目前，我們雖然沒有一個公認的用以衡量生產能力過剩與否的指標，但可以借用關于商業周期態勢的判斷框架進行考察。在一般情況下，如果一個經濟體形成整體性的生產能力過剩，從而供給能力超過需求水平時，通常會出現商品積壓、企業利潤水平下滑、就業困難、收入水平下降等現象。而從這樣的角度考察，我國現在顯然還沒有出現整體性的生產能力過剩。例如，下圖表明，盡管近些年來我國投資率不斷上升，但存貨增加占GDP的比重卻一直呈下降趨勢，沒有顯現商品積壓的跡象。又如，據白重恩教授等國內外學者研究，我國1985-2005年期間的資本回報率在15%-20%之間，不僅高于大多數發達經濟體，而且近年來又上升到新的高度，表明經濟增長的空間還相當大。再如，我國城鎮就業人口自進入新世紀后一直以每年1000萬左右的速率增加，城鎮登記失業率一直穩定在4%左右，2006年比2005年還有所降低，同時實際工資水平的年均增幅保持在10%以上，看來也不像整體性生產能力過剩的樣子。

　　其次，在一些行業我們確實可以看到過剩生產能力的形成，而且應當承認與該行業的投資高速增長密切相關。但值得考慮的是，我們能夠從某些行業因高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過剩直接推導出全社會整體性的生產能力過剩、進而投資率過高嗎？如此理成立，那我們是否可因存在某些明顯投資不足的行業(如水利、教育、公共衛生、環境保護、裝備工業、清潔

能源等)而推導出整體性的投資不足，從而投資率過低呢？這樣簡單地從局部推導全局的邏輯框架顯然也是值得考慮的。

　　再次，還應看到，盡管我們創造了

中國經濟奇跡，但人均產出要追上發達國家其實還有幾十年的路要走。怎么樣趕上發達國家？斯蒂格利茨教授說得好：“沒有相當數量的資本品積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從欠發達狀態邁向發達狀態。”資本品積累即生產能力積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差距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沒有足夠的資本品積累。如果考慮到人均水平，就更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說我們已經出現了資本品過剩、進而產能過剩呢？

　　最后，我們認為，雖然現在的所謂生產能力過剩現象不是整體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但對此“近憂”也不能忽視。不過，從長期看，就投資率與生產能力的關系而言，更值得注意的是技術創新問題。因為在高投資率條件下，如果一方面短缺部門逐步消失，另一方面因技術創新不足使得可容納更多投資的部門逐步減少，那么結構性的過剩就有可能較快轉化為“整體性”的過剩，這是真正值得我們擔心并需下大力氣解決的“遠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