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

　　過去的二三十年，中國人都在向西方學習，中國經濟發展一直在模仿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是，一個國家的發展，必須要開闊自己的思路，開闊自己的參照點，建立一個更寬泛的參照框架。印度擁有豐厚的文化資源、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他們具有先進的軟件技術、完善的教育體制……在這些這方面，中國可以把印度做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參照點。

　　在人類社會上，一個最為強有力的思想和意識形態的潮流，就是啟蒙觀念。這是十八世紀興起于法國的一種文化運動。實際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來自于啟蒙觀念，市場經濟、民主政體、公民社會以及個人主義的觀念，都源于啟蒙觀念的影響。

　　不僅如此，這個運動還帶來了一系列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是來自西方的經驗，但現在已經得到了普遍的接受，它們是確定人的尊嚴和繁榮的觀念，包括理性、自由、法律的正當程序，人權等等，這是根植于西方的樸實價值，是人類整體的樸實理論。

　　那么跟理性相對的，就是同情和佛家所說的慈悲心；與權利相對的是責任。除了個人概念，還有社會團結，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和諧的重要性；除了法律正當程序，還有社會文明。這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在東亞的文化中，至關重要。在印度文明中也是這樣，有些價值已經被放到了后臺。這就是根植于亞洲的樸實價值，就像上面提到的根植于西方的樸實價值一樣。

　　因此在今后的一大挑戰，就是將會出現這兩套價值觀的對話。西方以外的人需要了解西方，西方也越來越需要了解西方以外地方的價值觀。但是現在，西方以外的人不斷學習西方的價值觀，而西方的人卻不愿意理解非西方的世界，尤其是美國，他們完全有著自己單方面對人類歷史演變的一種理解。如果單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更是如此。

　　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社會學家，皮特比格，在幾年前，決定要研究全球化的文化問題。他有個假設，文化的全球化和經濟的全球化是一樣的，采取的都是西方的模式。然后他根據這個假設，邀請一些來自不同國家的研究人員來研究不同的社會。在這個研究項目開展了2—3年之后，牛津大學出版了一本書，書的題目叫做《多種全球化是復雜社會的全球化，出現的文化多樣性》，也就是說現在全球化從文化層面上理解，非常的復雜。現在各種文化在相互借鑒，沒有哪一種文化全部是精華。任何的社會都承受不了自我封閉的文化世界。我們可以看到，因為無法很好地接受這一點，美國人現在在亞洲都吃不開，甚至在歐洲也吃不開。

　　因此，各個種文化之間相互借鑒，顯得非常重要。在這里我就提倡中國向印度學習，把印度作為一個參照點。

　　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中國人都在向西方學習，中國經濟發展一直在模仿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是，一個國家的發展，必須要開闊自己的思路，開闊自己的參照點，建立一個更寬泛的參照框架，只有這樣，發展才能更具持久性。

　　那為什么中國應該把印度作為一個參照點呢？因為印度發展的經驗中，有中國可以借鑒的地方。首先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這個民主制度已經存在了五十年以上的時間，盡管有時候會帶來問題，沒有辦法幫助印度人民進行快速的變革，但是，民主有他自己的特點，比如說自由感，政治渠道之外的法律的上訴渠道。

　　我們可以看到，由于沒有民主制度，中國在60年代的時候曾出現過三次饑荒，就官方數據統計，2000萬人喪生于大饑荒中。而印度，從來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饑荒。

　　但民主的真正實現是一個長遠的計劃。首先必須要有文化知識，也就是說人人都要有投票權，然后才可能出現民主的政府。現在有很多的學者，包括我，都認為不光知識分子文化能夠反映民主，能夠改變政府的結構，可能還有另一個渠道，就是擴大公共視野。通過這個渠道，來實現民主。

　　允許進行公共理辯，通過公共的辯論來形成政府的政策，中國目前是有走這條路的條件的。當然公共領域的辯論是不負責任的，比如在互聯網上發泄個人恩怨，從而造成社會不安。 反過來講如果是負責任的知識分子，利用大眾媒體，包括互聯網來發表自己的看法，發出自己的聲音，那么逐漸地，能夠影響政府政策的這種公共辯論領域就會擴大。

　　豐厚的文化資源

　　印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不光是發展模式的方面，更是生活方式上的一個特點，就是印度有著非常豐厚的文化資源。印度從來沒有出現過類似中國歷史上這種完全拋棄

傳統文化這樣的運動，而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事件，多次打破了我們的文化傳承。印度的文化，從來沒有割裂過，因此他的精神基礎，從古傳承至今，印度的舞蹈、音樂，以及宗教儀式，宗教場所，都有著悠久的傳統。

　　可以說，歷史是與集體記憶相關聯的。沒有歷史的話，一個國家就很難找到健康而具有活力的歸屬感。印度有五千多年的歷史。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超越了歷史。中國也有世界上最長的歷史發展，這種強大的歷史感是一個很大的資產。但不幸的是，自鴉片戰爭、五四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人們近期的記憶顯得非常短，出現了集體遺忘。這是一種巨大的錯誤，在中國尋求自身文化身份的時候，是一種缺陷。

　　所以在進入未來的時候，我們反倒沒有任何的歷史背景。舉一個例子，1998年，

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我代表哈佛去參加了一些慶祝活動。我當時就在想，北大是五四一代的人發展起來的，那時候的北大，崇尚的是自由，言論自由，非常具有活力。但是在

國民黨統治下的北大，已經變了樣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北大甚至從北京的中心區，轉到了原來燕京大學的校址。北大失去了連續性，歷史雖過百年，傳承性卻沒有了。同樣的，中國長遠看具有很漫長的，不間斷的歷史，但我們的記憶力卻是短暫的。中國的知識界和商業界需要認識到這點，如何在家庭，在商業，在歷史方面，來追溯我們的文化身份，是非常重要的。

　　文明需要平等對話

　　有個作家，在寫到關于中國文化的一本書時，曾經講到，文化需要進行對話。沒有對話，我們就沒有辦法調動集體的智慧來調動社會資本的力量，而文化的多樣性又使得文明進行對話的時機已經到來。那么什么是對話呢，對話的基礎是兩個平等對方的對話，對話的雙方，不能一方非常強，一方非常弱。表面上來看，我們可以看作是志同道合的同志，或者說是朋友之間的對話。

　　有一個印度的學者，名字叫曼狄，他說：“盡管我受到西方很多的邀請，但是去西方訪問，我總是感到非常的困惑，比如說訪問哈佛，每次在那兒我都能享受很好的待遇，和學校很多的政治科學家進行很多的探討。但是在探討過程中，我感到對方實際上有很多不穩定的假設，好像目前你的現實，是我們遙遠的未來，而我們現在這個現實，是你們的未來。他們覺得，像印度這樣的國家，如果說是你們接下來的五十年到一百年，努力迎頭趕上的話，你們的未來就是我們現在的現狀。我感到非常困惑，因為這樣的想法是非常的荒謬。”

　　我們說對于對方存在的承認，承認對方在方方面面和自己的不同，會逐漸帶來相互的尊重，最后會推動相互學習，互相進步。而曼狄所說的現象完全不利于全球對話的真正實現。現在，看世界有一種新的觀點，也就是說不要把對話看成是世界大同的一種工具，即勸說別人接受自己價值觀的一種工具。我們不能把他當成擴充自己價值觀的一種方式，或者說不能把他當成一種改變別人對自己文化和形象錯誤認識的工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自己個人的生活當中，我們和對方，和別人是這樣一種對話關系的話，這可能要比自己老去侵犯別人的利益，能夠取得更好的價值。

　　對于領導者，正確理解對話的含義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領導者有充分的資源和機會去發表自己的看法，他們需要理解。對話實際上也就是以寬容的姿態發掘雙方智慧的一個過程，通過對話來擴展自己的眼界，在這方面，中國就是可以把印度做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參照點。

　　(本文根據哈佛大學教授，長江商學院名譽教授、長江人文委員會主席杜維明博士在“中印企業CEO課程”上的部分授課內容整理而成。）